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人生4药草学技能:第十七次世界经济危机（即大萧条，1929年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在1929年11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后，西方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心理恐慌造成的，股票市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再宣称，股票市场的毛病不久将会治愈，重新走上轨道。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正是这样一场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西方其它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资金流入和向美国的商品输出。这些国家一旦失去美国的资金和市场，也就随之被卷入了经济危机。接着，西方工业国又把经济危机扩散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工、农、商业旷日持久的危机，终于导致了金融大混乱。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因无法收回对本国和东欧各国企业的贷款，1931年5月宣告破产。这马上在德国引发银行存户挤兑存款风潮，国民银行等大银行因而倒闭。英国也出现了纷纷向银行提取黄金的风潮，7月中旬至10月外流黄金价值2亿英镑。9月下旬，英国宣布废除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停止兑付黄金。接着，其它一些国家也废除金本位制，西方的货币制度开始崩溃。

欧洲的金融风潮波及美国，储户纷纷向银行提款。1933年初，18000多家银行共吸收存款410亿美元，而库存现金还不到60亿美元，根本无法应付储户提款。到3月初倒闭银行6000多家，美国公众人心惶惶。

西方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尽量把危机后果转嫁给本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在拉丁美洲，从美国进口的农业机械和汽车的价格下降10—15％，而出口的可可豆和咖啡的价格却下降了50—70％。即使如此，仍有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西方各国同时又极力把祸火引向他国。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关税平均提高了20％以上。其他各国也相继提高了关税，进行报复。除关税战外，各国还展开了货币战。倾销战。从英国废除金本位制，英镑贬值开始，56个国家相继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日本甚至让日元贬值近4O％，借以大幅度降低棉纺织品等出口价格，向世界各地大肆倾销。

1932年7～8月，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政府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英帝国经济会议，在会上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英国同意自治领商品免税输入，各自治领也降低或免收英国货关税。英国的行动加剧了经济集团化趋向。

英、美、法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分别形成了英镑、美元和金本位集团。日本力图通过侵略战争，扩大日元集团。德意也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高筑经济壁垒和经济集团化妨害了经济交往，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

危机持续的时间过去一般是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左右，而这次危机却长达四年。危机以后，进入了萧条时期，此后的两三年内，经济只有少数活跃和回升，没有出现复苏和繁荣。1937年便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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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大崩盘或许是金融世界遭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致命一天到来前的18个月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牛市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随着投机者大量蜂拥进股市追求快速、大量的利润，一些主要工业股票的价格竟翻了一倍多。一段时间以内，每天的成交量多达50O万股。随着投资者大把将钱撒进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从利润较低的投资领域撤出转向股市。欧洲的资金也洪水般涌进美国，银行总共贷款约8O亿元供给证券商用以在纽约股票市场进行交易。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之后不久，曾试图通过拒绝借款给那些资助投机的银行来控制股市，但股价仍不断猛涨，到1929年9月3日到达历史最高点。当天一天的成交量便超过800万股。
同月，股市价格首次开始下挫，但专家和政府的声明却向公众保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他们大错特错了。在10月24日，股市掉落到谷底。随着股市以平均每天18点的速度狂泻，惊慌失措笼罩了华尔街。由于投机者们蜂拥着争取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卖出手中的股票，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已跟不上股市迅速下跌的行情。仅10月24日一天，便发生了1200万笔交易，一个由银行组成的联盟迅速采取行动以控制局势，但这仅仅是暂时的拖延。股价不久便又开始了无情的下跌，到10月29日甚至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随着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缩减超过2/3，在大崩溃的头一个月便有260亿美元在股市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但这仅仅是大萧条的第一轮可怕打击。

过去，美国也曾经历过股市恐慌与金融萧条，但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对美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紧接而来的大萧条将使大部分人身陷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繁荣。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经济停滞，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相反，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种极不平衡的繁荣终于以一场大萧条告终。

从技术上看，一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学、电气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三倍，达到平均每六人一辆汽车的水平，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 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炼油业发展迅速，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 1929年的4.39亿桶。汽车轮胎的需要推动了橡胶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船舶市场主要为英国和德国所占领。制鞋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产量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农业也长期萧条。一方面欧洲各国保护本国农业，建立保护关税，另一方面靠廉价劳动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1929年美国出口小麦价值仅为 1919年的1/3，肉类仅为1/9（1919年小麦出口值为10亿美元，肉类出口值为7亿美元）。然而，农业萧条却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农场主人数减少了50万，农场规模迅速扩大。1930年，全国600万个农场中300万小农场仅生产了11%的农作物。此外，煤炭工业受到石油工业的替代，铁路运输受到汽车运输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铁路运输业的就业人数从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

但是，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和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德国巨额外债。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 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 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法国的情况特别好。法国得到了德国81。51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又收复了煤钢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对萨尔产煤区15年的代管权，并夺取了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叙利亚、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统治权，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使法国工业和农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与美、英两国相比，法国重工业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生铁产量从1919年的133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1036万吨，钢产量从1919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972万吨。汽车、电力、化学等新兴工业发展更快，汽车产量从1920年的4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25万辆。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法国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用低定价的法朗打开国外市场，法国出口猛增，至1923年时，已超过进口5倍之多，进出口总额则从1918年的270亿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亿法郎。巨额贸易顺差加上投资利润回流，黄金大量流入法国。1928年以后，法国拥有的黄金仅次于美国。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 1930年时的8%。

意大利也不错。1925年的工业生产是1922年的157%。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都进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法国，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时，意大利的汽车年产量才达到5.4万辆。

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 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

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在短短三年投资热潮后，从1927年起，德国工业危机已经开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债务和赔款偿付，德国国内市场狭小，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必须在高速出口增长中实现。然而，美、英、法等国既要德国的赔款，又拒绝进口德国的工业品，使德国的巨额投资利润无法实现。1929年 3月，英国裴熹爵士在全国贸易会议发发出警告说：“我们正遭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威胁。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以致债务国无法还债，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机。我们现已无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溃。那些贷款国家的钱收不回来。”

这场危机果然爆发了。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从那时起至1932年，纽约股票价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证券贬值总计840亿美元。纽约股市跌暴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1930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美国是债务繁荣的受益者，也是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 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 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 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 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应该承认，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 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与德国相比，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也转入战时计划经济轨道，美国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

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 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 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总的来看，危机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调整了各国经济的相对地位。英、德、日等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及时正确，其国际市场份额提高；美、法两国的应对措施则显得迟缓、乏力，国际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美国的损失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于 1913年时的36%。美国所拥有的巨额战债化为乌有，外国投资大量抽回，1938年，美国国外投资存量减少为115亿美元，比1929年减少三分之一。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也急剧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国的进口份额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国则依靠其广大的殖民地夺回了世界贸易总额的首席位置。英联邦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德国也在其统治区及殖民地（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实施贸易封锁。在亚洲市场上，美国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日本和德国。美国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重新夺回失去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再度称雄世界的。
回答者：蓝色的流浪者 - 试用期 一级 3-18 00:21
1930 年11月，法国乌斯特里克银行宣告破产，标志着法国经济危机的开始。接着，大批银行与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12月失业人口还只有12000人，翌春猛增至5万人。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危机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使斗争日趋激烈。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后果展开了顽强斗争。在城市，广大工人和公务人员等主要是反对降低工资，要求取消间接税。在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人也开展反对政府农业政策的斗争。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都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先后下台，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其中，塔迪厄、赖伐尔各领导过3届内阁，他们执政期间，法国政局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他们对内采用紧缩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转嫁危机，如缩减公务人员工资、减少各种抚恤金、补助金。同时却拨出巨款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难关，并且用秘密基金资助一些法西斯组织。对外继续孤立和反对苏联，主张同德意接近和亲善。更有甚者，塔迪厄在1932年2月第三次组阁时，公然主张建立“强力政权”，力主修改宪法，使国家机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一主张一出笼就遭到左翼力量的一致谴责。在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塔迪厄企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实行公开反动统治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固定汇率制度是货币当局把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加以基本固定，波动幅度限制在一定的、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下的汇率是在货币当局调控之下，在法定幅度内进行波动，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

浮动汇率制度一般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相对于固定汇率制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的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在这一制度下，外汇完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种特殊商品，汇率成为买卖这种商品的价格。

不同的汇率制度在面对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候表现不同。一般而言，选择浮动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而选择固定汇率，则需要政府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

“三元悖论”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只能同时达到两个。事实上各国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

目前，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尚无定论。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浮动的汇率可以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3)干预减少，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更具有透明性；(4)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人们对浮动汇率也有一些顾虑:(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2)由于汇率自由浮动，人们就可能进行投机活动；(3)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满足这些要求。

固定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将降低；(2)汇率可以看作一个名义锚(nomina l a n c h o r )，促进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但固定汇率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1)容易导致本币币值高估，削弱本地出口商品竞争力，引起难以维系的长期经常项目收支失衡；(2)同时，僵化的汇率安排可能被认为是暗含的汇率担保，从而鼓励短期资本流入和没有套期保值的对外借债，损害本地金融体系的健康。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必须要么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否则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如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要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manage d f l o a t i n g )。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可以依靠三种工具，一是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对冲性干预；三是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这种制度既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能使汇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内、外部的冲击，同时还可有选择地部分放开资本账户，使资本流动处于可控的状态。目前我国实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日本的经济泡沫
当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在1989年最后一天破灭时，它标志着日本“增长奇迹”及其20多年海外商业快速扩张的终结，转而陷入一轮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萧条时期，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遭遇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

一、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开始急剧升值。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但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或金融的措施使国内需求大增。

（1）由日元升值走向“扩大内需”。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时也迫于美国政府要求日元升值、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及实现贸易平衡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土地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机热，投资膨胀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

（2）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拉动“有效需求”膨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增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在经济一派繁荣的氛围笼罩下，企业和消费者变得更为自信、乐观，投机变得更富激情、大胆，东京的房地产与股市一并上涨不止。

（3）“流动性过剩”为股市“火上浇油”。一向保守的日本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缓慢展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80年代中后期这一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二、日本经济泡沫的主要表现

1988——1989年，公司投资急剧膨胀。伴随高股价，新股票发行的快速升值，当银行在不动产方面寻找资金投向时，股票发行便成为公司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反过来，公司利用它们持有的不动产进行间接的股市投机，从而形成了不动产与股市双重泡沫——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及日经225股价指数持续暴涨。

（1）股价持续猛烈暴涨。1985年末，日经225股价指数收于13083点， 1989年末收于38916点，四年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197.45%。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继续膨胀至896万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

（2）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两大根本“支柱”。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调查，日本6大主要城市的商业区地价指数，若以1955年为100，到1965年则上涨超过了1000，到1988年则超过了10000，也就是说，日本城市房地产价格在33年间上涨了100倍，而同期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上涨却不足40倍，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不到20倍。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

1990年，随着日本股市泡沫的率先破灭，日本房地产泡沫也随之破灭。

三、泡沫经济对日本的沉重打击

1989年5月，政府紧缩其货币政策以抑制诸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然而，更高的利率使股市螺旋向下。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1）银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在日本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始终是充满激情，并推波助澜，且从中大为受益。然而，双泡沫破灭的同时，日本银行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的报复与打击。股市暴跌，上市银行再融资受阻；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动产贷款成为呆帐；企业效益徒降，银行不良资产剧增。80年代的泡沫经济直接为90年代中期日本银行赤字风暴与金融危机埋下了历史隐患。

（2）证券业出现空前萧条。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日经225指数一路直线下跌，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直到2000年底，当欧美股市及新兴股市均纷纷上涨至历史新高时，而日经225指数却低收至13785点。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经历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萧条。 2003年4月28日，日本股市更是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7607点。2006年底，当大多数欧美及新兴股市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时，日经股市才终于缓过气来，便勉强收在了近五年来的新高点17225点，与历史最高点38916点相比，却相去甚远，大致相差约21700点。

（3）对企业与消费者的猛烈冲击。虚假的繁荣背后，其实是由企业和消费者来承受这一切后果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直接打击了本国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投资信心严重受挫，企业不良资产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剧增，个人消费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失业增加，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而且就连这1.1%的增长也是日本政府累计10次动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景气对策”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才勉强获得的。由此可见，日本人要想再次见到80年代中后期平均5%的经济增长已是十分困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