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苦的流浪狗—孔子“以德治国”梦的幻灭
—以《论语》观之
与李零探讨丧家狗
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因此在他的笔下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丧家狗。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李零是这样解释的。[1]丧家之犬：比喻失去靠山，到处乱窜，无处投奔的人。也说丧家之狗。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李零的解释用的是喻意“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这类人。
对于李零的说法，我不甚苟同，首先我认为丧家狗不可以与流浪狗同日而语，两者不可以划等号，丧家狗是失去了家的狗，而流浪狗并没有失去家园，流浪的原因当然有许多种。纵观孔子一生，很多时间都是在忧患中流浪漂泊，奔波劳累，命运困厄多舛，尤其是怀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周游列国之时，“斥乎齐”、“逐乎宋”、“畏于匡”、“困于陈蔡之间”。因此我们称孔子为凄苦的流浪狗更为合适。其次我以为孔子一生志在恢复“周礼”，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正是他精神家园的最终归宿，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正是其精神家园栖息之地，孔子直至终老也没有失去他的精神家园，事实上孔子始终坚持着自己人生理想的航向，愈挫愈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甚至到了晚年，仍怀着“自见于后世”的情怀，著述立说，收徒讲学。固然孔子以德治国的理想并未实现，但是我始终坚持认为他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其精神家园，“有没有”和“是否被认同”完全是两码事。
《胡适之说儒》中提到：当孔子少年时代，他已经是民间众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地，纷纷地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甚至于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2]在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形成了一个“救世圣人”会兴起的预言。[3]因为古来已有那个五百年必有圣者兴的悬记，因为孔子生于殷亡后的五百余年，因为他出生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嫡系，因为他那出类拔萃的天才与学力早就得到民众的崇敬，早就被人们期许为那个将兴的达者，—因为这些缘故，孔子自己也就无法避免一种自许自任的心理。[4]
孔子不能不高自期许，他勇敢地把那五百年的担子独自挑起来，而且乐此不疲地挑着，他因此有了无穷大的自信力，他觉得一切阻力都是不足畏惧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孔子壮年时，已被老百姓认作那个应运而生的圣人了，正如《论语》中所记述的那样：子曰：天生德予我，桓魋其如予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正因为此，孔子对现实政治社会的现状是大为不满：斗筲之人，何足异也！在他自信心极度爆棚的时候，孔夫子仰天长啸：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是因为有精神家园的寄托，孔子似乎也相信天命，相信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天生德于予”，“天丧予”，“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孔子依然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梦想以德治国，但是他的满腔热情却无人理会。他拼命地劝说当世的统治者改邪归正，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他是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苍生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一生唇焦口燥，颠沛流离，活脱脱的一只流浪狗的形象映入眼帘。[5]
西汉经文学家把孔子装扮成一个十足的圣人，那是历史的责任。古文经学和历史学家司马迁则肯定孔子是一个卓越的学问家，这才是孔子的具体形象，真实形象，他确乎是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教育家。汤一介也说，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情感、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6]鲁迅先生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着力批判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里的孔夫子并不是历史上的孔子本人，而是现代尊孔派手中的偶像，也就是鲁迅所谓的“敲门砖”，是经过历代统治者精心雕塑之后，以孔子名字为标志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但决不是真孔子。所以，我想通过《论语》来谈谈我眼中的“真实”的孔子，因为它毕竟保存了记录了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我想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努力摒弃千百年来神化了的至圣至贤的哲人，把孔子从千百年来儒家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我们普普通通的人。
“以德治国”的梦想
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割据，王室衰败，礼崩乐坏，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社会关系发生激烈的动荡，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向往。李零说：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当首推孔子的道德王。事实上，这些都只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7]
《论语·季氏》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不满意这种“天下无道”的局面，一心要加以改变，即要维护周天子的权威，恢复礼乐，反对国家分裂，恢复西周盛世，变天下无道为有道。孔子认为，要恢复社会安定，根本途径是进行道德教化，使各诸侯国当政者以及百姓都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孔子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修己以安百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第二：主张“德化”，反对刑罚；第三：主张“富民”，反对聚敛。
以德治国是孔子的代表思想，周公关于“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直接来源。治理国家首先必须“德治”，“敬德”即“用德”；统治者首先要修“德”，才能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由于孔子将仁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境界，所以在政治管理方面提出“以德治国”以体现仁。《为政》2.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观之，我们不难看出，《论语》中第一次述及为政时，就把“德”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
孔子的德治，其实质是人治。孔子的人治大体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首先解决治人者自身的德行修养问题，二是解决治于人者的问题。[8]“德治”是治理者的内在德性、人格修养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即所谓的儒家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内圣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是相对统一着的，其原因在于远古原始传统本以源于宗教巫师的氏族首领本人的典范风仪、道德规范来进行等级统治，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客观法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9]因此，就有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
孔子想当然地认为德治的主体是统治者自身。《论语·颜渊》12.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就是为政者自己首先要正派，统治者为政就是正己正人，但正己是至关重要的，即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正人。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孔子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为政》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治的实施，依靠的是法令，而法令的遵守，如果依靠刑罚来实现，这些百姓就没有自我约束的动机；而通过道德的教化，老百姓会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那么一旦出现社会秩序的破坏，老百姓就会自觉纠正。因此，“以德治国”充分调动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它充分发挥了人性的善性，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治理途径。
孔子在好人政治与能人政治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好人政治。《论语·子路》中讲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要统治者自身正，其良好的道德就像风吹草伏一样，影响百姓自觉从善，做到不令而行，如果自身不正，道德修养差，那么在百姓中没有威信，虽令不从。
孔子一直渴望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刑罚，理所当然地反对刑杀。《论语·颜渊》里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个消除刑杀，人人向善的社会。
总而言之，孔子主张德治，德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治，人治的根本意义在于治人，不在于治物。[10]从统治者的角度说，治人包括修身与治民两个方面，当然修身是首当其冲的，修身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
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根据学者考证，孔子此次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到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共十四年。[11]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首先抵达卫国，卫灵公厚待之，但不让其过问政事，孔子主张“德政”，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卫灵公对此毫无兴趣，倒是向孔子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孔子很失望的离开。孔子至陈国，也并未参与政事。孔子64岁时，又到卫国再次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同样没有实际职位。孔子虽然当过官，但时间很短，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安民济众，更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奈之下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其间受了“匡人拘禁”，若“丧家之狗”的讥讽，以及狼狈不堪的“陈蔡绝粮”。
然而当他四处游说，事业一无所成之时，孔子也没有丧失其精神家园，他一生坚守“不可为而为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生德于予”。对于此，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落：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事实上，孔子远非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在政治理想破灭的那一刻，孔子事实上很不甘心。正如其自言自语所说的一样：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孔子对其政治理想的破灭的慨叹！然而似乎又不是很甘心，于是找借口：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英雄迟暮，令人黯然伤神，晚年的孔子时常感慨他的壮志的消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孔子终于没有实现他那伟大的以德治国造就东方周帝国的梦想，然而到临死还惦念着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蒙培元说：孔子的“德治”之学，严格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并不是一套具体的社会政治理论。[12]可见，孔子的“德治”理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内在修养之上的，是以个人“德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是空话。李零也谈到孔子过分相信好人政治，道德模范，然而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能人政治才是治国之策。[13]纵观浩瀚的历史长河，从“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到玄武门之变杀兄剐弟的李世民，哪一个不是杰出的政治家，然而依孔子的标准哪一个又是“道德模范”呢？李零认为：孔子的这套主张用心良苦，并且有批判现实的伟大意义，然而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从《论语》中不难发现，当时行不通，后世也无效。刻意提倡，流于虚伪。
孔子的政治哲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常为道不行而悲哀，一再发出绝望的声音：“莫我知也夫！吾已矣夫！“吾道穷矣”！孔子逐渐体会到“行道”之艰难，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孔子退却，他依然苦口婆心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想获得精神上的巨大自由，实现人生的自由境界。他在最危难的情况下，还能在大树之下“弦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然而孔子决想不起来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和社会治平之道的一生，孔子的一生是矛盾与困惑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14]
或许他到死也不得而知，他的以德治国的梦想为何无人问津，无人理会。然而，在孔子将死的最后一刻，明知道那“天下宗予”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了，他还自比为泰山梁木。在那“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的慨叹里，我们依稀可以听见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代悬记的尾声，还可以听到一位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最后绝望的叹息。子曰：风鸟不出，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也是孔子临终前的哀叹，难道孔子确乎不是一个有着执著的精神家园的流浪狗吗？
参考文献：
[1]．我读《论语》，李零：自序第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胡适之说儒》，胡适：8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胡适之说儒》，胡适：8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胡适之说儒》，胡适：9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我读《论语》，李零：自序第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6]．《孔子研究论文集》，汤一介，6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7]．我读《论语》，李零：6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8]．《孔子新传》，金景芳等：113页，长春出版社2006年
[9]．《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25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0]．《孔子新传》，金景芳等：115页，长春出版社2006年
[11]．《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46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12]．《蒙培元讲孔子》，蒙培元：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我读《论语》，李零：6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蒙培元讲孔子》，蒙培元：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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