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主义具有天然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天然不是在中国，但中国天然地适应马克思主义。

一是相同的道德基础和道德追求。“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述的是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区别的集体主义观念。它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否定了个人本位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制度的选择，还不如说它是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的取向。这种相同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的道德基础。西方个人主义精神不合中国道统。个人主义是西方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则强调的是，“心忧天下”，“克己复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存天理，灭人欲”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本位主义思想，明显地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自然容易与中国传统道德融为一体。

二看相同积极的处世精神。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体现了匡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关怀。它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求“治国平天下”，指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马克思主义更是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奋斗的终生目标，并以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把这个奋斗目标理性化、制度化。它们对人生、对社会积极进取的态度是一致的。

三为类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朴素唯物论可谓源远流长，从上古的“五行说”，发展到以王安石、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唯物主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同唯物主义同样久远，往往是相伴而生，可以说辩证法思想贯穿百家之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物壮则老”，“一物两体”，“物必有对”，这此辩证的观点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不感到陌生。

四有相似的社会追求目标。美好的，理想的社会，是不同民族人们的普遍追求。在一个民族的社会思想体系中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儒家思想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模式。大同世界的思想是在《礼记·礼运》中提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两千多年来，大同理想已成为全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从陶渊明的“桃花园”，到康有为的“太平大同世”，从洪秀全的“公平正达之世”，到孙中山的“大同”说，以至到1919年毛泽东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影响下提出的“新村计划”，无不以大同社会为蓝图。而历代农民起义“等贵*，均贫富”等口号，也寄托了农民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大同世界对于中国农民的号召力，就相当于在农民起义中作这样的宣传：“在这个革命中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已深化到各阶层人们的心中。有学者对它进行了社会主义式的分析，我看有一定道理，故作了一定的“发挥性”总结于其下：

（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有强烈的以天下为集体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大胸怀，以及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超前思想。不但有，甚至还有点极“左”——天下为公！

（2）政治上民主。“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公务员选举产生，诚实守信，执政为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3）经济上公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为商品，只有实行了公有制，才可能不将商品“藏于己”。

（4）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方面，人人团结友爱，亲密无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5）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社会关照。“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可以看出，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当然，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对，但它们的对于未来社会目标的趋同性，使经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们倍感亲切，在当时纷纷涌现的各种新思潮和救国主张中终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得民心者得天下”，使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目标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急不可耐”地建立起来了。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和积极进取精神，有着类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理想。这种内在精神联系的一致性使马克思主义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发展接受并认可。

说到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这里，不得不谈谈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反传统的一面也不过是以一种传统反另一种传统。毛泽东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更体现了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的个性就是传统文化的个性。毛泽东熟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诗词曲赋、小说野史，在其著作中也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而且富有创意。对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诗人的角色，我甚至更愿意相信在其本质上是个诗人。毛泽东的一生是充满激情的一生，也是属于诗人的一生。至于其写诗，仅仅是诗人气质与诗人特性的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已。写诗、革命、斗争、乐观、理想主义、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极“左”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躁动不安，激情澎湃，这一切都是属于诗人的。文革时期，理想主义达到极致，诗人的气质也发展到了顶峰。如果只把毛泽东理解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理解成一个受外民族的影响者，就无法理解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我觉得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共产主义社会和阶级斗争，可以说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论是作为目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作为手段的阶级斗争，都体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有着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清醒认识，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和纯粹化。在此以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为例，略加论述其共产主义追求过程中的中国特点。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经书和小说野史是其成长的“一正一邪”的传统精神资源。毛泽东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说：“我在他（此指杨昌济。笔者注）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心之力》突出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说和道德观念。在社会理想上，毛泽东热烈追求“大同”，欣赏康有为的大同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毛泽东的大同情结与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无关系。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只能作为鼓动人们革命热情的宣传口号，因为它毕竟属于将来。一个清醒的革命家、政治家，应当明确当时最为关键的紧要的任务是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最为需要的是制定一些具体的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制定一些具体的革命的路线、纲领和方针，这时主要的不能是梦想共产主义。通过革命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疑是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然而，如何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去寻找，也没有走别人成功的经验之路，而是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斗争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更体现了现实国情和传统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农民起义的胜利，可以说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形式”（具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科学的革命理论，符合历史潮流的革命目标）。刘少奇曾说，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也或许可以说，“越是毛泽东思想的，就越是马克思主义的”。

建国后，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体现，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上。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实践上，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思想和政策，每一步也都具有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借鉴了苏联经验，但主要还是中国式的改造道路。1956年底，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和苏联闹翻后，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压力，只好关起门来搞建设，更得要走自己的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毛泽东心里，总有一种暗流涌动，也就是所谓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思想和认识，也许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认识”更能反映毛泽东的一些特点。人们把这时的毛泽东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或平均主义、或民粹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者，不可否认，这些都多多少少说明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状况、心理特点，反映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情感。毛泽东最大的失败就是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异己，是场权力斗争，而这几乎是社会上普遍的看法，肤浅粗鄙之极。如果毛泽东是为排除异己、争夺权力，根本不必采用发动全国人民，历经十年的政治运动形式，客观地说，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何必这般劳师动众呢？其实，毛泽东一直都注重人的思想、道德与精神世界的改造，他是想通过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改造人们的思想，改造人们的世界观，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秩序，塑造全新的具有高尚道德人格、道德情操的共产主义新人，并认为这是迈向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一步。他这一思想、行为本身具有浓厚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其晚年的一句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表现了他强烈地建构传统的理想人格和道德社会的愿望。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治家，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者，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属于中国，是“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它是对中国国情的概括。

总结以上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中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谋而合，真理相会在金字塔的塔尖上。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中国的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化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最适宜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人们心理、思维习惯。所以，不管当年毛泽东是如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也不管小平同志如何提倡“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也不必管现代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显得“特立独行”，中国都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能坚持住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中国在走“自己的路”。黑格尔曾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我们有历史。我们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现实中就有过去，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和民族性，一切都是历史的。为了说明现在和历史的关系，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在二千多年封建制度和专制传统的影响下，“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虽然已生活在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总是不能消除，老百姓怕官、恨官又想当官。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人们见了官员不必再磕头行礼，但是人们的精神和尊严在权力面前并没有站起来。丁不点儿大的权力就能压死你，丁不点大的权力就能吓死你，丁不点儿大的权力你就感到很畏惧！你就是不承认，你不要不承认。没有想任何批评的意思，我只是想客观地了解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与关系，有时真的搞不清自己到底是生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制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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