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加部首:读《毛选》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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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五四”早、中期固然赞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但并不主张废弃传统文化。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他就受到杨昌济的熏陶。191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新文化运动开始 时,他仍自称“独服曾文正”。直至1937年,他成为党的领袖,在延安讲授哲学,还请边区外的同志为他搜购自己收藏不全的《船山遗书》。这都说明“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文化传统》,有一章曾提及颜习斋对毛泽东的影响。颜习斋出生在北方一个小村落,他的生涯大多在家乡度过,他把读书比作“吞砒(霜)”,强调习行有用之学。汪著指出毛泽东于1937年写的《实践论》多次直接使用了“知行”这个中国哲学史上习用的范畴。颜最重亲知,强调“要在行字着力”。他力排朱子的读书为穷理之说,以为“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愈深”。他著书很少,但留下这类排斥读书的话却很多。汪著指出,毛泽东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并援引毛泽东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为证。“讲话”称:“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了好皇帝。”我认为,毛泽东主张知识分子只有参加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也和上述观点有关。

  我在文中说,据传毛泽东的晚年读的是大量线装书。现在查阅了逄先知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可将要旨转述如下:进北京后,逄为毛泽东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一部大字本《二十四史》。前者,他读了大部分。后者,则不止通读一遍。他还浏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小说等。但对外国作品却读得很少。逄只举出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寥寥几部。至于经济管理,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生产管理方面的书就读得更少了。

  过去我一直认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中的东西(在内地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我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发现他以前很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由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的书。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

  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是以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的。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长期以来用所谓哲学上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定高下,其根基即是来源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毛泽东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不免简单和片面,其中有来自传统的;有来自苏联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内地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而忽视了第二种,这是一种简单的看法。 (《人物小记》王元化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