王羲之思想探微  

2010-08-17 08:46:09|  分类： 书法名家解读 |  标签：王羲之  玄学  庄子  思想  兰亭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羲之思想探微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自宋朝起就因疑引起论辩，至上世纪6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促成，郭沫若与高二适对垒将论辩推向高潮。兰亭论辩的焦点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该文中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阐释分歧较大。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王羲之这是有力批判了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老庄思想，“这在崇尚玄学、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显然人为拔高了王羲之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王羲之批评庄子的立足点。

　　一、王羲之没有超脱玄学

　　玄学为王羲之家族文化。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而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朝廷重臣、名士领袖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清谈家。王家玄学中的违礼、狂放在王羲之身上同样打上烙印，“袒腹东床”这一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王徽之，均放诞不羁，任情恣性。王徽之为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而“人琴俱亡”的故事，不仅生动说明了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俩的深情，更展示王氏家族作为名士溺于性情不拘礼法的风度。

　　与王羲之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是玄学家。《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安元、支道林、许询均是当时清谈名流。王羲之的另外两位好友殷浩、刘惔也均好老庄，“善谈《老》、《易》，擅名江东”。参加兰亭集会的谢安、孙绰均是玄学名士。谢安继王导之后同样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风流洒脱比王导更胜一筹，他并不认为玄学清谈会误国误民，曾反问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从《兰亭集序》及26人的诗作看，玄学依然占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不脱玄言诗范畴，大量玄学用语充实其中，例如“万殊混理”、“真契齐古今”、“遗世”、“保真”、“齐物”、“彭殇”等。而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散之在推理”等均为玄言。王羲之的好友支遁将《庄子》的“逍遥”义创解为“即色论”，主张“色是空”，“空”、“无”存在于色彩斑斓、万象纷呈之中。钱秀南提出，王羲之的“兰亭《诗》、《序》显然发挥了支遁《逍遥论》‘即色论’意旨”。

　　因此看来，这次兰亭集会是一群玄学之友，借修禊之事，赏景、饮酒、赋诗，享受人生之乐趣。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谈玄析理，他们因玄学物我同一而相知，不仅是同类，而且为好友。在这样的时节王羲之当然会发出 “快然自足”、“适我无非亲”的感慨。

　　二、王羲之的玄学思想有明显的个性倾向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云，郄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示，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方面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一方面表明终始虔诚于“五斗米道”（源于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因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方官时，实行“宽和为本”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本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 “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本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心灵情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哲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 “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因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三、王羲之否定庄子“一死生”观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的悲愤

　　让王羲之如此确定“固知”一死生、齐彭殇不真实，至少来自苦涩生活的三个方面。

　　一是生死的诀别。《全晋文》所收王羲之的杂帖，有四十多通都使用了“痛哉”、“悲夫”语义的词汇。令王羲之痛心疾首的是中年丧子玄之、官奴先后夭折。其次是他的周嫂亡故，王羲之6岁时，父亲下落不明，他在“母兄鞠育”中长大。其嫂为汝南名族周嵩的女儿，非常贤惠，待王羲之甚好。永和年间周嫂病死，王羲之多次写道：“痛彻心肝，当奈何奈何！”面对亲人的生死诀别，没有人能洒脱，虽阮籍犹不能，况羲之乎？面对那种摧心断骨的悲痛，他怎么相信生与死、长寿和夭折是一样呢？

　　二是人生的无奈。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廙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廙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嵩、周顗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顗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顗，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廙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丞。虽然“王廙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廙。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三是王羲之的郁闷。世人皆说王羲之的洒脱、飘逸，而不知其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王羲之幼时，即309年，他的父亲王旷带兵出征却全军覆没。王旷若战死，则未见赐号，若活着却又无音讯，据此后之学者推断王旷有临阵脱逃的迹象。诚如是，这该给王羲之的心灵留下怎样的阴影？而让王羲之愤慨的另一件事是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私怨。二王均齐名于当世，但两人交恶彼深。永和十年，王羲之听到王述将出任扬州刺史后，他即派一名参军至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去，成立越州。结果被派去的人领会错了王羲之的意图，未果，此“大为时贤所笑”。受此奇辱，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361年，“以愤慨致终”。人们时常被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所蒙蔽，错以为王羲之人如其书。其实王羲之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或许生活没法让他超越生死情仇。他活得真切，活得沉痛，活得郁闷。在乐与悲、爱与耻之中体悟到生与死、寿与夭的不同。因为寻求解脱，王羲之在孤寂中突围，在亲人挚友中释怀，在自然怀抱中放旷，在求仙吃药中寻求慰藉。

　　王羲之作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其思想则是黄、老用世哲学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结合起来的玄学，但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老、庄的喜恶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的直觉。作为一位天才艺术家，王羲之关注的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让他感知到“一死生”、“齐彭殇”的论调与五斗米道的教义相左时，王羲之对之当然予以否定。仅凭此一句否定庄子的话，就拔高王羲之的思想，把他凌驾于时代之上，显然是不真实的。

　　原载《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