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绝代双骄3大魔王:中国废除科举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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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除科举百年祭

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

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2〕。

一个月后,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3〕

可喜可贺还是可忧可惧?一朝一夕,恐怕还难以确定。1905年废除科举,不论在中华帝国历史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断裂点。而这次转折或断裂所影响到的历史时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计的。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谕废止科考,在国朝历史上,科举可谓源远流长;在制度伦理与人文心理上,科举可谓根深蒂固。问题是,废止科举仅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选举制度,还是由此废止了一种文明类型?而一纸诏令可以废除一种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废除该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了〔4〕。隋朝“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尚未形成制度。而唐代承隋制,开科取士,考试科目分常科、制科,还有武举:常科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十余门,制科名目则有八十多种,武举项目分马射、步射、马枪、负重等。考生有来自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或州学、县学的生徒,也有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的乡贡。选举不仅看考试成绩,而且也看名门显贵推荐,并兼采时望。它上承两汉魏晋重名重行的察举荐选古意,下启两宋明清纯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制。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废除。”〔5〕隋唐是肇始期,两宋臻于完善,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三岁为一贡,发解、省、殿三级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以进士科为主,制度齐备,这都充分体现了科举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后辽、金、元三朝,科举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清两代科举承宋元定制,且逐渐僵化腐化。例如,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它还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了科举之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科举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6〕。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