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观的思想内涵

• 日期:20100619
• 作者：王修智
•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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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来 图/谢正军 师之过？生之过？图/王伟宾     □ 王修智

    从古圣先贤对师道的论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师道观的大体轮廓。这里，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一下传统文化师道观的思想内涵。

    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的推动。一个繁荣的社会必须充满高素质的人。培养高素质的人离不开高素质的教育。学会如何做人，乃人生之第一要事。而传统文化恰恰是“齐之以礼”的文化，是教化人的文化。可见，社会依托于教育，教育是社会的根本。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种现象，即从先秦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往往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教育成为古代政治、经济最后的希望。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同样如此。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教育是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实现理想政治的重要方式。孔孟也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孔子认为，教育本身就是政治，教书育人是影响政治、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

    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教育同样受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所支配，要受他们的思想所支配，受他们的经济力量所支配。

    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制约表现在，规定谁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规定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比如，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三代，文化教育完全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所谓“学在官府”是这一时期教育的显著特征。再如，孔孟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即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其教学内容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孟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推崇“孝悌”教育，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决定的。《大学》提出：“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同时强调“上所施，下所效”，只要统治者做出表率，百姓自然就会跟从、仿效。这样就会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中国古代教育以国家办学为主，教育设施与行政设施相适应，地方官吏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万民的教师，担负着本地教化重任，负责向中央推荐人才，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阶层，教育本身显然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所决定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就是与选拔和培养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相适应的“政教合一”制度。

    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巨大反作用。政治、经济决定教育，教育又对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教育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齐、鲁两国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史记》有“ 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等记载。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与当时两国的文化教育极其发达相联。

    从教育为政治服务方面看，孔子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传播到弟子、民众中去，这样就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奚其为为政？”就是说，通过教育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尚传播开来，就会影响社会风气，影响政治，这本身就是为政。从孔子培养弟子的目标看，强调“学以致用”，就是按照从政的标准来培养的。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 孔子曰：“ 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他的弟子已经具备了果断、达理、多艺这些品质，达到了从政的标准，有机会的话，完全可以去从政。

    从教育为经济服务方面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使百姓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即“庶—富—教”的思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由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表明孔子把人口、富庶、教育，当做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千百年以来，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商闻名全国，为齐鲁大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儒商，就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而渗透到儒商骨子里的正是儒家教育所倡导和躬行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

    荀子更是把教育提高到了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兴衰的高度。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

    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有人，才有人类社会，才有人类的文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孤立的、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什么是人？《尚书·周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首先属于天地生化而成之万物，也是万物之中最秀灵者。

    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教育入手，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意义的。周朝的“礼崩乐坏”，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缺失，是人心缺乏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把重视“人”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主要原因。儒家关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的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强调，教育是改变人之本性、促进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且孔子本人的智慧也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的教育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侧重于知识传授和道德教育的“大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又有侧重于技能培训的“ 小六艺” ，即礼、 乐、射、御、书、数；孔子的治学态度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教学方法则是“因材施教”、“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教学。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是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即所谓圣人、君子、仕、成人。

    《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身是治人的前提，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孔子教人总是从孝悌忠信入手，最看重的则是“孝”的教育。《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可见，儒家对人的教化的根本是“孝”。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因此，理解了“孝”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育人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中国人祭祀祖先，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自然“做人”就没有问题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会井然有序了。

    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历来重视德育，在教育教学中始终把德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论语》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强调“养吾浩然之气”。《三字经》有“教之道，德为先”的说法。他们所倡导的德育内容主要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尊礼而重信”的文明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百善孝为先”的伦理精神，“以义制利”的取财有道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等等。儒家倡导的德育体现了传统文化崇高的道德意境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关于智育教学的内容十分宽泛。 孔子主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后来，儒家形成了一整套的教学模式，学生一般是先从启蒙读物学起，主要是《老子感应篇》、《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朱子家训》、《格言联璧》、《增广贤文》，称“七小经”；再学《四书》、《五经》、《孝经》；再学诸子百家。最后学诸史，如《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当然，教学的许多内容同样也包含德育的成分。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强调德育与智育并重 ，不偏不倚 。 《 论语》谈学习，从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如孔子对弟子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即所谓“孔门四科”。显然其教育分科是德智并重的。当然，具体到某个学生身上，则可能德智各有所长短。如《论语·先进》记载，孔门弟子中，德行科最优秀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最优秀的是宰我、子贡；政事科最优秀的是冉有、季路；文学科最优秀的是子游、子夏。而孔子恰恰抓住这些特点，“因材施教”，充分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取长补短，全面发展。

    孟子在论述教育方式时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显然所谓的“君子之教”，既强调成全品德，又强调培养才能。

    《学记》在论述不同年龄阶段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时提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 其中，“ 离经”、“敬业”、“博习”、“论学”，偏重于学生的学业水平，可视为智育的范畴；而“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则涉及到学生品学修养的各个方面，可视为德育的范畴。可见，《学记》同样不是重智轻德，也不是重德轻智。

    从教师的职责看，《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教师三个方面的作用中，“传道”是传授儒家之道，主要是“ 四书” 、 “ 五经” ，侧重于德育；“受业”，是传授“六艺”等技艺，侧重于智育；而“解惑”则是亦德亦智，既解做人之惑，又解学业之惑。


引文来源  师道观的思想内涵-大众日报数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