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先生去野餐故事视频: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的资源省变成了问题省？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的资源省变成了问题省？

（2012-01-10）

　　自然资源在中国各省分布很不均衡。随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自然资源对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不难理解，资源省份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过，中国的资源省份越来越成为问题省份。人们不难在一些资源丰富的省份例如山西、新疆、内蒙古、贵州等观察到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这些地方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人才资源严重缺乏。很多地方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仍然停留在相当原始的水平，技术成分很低，不需要掌握现代高科技的人才。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地方中产阶级缺失，收入分配分化严重，一部分人过于富裕，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消费不足，仍处于贫困线的边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不少。

　　各方面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除了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腐败外，这些地方的腐败尤其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上，不管开采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腐败表现为方方面面，例如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自然资源开采权，不能提供有效的生产安全，对工人的高强度剥削等等。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社会的高度不稳定状态。不稳定表现为隐性的和显性的。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年来很多群体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就是和自然资源的开采有关，并且这些事件因为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容易演变成为民族问题。在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山西和贵州等地区，不稳定的隐忧也越来越甚。尽管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方式和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一，但结果是趋同的，那就是，所有资源省份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经济学上，人们有“资源诅咒”的假设，就是说，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往往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开采，导致产业单一化，各方面的产业发展很不均衡，工业化尤其是加工业发展程度很低。同时，因为资源的开采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腐败和收入分化都非常严重。资源开发也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从简单的资源开发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润，资源开发往往成为各种力量争取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更经常导致种族之间的冲突。如果资源丰富地区又是少数族群居住地区，那么由资源开采而导致的冲突，也很容易演变成为少数族群“独立”或者“分离”运动。

　　很显然，资源既是一个地方发展的优势，又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世界各国都想方设法，在把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同时把劣势最小化。中国的资源省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除了上述这些普遍的因素，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和很多中国所特有的制度因素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因素。

没有解决计划经济遗留问题

　　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资源省份理所当然要和其他省份共享资源。这里，国家（中央政府）统一的规划成为必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的资源开发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在作产业发展计划过程中，对各个省份实际上采用的是“劳动分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资源省份专门从事资源的开采和生产，以供应其他省份的需要。这个制度因此往往忽视地方利益和地方的需要。一些资源省份出现的很多问题，和计划经济那一套密切相关。

　　不过，改革开放并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在资源问题上，所谓的改革就是分权，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或者私人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较之以前更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地方整体上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就是说，庞大的利益流向了地方政府和一些地方个人（尤其是拥有开采权的少数人），地方老百姓还是没有分享到更多的利益。

　　这里可以把新疆和山西做一个比较。在新疆，自然资源的开采主要是由国有企业集团来进行。国有企业犹如一个个封闭的组织，在新疆开采资源后，把资源运到全国各地。很多年来，在新疆资源的大量开采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是国有企业、其他拥有开采权的组织和其它地方的居民，但并没有促使当地老百姓富裕起来，很多人还是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这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前些年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和资源开采所获取的利益的高度不公平性是有很大关联的。实际上，即使在新疆的汉族民众也没有获取多少的好处，他们对资源利益的分配不公的抱怨，并不比少数民族的少。正因为这样，前些年开始，中央政府调整政策，制定了能够达致比较公平的资源利益分配制度。

　　山西的情况则不同。改革开放后，容许私人开采煤矿。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主体包括国有开采者、地方政府、私人开采者。私人开采者既来自山西本地，也来自外省，并且数量不少。这些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山西作为整体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一些社会群体更是成为了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山西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比新疆来得好，但有一点和新疆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众一闹事，就马上具有了政治重要性，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上所说，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以公平分配资源利益为导向的政策机制。但在山西，尽管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但老百姓的抱怨没有也很难转化成为政治压力，从而很难引起有关部门应有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