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费时间的飞车游戏:李国文:天下三国

三国启示录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是一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汉灵帝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的九十六年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贤奸愚，风云变幻的史实，如此家喻户晓，以至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一些。

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蒋介石，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邪，文韬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中找不出来呢？唯独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三国的历史，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这部《三国演义》，近五百年来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结果。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作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如今，甚至漂洋过海，成为世界性的《三国演义》，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晋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的成败，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者从中能找到知音，坦荡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启示录。

文学的生命力

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有讲史的习惯。因此，从宋代的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期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

于是，明代就有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而且其普及之广，以至于在民间谚语中，都涉及这部伟大的作品。

有一句谚语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中炉火纯青的权术如此透露人性之恶。还有一条谚语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的事，为人类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

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部书，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如此紧密联系的。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它对于三国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演，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美化成为进步，把反动歌颂成为美行，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自然也就写成了群氓。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的粗制滥造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范围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部真正的艺术品。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本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

权谋三国

拜把子，是国货。很少见外国人有什么结义兄弟的，除非勾肩搭背的同性恋，两个男人有点像契兄契弟那样亲热。正经的西方男人很忌讳同性之间过分亲昵，友情可以很深厚，但无结拜这一说。即或是基佬，他们也宁愿是夫妻，而不想成为兄弟的。

在中国，在旧社会，拜把子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自党国大老，下至市井百姓，挺热衷这种用契约形式肯定下来的，无血缘但能达到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谊。据说，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发迹，就和一位青红帮的头子杜月笙拜过把子。后来，他还和少帅张学良，也换过帖的。

这都是属于政治行为了，磕头归磕头，翻脸归翻脸。西安事变，少帅留了老蒋一条命，还算义气当先，但老蒋把这位义弟，差不多等于关了一辈子，至死也不说一个放字，真够不义气的了。用得着时义气，用不着时就不义气，所以，拜把子也是结义的由来。

契结金兰，歃血为盟，叩首发誓，生死兄弟，是属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种独有的人际交往形式。中国人喜欢采用感情的方法，巩固和对方的关系。春秋战国时，国与国间讲究“质子”，国君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邻国以示信，无非为了联络以保安全，也许后来觉得这种以人质表示感情的做法，有点残酷，逐渐淘汰了。汉代就改了，用“和亲”这种办法，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成了我的女婿，你还能反我吗？其实，嫁到番邦的公主，等于人质一样。那些单于们高兴承认你是老丈人，不高兴杀了你的女儿犯边骚事，也时有发生。于是，“结义”的手段便广泛采用了。

刘邦和项羽在举事后，就“约为兄弟”过，共同反秦的。秦亡未已，这两个人就打得不亦乐乎。公元前二○三年，成皋、广武之战，项羽急了，把刘邦的老爹抓来，放在火上烤，用以胁迫刘邦就范。刘邦则更无赖，捎过话来:你我是拜把子弟兄，我爹就是你爹，如果你一定要杀爹的话，别忘了给我留一块肉下酒。因此，拜把子，多半是政治上的结合，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

政治上的需要，一旦不存在，这种结合也就瓦解。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中的“结义”二字，一直被认为是“千古佳话”，成为后世几千年来，所有拜把子弟兄的榜样。连烧香磕头，三牲仪式，结盟誓词，年龄序齿，都沿袭刘、关、张模式不变。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一本权谋教科书的话，那么，这种“结义”手段，就是此书的第一个权谋。“千古佳话”，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包装罢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卑鄙的和不那么卑鄙的以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都会披上一件漂亮外衣的。

拜把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间，广为流行。这种以感情色彩掩盖其政治目的或阴谋意图的结盟方式，因为儒家提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缘故，所以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认同。同样，以金钱为价值观的，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资产阶级，通常也不采取拜把子的手段。

在《三国演义》中，袁绍四世三公，众望所归。曹操官宦世裔，身家显赫。孙策江东贵胄，势倾一方。这些人是用不着和谁结义，来互相帮衬的。相反，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相比起来，按现今的阶级分析，当然属于好出身了，但在当时却是低微卑下，无足轻重之辈。因此，他们要想在群雄蜂起的局面中冲决而出，一无权势，二无钱财，三无人望，也就只有用这种结义手段聚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点声势。

作为单个的人来讲，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轻，出头无望。只有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地抱成一团，才能立足，才能挣扎，也才能奋斗。

刘、关、张结义的实质，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所以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死，也就是死党的死。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义，所企求于对方者，也就是这一个死字。若仅是维系感情和友谊的话，没有必要起这么严重的誓，一下子就把死字放在前面的。

这就是拜把子背后的真情。那些把兄把弟之间，以及类似的死党之间的不分彼此，情逾手足，倾家相与，信誓旦旦的交往，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吗？

愚昧与迷信

有一次，我和一位台湾作家谈天。她说，那边的影视界拍片前，要香烛纸马，拜天拜地的，否则，片子拍不好事小，卖不出好价钱事大，要出意外事故，死伤个把人，那就更倒霉。所以，从导演到演员，到剧组的无名之辈，都虔诚地在神的面前，磕头如捣蒜，祈求保佑。那是好多年前听说的，觉得电影艺术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文明的科技结晶，与迷信是搭不上界的，听到这些，颇觉好笑。我一直后悔忘了问，他们供奉的神灵是谁？绝不会是卓别林或者阮玲玉吧？

最近听说，我国的影视界，迷信之风也在炽盛起来。有的名演员，买好了机票不上机场，原因是卜了卦，那天不宜出行，便龟缩在家了。国人在向外界学习什么的时候，好东西常常学不到家，坏东西则无师自通，而且青出于蓝。

据说一些大演员、大导演，平素里很被人尊敬的，讲起革命语言，也是一套一套，拍的片子还是主旋律什么的，也要在香案前跪拜。于是，我想，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做什么和说什么，说什么和想什么，常常不是三点成一线那样笔直的。圣人如孔夫子，一会儿，“子不语怪、力、乱、神”，挺唯物论的，一会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好像中国人脑子里很难摆脱唯心论的影响，那是很根深蒂固的。

菩萨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夫子供的神，想来便属于原始崇拜。他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把神相当地当回事的。我有一个编辑朋友，平素思想新锐，病了一场以后，休息在家。有一次，我问他在家是不是还干点什么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他告诉我，两三个月来，他一直在练香功，还劝我:“老李，你也应该练一练。”

我是实用主义者，反问他:“灵吗？”

他想了想:“你信，就灵；你不信，大概就不灵！”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信神，神就在那里了。

也许人要是硬相信什么的话，没准真能精神变物质的。他认为灵，也未细究是药的疗效，还是功的成果，看那意思，练对了。这也难怪，甚至连孔老先生，都无法排除神仙鬼怪的迷惑，一般的草芥之民，那就更是唯心主义泛滥的市场了。

所以，翻开中国历史，皇帝自称天子，是代表天，也就是神来进行统治的。农民革命领袖，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也以神的名义，来反抗统治的。汉末的黄巾起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较早的，也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农民革命。《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举事写起的，首领张角三兄弟，一开始就以符水治病，神怪起家，然后聚党成事，揭竿而起。造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一方面说明当时汉王朝，宦官擅政，屠夫当道，腐败透顶到极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迷信程度。张角这个不第秀才，打出来“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居然能号召数十万人，头裹黄巾而起，看来他是深懂中国人的迷信心理的。

《水浒传》里的宋江，被众兄弟推为梁山水泊的领袖以后，他深知一个押司，是个小角色，不足以和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抗衡。所以，他一是想方设法，把知名人士玉麒麟卢俊义弄到山上来，当他的副手，提高声望。二便是宣布他拥有一本九天玄女娘娘赐给他的，而别人看不懂的蝌蚪文的天书。也是依靠神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领袖权威。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搬来了一位外国神，他，还有东王杨秀清，装神弄鬼，成了天父的代言人，接受众人的膜拜，发号施令。

几乎所有成事或不成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因为吃准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老百姓，无不普遍的文化低下，而文化低下，正是孳生迷信的精神和物质的基础。连圣人孔夫子都摆脱不了唯心论，何况那些黎民百姓，总是需要一个神的。而且，也吃准了中国人的有迷信而无信仰的泛神论观点，容易迷信上当，绝无坚定信仰，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崇奉膜拜的对象。所以，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是外邦的，总得请来一位填补老百姓的灵魂真空，此术屡试不爽，无不奏效。

占据大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后来失败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他们所请来的神，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耶和华，怕也是败因之一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百姓从骨子里有点排外情绪。虽然他把这个神中国化了，但连西方传教士都不认可的，这个不伦不类的上帝耶和华，自然不如土神仙了。其实还不如更聪明的人索性自封神仙，更容易被接受呢！

所以，造神运动在中国鲜能绝迹，大概一是中国的统治者需要这种骗术，二是中国的被统治者又极容易受愚弄的缘故吧？中国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无有不造神者。造外国神，造中国神，乃至于造自己为神，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

好像这也是一个规律:愈贫困，愈愚昧，愈容易造神；而愈容易造神，也必然愈加愚昧，愈加贫困。

邪教与造神

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

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操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

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农民起义，十之八九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平民三国

听书，是一种中国式的读书方式。

起初，这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因为，一、他们文化不高；二、在印刷术未普及前，书籍很贵。所以，就由一个识字的人，念给大家听，像后来的读报一样。慢慢地，说书成为一门艺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也愿意用耳朵享受听书之乐了。

《三国演义》这部书能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且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主要的原因，就是贯穿全书的平民精神。因为说书人要使听众耐心坐下来，不抽签，不退场，不起哄，不叫倒好，就必须了解听众“喜闻乐见”些什么。所以从演义一开始的绝对市井气息的桃园结义，到猛张飞用树条痛打小官僚，到那小哥儿俩皇帝落荒而走的狼狈万状，确实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欣赏欲望，他们是以老百姓的心理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创作人员，特别是历代说话人的平民意识。

虽然这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老百姓在这部书里，基本上是被凌辱、被驱赶、被屠杀、被当作像俎上肉一样地摧残的一群。但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当朝天子，也有“相抱痛哭，吞声于草莽之中”的时候，那位督邮大人，也有裸着肥硕的屁股，让人鞭打的时候，这正是蚁民们极愿看到的称心场面。因为相抱而哭和撅起屁股挨打，本是群众的家常便饭，现在也轮着皇帝老子和父母官尝一尝了。

《三国演义》的作者，能如此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倒是值得后来人好好学习的。所以，开宗明义，张翼德怒鞭督邮，便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出好戏。当台下的老百姓，看到那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小官僚，被睁圆环眼的张飞抽得魂灵出窍时，无不会赞一声:“打得好！”而感到痛快的。读书至此，也有浮一大白的畅快。

为什么千百年来的老百姓，津津乐道这次怒鞭督邮呢？看戏看到这里，都会为张飞鼓掌叫好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飞揍的这个小官僚，也是老百姓最想揍的；是张飞替老百姓出了这口气。但实际上，元凶首恶绝不是他这个小小督邮，而是官做得比他大的当朝一品，是十常侍，当然更是那位昏君。

但中国老百姓，常常不怎么恨皇帝，因为皇帝离得太远，俗谓“天高皇帝远”是也。在戏曲里，在民间故事里，皇帝老子，甚至天上的玉皇大帝，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可以愚弄、欺骗的傻子，一个坐在龙椅上的智商较低的角色。而最切齿痛恨的，倒是直接坐在老百姓脖梗上拉屎的官吏。俗话“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督邮，今天来看，也不过一个科级或是处级干部罢了。然而他却打着皇帝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来到安喜县为所欲为。正是这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残酷暴虐、巧取豪夺、吮吸民脂民膏的官吏，是直接迫害老百姓的统治机器，也是老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的。张飞动手揍，老百姓最解恨了。

《三国演义》是从民间口头文学，所谓“说三分”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体创作的，反映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心愿，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部小说生命力的所在。所以，这个督邮，就成了老百姓的出气孔了。

历史小说之难，在于这种真与似真的天衣无缝。《三国演义》中很多重要人物，由于既是历史，必受历史的约束；又是文学，无法不作文学的铺陈。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存有这两者扭结组合中的相互悖谬，不够统一的遗憾。所以，无论刘备、关羽，或是曹操，都有那种性格上矛盾背离得令人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独有张飞，自始至终是完整的。因此，他的这种天然自成的可爱之处，最能被读者欣快地接受。

永远的三国

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学颇有点不景气了。一位个体书商向我诉苦，他搞的几本书砸了。

于是，他感慨，不知道读者现在的胃口，到底想吃什么？武侠的书潮过去了，港台的书潮过去了，隐私内幕、社会热点、侃爷文学、情爱性恋的书潮过去了。他做过挂历生意，原来那些美女，只要穿得越少，就越好卖。现在，哪怕一丝不挂，哪怕买一送一、送二，也很滞销了。据此，他判断，不会很久，再把镜头瞄准裤裆的书潮大概也要过去了。

无论什么东西，多了，就倒胃口，这大概也是个规律。

其实，在文学生活中，要把这种不景气看作是正常，而把过去那种太景气看作是不正常，才是正常心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造成一片文化沙漠，人们如饥似渴地反弹。如今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大家一心投入市场经济以后，文学不是歌星，不是影星，回到它比较寂寞的位置上，似属理所当然。虽然，有“识”之士采取了种种强刺激，诸如文稿拍卖，竞相兜售，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诸如加上方框□□□□□，和下删若干字之类，刺激读者的性冲动，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点油水。其实，这都是饮鸩止渴，反而更使文学掉价。

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着，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因此，除了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外，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也不是靠吹牛皮，而是靠读者真正的喜闻乐见，促进文学的发展，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

我想，研究读者的消费心理，也许是作家和出版家的重要课题。除非他写东西不想给别人看，否则的话，作家写了书没人看，书店出了书没人买，恐怕是很糟糕的。

我问他:“那你总得做点生意，弄点书卖呀！”

“还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售得慢些，但总能卖得出去！”

我不禁感叹，幸亏我们有老祖宗留下兵马俑，留下金缕玉衣，留下马王堆，也给我们留下了饭辙，还得靠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赏饭。

这些名著，我们的上代人读过，我们长大了又接着读，而我们的下代人，上学识字以后，还要读下去的。他们的文学生命力，是永恒的。所以，这些书是读者的常青树，也是出版社的摇钱树。我就听说过，有些出版社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把这些古典文学翻出来重新加印，以解燃眉之急。

虽然有人统计，书价已经涨得不像话了，在物价指数中，是涨幅最高的。但仍有读者，都是些普通的百姓，舍得十几元、数十元，去买一部《红楼梦》，或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明这些书，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买了书，也不是去作学术研究，所以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主要是看热闹。前面提到的似水书潮，一浪一浪地流过，不是不热闹，但那种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升温快，降温也快。而这些名著的热闹，不论读书的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翻开书来，总是看不厌，而且每次读，都能找到新感觉。

这实在值得写作的人深思的。

对大多数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并不怎么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只是被贯穿在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所吸引，才看下去的。《三国演义》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红楼梦》是一部写世家贵族的书，书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读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但为什么能够让人手不释卷呢？

应该说，读书是个奇怪的投入过程，在捧着《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时候，读者就仿佛成了汉朝和清朝的臣民；一旦放下了书，他就退出角色，回到现实中来，但怪就怪在书中人物的影像，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会使读者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所经所见去寻求对应，不断印证的。于是有愤怒，有激动，有感慨，有快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了。至此，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现实，所有那些显赫威风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令人诚惶诚恐的人物，平素里，老百姓都得仰起头来看，现在完全在读者的审视之下，变成了与老百姓相同的血肉之躯。而且他们的五脏六腑，还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到哪里去。这就是读书的满足，或者叫作美学享受了。

所以像《三国演义》，像《红楼梦》，能够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艺术高度，很大程度上是从老百姓的审视角度，是以老百姓的平民心理，反映老百姓的善恶仇爱观点，按老百姓的意愿来写那些帝王将相世家贵族的。

一个作家，按老百姓的欲望，写老百姓愿意读的作品，这就是古典文学给我们的启示了。看起来，曹雪芹也好，罗贯中也好，要比后人更懂得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所以，他们的书，只有潮涨潮落，永远也不会过去的。

这才是真正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