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木水字旁的男孩名字:白先勇解读国共内战:战后东北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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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解读国共内战:战后东北之争(上)
2009-06-17 18:48:25 来源: 网易历史本文节选自白先勇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白崇禧
战后东北之争(上)
白先勇
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因《温故》篇幅所限,此次刊出有删节。
——编者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
——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黄克诚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
“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第一是逃兵问题。9月7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11月15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
其次,中共部队组成分子良莠不齐。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e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底,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邀蒋经国先往。
自1945年末至1946年初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前后抵达东北的国军部队如下列次序:1945年11月,十三军,军长石觉。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1946年1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同年2月,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3月,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4月至5月,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5月,九十三军,军长卢泉。
此外,尚有青年军的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四平街会战”之前,国军出关共七个军,约二十八万人,由美军协助,从越南、缅甸以及中国西南边域,海空运到东北。
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便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秦皇岛,指挥国军部队进占东北。由于共军捷足先登,南满的中小城市多被占领,国军入东北,是一站一站硬打进去的。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先抵秦皇岛,因十三军乃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杜聿明指挥这两个军,自11月中旬从山海关沿北宁铁路北上,
国军攻占锦州之后,继续往北扩展,占领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攻进北票、朝阳。1946年1月,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2月,十三军八十九师,向法库冒进,与共军新四军三师激战于秀水河子,八十九师折损一团人,是国军出关后,第一次受挫。但同时国军第六军等其他五个军,已陆续进入东北,国军势力大增,关外国共战争,乃转剧烈。
苏联向国民政府索取东北经济利益不得逞,国民党内由CC派主导的反苏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中苏关系恶化,国际上美国领头向苏联施展压力。
马歇尔调停
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于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由于认知偏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当然便有了严重缺失。马歇尔奉命使华,主要任务是强迫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以政治协商谈判,消弭国共军事冲突。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马歇尔组织联合政府头一宗要务是欲将中共军队国家化,将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建制,这无异要中共缴械,是与虎谋皮。日本甫投降,共军总司令朱德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军事夺权,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于谈判,毛泽东说得最清楚不过:“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马歇尔调停初期,中共军事还未占上风,所以愿以谈判争取时间。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氏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使之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1946年10月起为时八个月,马氏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华,让国军吃足苦头。但共军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中共并无拘束力,这乃是他调停失败的症结所在。魏德迈对马歇尔赴华调停的任务,一开始就不看好,他对他的上司有这样的批评:
“马歇尔主要是一介军人,他对国际斗争之复杂性所知有限……尤有进者,马氏奉命抵华之时,早已身心俱疲,对当时情况无法做出正确评估。”
魏德曼的话说得很重,但颇中肯,马歇尔的确对当时中国情况缺乏深刻了解。1946年4月,马歇尔回美述职后重返中国,21日竟向蒋中正呈递备忘录,宣称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当年蒋中正与史迪威翻脸,主要原因之一即为史氏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抗日。事实上,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共军自从出关以来,一直到“四平街会战”(中共称为“四平保卫战”)以前,其主要战略是“且战且退”,与国军交战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避免与国军正面冲突,不作无谓牺牲。盖因共军初出关外,尚未建立根据地,群众基础不稳固,军队的装备亦不充足,面对美式机械装备的国军,军火及战斗力均占下风,因此山海关、锦州等役,共军皆主动弃守,且战且退。可是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会战开始时,毛泽东信心十足,意兴风发,满以为在四平能重创国军,使“四平保卫战”像西班牙内战共和军死守马德里一般,蜚声国际,令中外瞩目。
但东北战场上的共军将领并非全部赞同毛泽东保卫四平的乐观看法。首先,“东北民主联军”统帅林彪在会战前对死守四平便有疑虑,
“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
林彪此时的看法其实十分正确,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谏的原新四军将领黄克诚在会战当中,还不断向中央呼吁,弃守四平、长春。5月12致中央电中,他首先向毛泽东陈述中共部队伤亡耗损的实情:“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黄克诚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毛泽东不理睬黄克诚,也不回电,却一直电令林彪“坚守四平”。
中央军王牌尽出
国民党政府这一边对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国军自出关后,向北进展迟缓,虽然与共军冲突不断,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过主力大战。国军最初出关只有两个军,至“四平街会战”前夕,已增至七个军及青年军二○七师共二十八万人,兵力骤增,与共军人数相差不远。起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等于是共军的保护伞,国军有所顾忌,避免与共军大打出手,自3月中后,苏联红军开始逐渐撤退,而共军乃乘机进占各大城市,国共两军短兵相接,大战已不可避免。
当初马歇尔来华调停,于
“(一)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二)四平街会战后,视战果及甲军情况,趁势收复公主岭、长春、辽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暂取守势,抽出有力一部先击破张学思部,收复本溪湖。”
蒋中正与毛泽东对四平街之攻守战下了一样大的决心,二人最后的目标都在长春。
“此次前进应特重空军充分之准备与陆军之切实联系,为解决目前战局之唯一要旨,无论对南对北,各阵地皆应集中空军全力用于一点,俾我陆军奏效迅速也。”
同日又电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东北作战,“我空军应全力以赴之”。
“四平街会战”,国军空军倾巢而出,发挥了巨大效果,在本溪重创共军。陆军方面,国军也可谓精锐尽出,七个军有五个军是美式机械装备,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之两个主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为国军将领中受过最完整现代军事教育的将领之一,抗战期间,以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率新三十八师,于仁安羌一役以少击众,打败日军,解救被困英军,蜚声国际。魏德迈对孙立人推崇备至,认为孙立人是他所接触过的中国将领中,最杰出的军人,他称赞孙“有统御的特质,通晓现代军事战术与技巧”。24新一军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度蓝伽接受史迪威整训计划,受过严格之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全由美国供给,是中国一支最现代化之军队,反攻缅北诸役,战果辉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六期,后又保送至法国圣赛尔军校深造,资历与孙立人相当,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严格完整现代军事教育之将领,抗战期间参加“昆仑关大战”、反攻缅北等战役,战绩彪炳,曾获国民政府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所率新六军与新一军并驾齐驱,乃国民党中央军中两支“王牌军”,是“四平街会战”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队第七十一军亦非弱者,军长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骁勇善战,是国军中有名的猛将。陈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军抗战期间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军赞誉。而统率此三个军攻击四平街之主将杜聿明,毕业于黄埔一期,更属所谓“天子门生”,向为蒋中正所倚重。抗战时期杜聿明曾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为当时国军唯一机械化之部队,杜氏以指挥“昆仑关大战”,奋勇克敌,而名重一时。后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远征缅甸,战后蒋中正选拔杜聿明担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重任,亦可见对杜氏寄望之隆。
国军出关,多由美军军舰及飞机直接运输,并未像共军经过艰苦长途跋涉。初出关时,国军将士斗志高昂,由山海关向北挺进,一直是采取攻势,至“四平街会战”前后,这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东北国共战争中,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期。
攻打本溪
蒋中正鉴于马歇尔由美返华后必然又将施压令东北国共军队停战,乃下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限其
进攻四平
当初
以新一军及第一九五师为中央兵团,由沈阳沿中长铁路攻击前进,新六军及第八十八师为右翼兵团,由本溪经西丰、平冈迂回四平侧背策应;第七十一军为左翼兵团,于秦皇岛登陆后,由新民经法库攻击四平侧背。
3月下旬至4月初,正是辽北地区化雪季节,沿途道路泥泞,国军都是美式机械重装备,车炮运输不便,又遭共军节节抵抗,进展迟缓,一直打到
(一)本溪之共军已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溃退。现我第六十军一部及第五十二军主力在营口、海城、连山关间占领阵地搜索警戒中。四平街之敌约三个纵队,现在老爷岭、四平街、旧四平及昌北以东赵家沟、任家屯一带占领阵地,顽强抵抗,与我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对峙中。
共军之一部约两个纵队,在中长路以东南下与我铁岭、开原之第一八二师、第八十八师及第一九五师发生局部接触,有切断中长路的企图。
(二)我军以击破四平街之敌,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之目的,于
(三)右翼兵团(新六军除第八十八师)于13日在郜家店、莲花街、大台子山一带就攻击准备位置,于14日开始经西丰、赫尔苏向四平街之敌左翼迂回包围攻击前进,以一部协同第一九五师(该师由指挥所直接指挥),迅速楔入敌左翼阵地哈福屯、老爷岭、三不管屯高地,主力指向赫尔苏、公主岭攻击前进。协同中央兵团将敌包围于辽河套内歼灭之,尔后继续追击前进。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南辽河套内;第二到达线:梅河口、海龙、磐石、双阳、长春;第三到达线:小丰满、永吉、其塔木及松花江东岸要点。
作战地境线:开原、大台子山、哈福屯、公主岭、长春、九台、其塔木之线,线上属右翼兵团。
(四)中央兵团(新一军)于十四日由现地发起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与左右两兵团协力将敌压迫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第一到达线:公主岭以西小城子;第二到达线:长春以西双城子之线;第三到达线: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岸要点。
作战地境线:旧四平、榆树台、山城子、双城子、农安之线,线上属中央兵团。
(五)左翼兵团(第七十一军,欠第八十八师)于14日由现地发起攻势,协同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敌后,即转向三江口、郑家屯方向追击前进,并确实占领郑家屯、双山,肃清附近之敌。
令下后,14日,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国军各部队分三路向四平街共军大举进攻。
父亲奉命东北督战
原先蒋中正曾下令东北行营,限其
次日,
父亲此一当机立断的决定至关紧要。杜聿明虽有追击共军直取长春的决心,但中央当局的命令他不敢违反。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本来就授有见机行事的权宜。父亲当然也了解蒋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长春。进攻长春有所顾忌,是怕国军力有不逮以及与苏联红军起冲突的危险。可是父亲见到林彪军队已经溃败,狼狈情形,出人意表,正应乘胜追击,良机不可错失,乃遽然独断下令,命杜聿明继续追击。杜聿明有了父亲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击,继续进军长春,并在追击途中,造成林彪部队重大损失。
19日晚,父亲回到南京即向蒋中正主席面陈,报告林彪部队溃败实况,力主继续攻取长春。蒋当时尚颇犹豫,诘问父亲: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之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当之如何。父亲以为林彪部队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又问,如果红军再回来,又当如何。父亲分析当前情况:按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照规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头,则中国政府不应负责任,而是联合国的国际问题了。蒋闻言,当场未置可否。
同日(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
父亲力争:“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蒋说出心中疑虑,父亲停留东北,继续战共,怕马歇尔责怪。
父亲又力辩:“马歇尔责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蒋仍坚持要父亲即日回返南京,就职国防部部长。父亲无奈,只得离开长春。
父亲北伐任参谋长、抗战任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又任国防部部长,中华民国三个重要战争阶段,父亲都同任蒋中正的军事幕僚长,在北伐抗战的紧要关头,父亲向蒋氏提过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曾获采纳。
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
共军溃败实况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共两军开战之惨烈状况,以及林彪部队被击败后往哈尔滨急速撤退遭国军穷追猛打之狼狈情形,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宣扬。国民党“剿共”打胜仗时,报纸照例会大登特登。但当时马歇尔正在南京施压要国军东北停战,因此有所顾忌,不便张扬;共军吃了败仗自然不愿声张,尤其当时周恩来正在设法谈判停战,以便东北共军有喘息机会,所以对马歇尔更要隐瞒四平战败真相。马歇尔也竟然被瞒过,认为共军主力并未击散,对国军以武力占领东北毫无信心,所以亟力主张停战。但苏联的情报却较正确,国军进占长春后,斯大林态度大改,频频向蒋中正示好。
“四平街会战”林彪部队溃败,整个东北共军所受到之冲击及其损失之严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后,中共公布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一些将领、干部的回忆录及中共党中央毛泽东与林彪等人互相来往的密电,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记载:“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33
这里所谓“伤亡八千”,应该是个偏低的数目,韩先楚等人的回忆皆称此八千伤亡战士为“老骨干”,意指从关内调来的老干部、士卒。共军到东北后也收编了不少伪军以及当地的新兵,这些人的伤亡还不在此数,恐怕人数并不在“老骨干”之下。其他损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数也不少,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损失三分之二,相当可观。黄克诚一向爱说真话,国军占领长春后第二天
“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了三次……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
黄克诚列举的伤亡数字是一万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满本溪之役还未算在内,防守本溪的共军亦有十万余,战况同样激烈,尤其国军空军猛烈轰炸,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林彪亦承认“四平保卫战”共军伤亡重大:
“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国民党估计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共军伤亡的数字是四万人。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毛泽东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来就准备牺牲数万人。林彪四平兵败,果然损失数万共军,而四平并未守住,四平街并未变成“马德里”。
“准备游击放弃哈齐。”
毛泽东考虑了两天,终于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此时,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共军老干部都说,国民党没过松花江向北进攻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蒋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会战”呢?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
“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
中共“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孤注一掷,不仅输掉了四平,很可能连整个东北都险些给输掉了。但蒋中正颁第二次停战令却让了毛泽东一着棋,毛泽东终于把东北这局险棋扭转乾坤,反败为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