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师单机游戏:郭象的独化论与裴頠的崇有论

郭象的独化论与裴頠的崇有论

王江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内容提要：本文不同意有些论者把郭象和裴頠都看成是崇有论者的观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郭象不一定知道裴頠的《崇有论》，即算知道，在这之前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二是郭象的独化论固然与崇有论有一致的方面，但同时也吸收了道家的贵无思想，因此独化论不是崇有论。

关 键 词：崇有  贵无  独化

裴頠是晋朝开国元勋裴秀之子，袭父爵，14岁时即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24岁时又迁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再迁尚书左仆射，为一朝重臣，34岁时死于王室内讧。鉴于从正始玄学开始，贵无之学盛行，清谈务虚之风遍及朝野，而竹林玄学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使儒学更加衰落，更有不肖者打着自然的旗号纵欲放荡，视礼法如无物，裴頠从挽救名教朝纲的目的出发，挺身反对贵无论，企图以其崇有论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

关于裴頠对郭象究竟有何影响，这是魏晋玄学史上另一个难解之谜。郭象与向秀的传承关系比较明确，但郭象是否继承了裴頠的崇有论并把它作为一个环节纳入自己的哲学之中，则缺乏充分的证据：第一，从遣词造句上，《庄子注》全文看不出《宗有论》的直接影响；第二，从思想内容上，裴頠的“崇有”、“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与郭象的“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相当接近，但早在裴頠之前，向秀就已提出了后一命题，与其说郭象继承了裴頠，不如说他继承了向秀；第三，从时间上来看，裴頠比郭象晚生15年而早死12年，郭象少年时代就研读老庄，其基本思想的形成肯定不在《崇有论》问世之后，即使认为郭象37岁以后才开始注庄，那时裴頠也不过23岁而已，是否已经写出《崇有论》并已流传开来让郭象看到，实难断定。第四，从思想的逻辑发展线索来看，假定历史上没有裴頠的崇有论，郭象从向秀思想出发，依然可以发展出自己的那套个体主义哲学。

不过，考虑到裴頠确实是一个早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像王弼一样在弱冠之年写出《崇有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又鉴于裴頠是朝中重臣，并且努力在其政治活动中实践其《崇有论》中的基本思想，那么，郭象虽然在政治上属于东海王越那个集团(而裴頠虽然刚正不阿，毕竟是惠帝、贾后的亲戚，与东海王越在政治斗争中是对立的)，他能了解《崇有论》的基本观点亦是完全可能的事。因此，假定郭象受了裴頠的影响，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绝不能得出没有《崇有论》就没有《庄子注》这样的结论，因为郭象哲学虽与崇有论有共同共通之处，但两者在更多的方面是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

裴頠崇有论”之要点如下：

(1)“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万事万物之外没有另外一个“道”存在，老庄、何王以“无”为道、本、体，而以“有”(万有、万事万物)为物、末、用，而裴頠认为“有”自身之中就有道、有理，万物自本自体。

(2)“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万事万物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不同事物“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万物相须相资而形成存在的总体。这种相须相资、相济相用的相互作用，便是所谓“理”和“道”。

(3)“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无不能生有，那么有从何而生?自生也，在万物之先之外没有另一个造物主，不管它是有人格的神还是无人格的“道”、“无”。

(4)“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承认群有自本、自根、自体、自生的前提下，在否认无中生有的前提下，裴頠亦相对承认“无”的存在，这就是个体事物的消失，但这里所谓消失不是指有化为无，而只是指“有”的“遗失”，是“有”抛弃一种存在形态而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态，是此一个体事物转化为彼一个体事物。“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裴頠的“崇有论”无疑与郭象哲学有很大的一致性，但许多论者把郭象也归入“崇有论”一派，认为郭象的自性独化论仅仅是对“崇有论”的完善和精致化，却是对郭象哲学性质的一个极大的误判，从而完全抹杀了郭象对庄学精神的继承以及郭象哲学的独创性。

我认为，仅在“无无”即抛弃老庄、何王那个作为本体、始生者的“无”这一点上，裴頠、郭象是一致的，至于对于万有本身的理解，两人却是极为不同的：一为整体主义本体论，一为个体主义本体论。

(1)裴頠所谓“有”，是“群有”。当然，事物是分为族类的，并且“所禀者偏”，即具有偏性、特殊性、个别性，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又都不是自足的，必须“凭乎外资”，必须依靠别的事物才能存在。与此相反，郭象所谓“有”，是“独有”，所有事物皆具有“自性”而不具有共性，并且每一个事物都是“自足其性”的。郭象所谓的存在者、事物，是完全自本自根、自体自用、自生自得的绝对孤立的个体，而作为“大全”的存在、天地、世界、宇宙、自然，不过是这些孤立个体的总和而已，所谓“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逍遥游》注)

(2)裴頠所谓“自生”，主要指万物作为整体的自生，他没有论及个体事物的自生，相反，他认为个体事物是互济互生的，正是这些个体事物的互济互生才维系整个世界的自生，这是对《易经》、王充、王符、严君平、向秀有关“自生”思想的继承。郭象的“自生”、“自化”、“自建”、“自得”思想则是指绝对孤立的个体的“独化”，事物变化的原因完全是事物“自性”使然，而绝不外资于他物；不仅无不能生有，有亦不能生有，此有与彼有是绝不能互生互济的，而是各自独化于玄冥之境。

(3)裴頠崇“有”，他又只能用有有相济、有有相资来解释“有”的变化，而“无”不过是“有”之所“遗”、“有”之所“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便完全取消了自然、无为、方外、出世、理想、老庄之一维，完全取消了否定和超越的一维，而无条件地认同于名教、有为、方内、入世、现实、儒学。

不仅如此，他还缺乏儒家创始人孔子那种对方外之人、隐士、狂狷之士的尊重，“吾与点也”的审美情怀，以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洒落，因而导致儒学的矮化和平面化。郭象哲学则在名教、有为、方内、入世、现实、儒学与自然、无为、方外、出世、理想、老庄之间保持了一种“合理的张力”。

应该说，郭象没有把老庄、何王体悟到的“无”简单地抛弃，而毋宁是把它置之于“有”之内了：一事物具有绝对独立而不外资的“自性”，这是“有”，但这“自性”又无时不刻处于永恒的变化过程中，处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而不是某种固定不变、可以从事物中剥离出来的硬核，因而又可以说是“无”；它是“独”，故“有”，它是“化”，故“无”；说它有，它却没有固定的形态，正所谓有而无之，说它无，它又毕竟维持其独立存在，正所谓无而有之。所以事物是有与无的统一体，自性是有性与无性、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统一性。它具有自我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和动力，因此，不须依靠他物，而完全可以自足其性，自足其性便可达到自得、逍遥的境界，即自由的境界。不仅某一物是这样，每一物、所有物都是这样。于是又形成了物与物之间的有、无关系：一事物自生自化并自足其性，当然是“有，但这事物对于其它事物而言，其它事物对于这一事物而言，又都是“无”，就是说，这一事物的存在无关乎其它事物的存在，其它事物的存在也无关乎这一事物的存在；如果说，这事物对其它事物来说是“有”的话，那仅仅因为这一事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在这里，如果说，其它事物对这一事物是“有”的话，那仅仅因为其它事物自古以来就存在在那里，归根到底，事物彼此存在不存在对彼此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是“无”。就物物各有其自性，都有其存在的权利和地位而言，可以说满足了儒家倡导的名教、有为、方内、入世、现实的一面；就物物都自足于其性而不越出自身的权利边界而伤害它物之自性、侵犯它物之权利和地位而言，又可以说满足了老庄倡导的自然、无为、方外、出世、理想的一面。当然，这里的儒家可以说是老庄化的儒家，即所谓有为、入世，不是像传统儒家那样去改造世界、社会和他人的有为、入世，而是在自己性分内的有为、入世；这里的老庄可以说是儒家化的老庄，即所谓无为、出世，不是老庄那样舍弃自我、泯灭物我的无为、出世，而是建立于在自己性分范围内有所作为基础上的对世界和他物的放任和无所作为，是让其它事物各尽其性、各各有为的无为、出世。归根到底，这里的儒家是郭象化的儒家，这里的老庄是郭象化的老庄。如果没有郭象的个体主义本体论，儒家和老庄是不可能如此结合起来的，儒家和老庄的对立是不可能被扬弃的。

作者简介：王江松，１９６３年生，湖南湘乡人。１９７９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１９８５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长期任职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２００４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汝信先生。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先后发表数十篇论文。与人合著《哲学学》、《人格之谜》等著作。１９９４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曾一度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２００２年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发表《当代工人阶级与工会新论》一书。尚待发表的作品有《人是什么》、《我是谁》、《中国的出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西方社会历史结构及其走向》、《务实时代的精神资源》、《母亲、故土和乡村中国》、《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九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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