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煤炭基金161032:专家称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最大威胁

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

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首个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挂牌，采用案例教学对高中级官员进行轮训。

这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国家行政学院应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透露，这个应急培训基地就设在国家行政学院内，早已破土动工了，主体建筑将在2011年底完工。现在，国家行政学院筹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基地的教学工作，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批复。届时，将从国家行政学院内部抽调一部分专业教师，再吸收一些其他院校的教师，专责各级官员的应急培训。

这个庞大工程背后透露的讯息，是国家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关注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经历了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之后，“应急管理能力”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问题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他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

国家反腐的成效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应急培训基地的培训重点是什么？

竹立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

从2000年开始，我们国家的群体性事件开始显示出增加的趋势。我们曾经做过统计，从2006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9到1978年，这30年我们以政治为中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经过“文革”的冲击，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从1978年到2008年是第二个30年，这30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三个30年是从2009到2030年，国家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其中，从2010到2020这十年最为重要。

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艰难转型期，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也是从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阶段，社会必然要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都有哪些？

竹立家:中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第四是就业问题；

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地方一把手还没有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行政学院也曾开设过关于应急管理的课程，通过实际接触，你觉得现在各级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怎样？

竹立家:我觉得普遍来讲，党政干部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从内容上，危机分为三种:第一类是社会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第三类是自然灾害，比如汶川地震。其中，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每个群体性事件诱发的社会矛盾的节点不一样。

拿瓮安事件来说，首先，政府处理事件的程序和过程不透明。涉及群众情绪的事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公开事情的全过程，避免谣言的出现和散布。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是伴随着谣言，所以政府必须成为消息的第一和最终出口。现在地方的一把手，从观念和意识上还没有确立起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期，必然要触发很多利益冲突，发生群体性事件很正常。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对群体性事件非常害怕，都觉得会影响政绩，这就客观上提高了信息公开的难度。

从公开的方式来说，也缺乏基本的技巧。一个事情出来了，官员应该怎么说，公安局应该怎么说，新闻媒体怎么说，完全没有准备，大家各执一词，造成了舆论场的混乱和老百姓的不信任，更加激化了矛盾。

另外处理结果和处理程序要公开，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重要节点上，地方政府处置的都有问题。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目的不明确带有起哄性质的

《瞭望东方周刊》:成立了培训基地以后，培训的内容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竹立家:我们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情景再现的方式进行技术细节的培训。

培训重点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县市级领导。过去我们也做过省部级领导的培训，但是最接近矛盾核心的，还是县市一级。

培训对象大致也要分为三类人:决策层、执行层和政府新闻发言人。

对决策层，也就是政府一把手，培训重点是从意识上树立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观念。

对执行层，像公安局、政府各部门、质监局、卫生部门、能源局等等，重点是要告诉他们，群体性事件爆发了，他们必须首先赶到现场进行协调指挥，不能等政府发话才到现场去。而且一些不相干的执行层面的官员不能轻易说话，更不能跟媒体和公众乱说话。我们的地方政府，现在大部分都有新闻发言人，以后必须通过一个出口来公开事件的有关信息，就是通过新闻发言人。

而对于政府新闻官员的培训，重点是如何及时发布事件信息、处理方法和处理程序。另外就是如何说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政府官员的一句话，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法，是否西方有更先进的经验？

竹立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对政府有传统的信任感和依赖感。

另外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来讲，我们的人民格外重视社会公平，对任何的不公平都显示出极大的愤怒，而西方文化心理相对要温和自由一些，他们认为社会公平和自身能力相关，没有不公平，只有没能力。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民更加敏感易怒。

中国人的从众心理也很强，而西方讲究个性。所以西方的群众游行，价值理念很清楚，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是目的不明确带有起哄性质的。

所以各种因素决定了我们要总结自己的案例，不能照搬西方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在危机处理上，我们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竹立家:我认为汶川地震的处理很不错。总的来说，不涉及利益问题的公共事件处理得比较好，涉及利益纷争的，我没有发现成功的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善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方向是什么？

竹立家:危机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性危机，一种是经验性危机。2004年出现SARS，属于经验性危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处理得不算很好。后来总结了一些教训，在应对甲型流感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套应急预案，应对比较得体，所以甲型流感就成了一个技术性危机。

昨日，（湖北）省领导在武昌与市州和省直部门主要领导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制度从源头上预防不稳定因素，确保不发生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群体性事件12月26日（武汉晚报）。

2009年湖北石首因一酒店的厨师非正常死亡，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石首6.17重大群体性事件，石首市委书记及政法委书记同时被免职，一度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009年即将过去，在新年到来之际，省领导与各市州及部门“一把手”签署责任状，确保不发生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群体性事（案）件。这看起来是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政府主导，发挥政治优势，多渠道、多种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大调解格局，定期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定期分析本地区社会矛盾及稳定形势，及时解决本地区重大社会矛盾和影响社会稳定突出问题。”但细想想，这“责任状”签的不免让人有些担忧。

纵观今年发生在瓮安和石首两期大的群体性事件，起因都很简单，但事件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却很复杂，都是矛盾的日积月累后的集中爆发，我们的一些地方部门在事件发生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然回头想一想，一小撮人是靠什么煽动了大批群众，我们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和技术资源远远超过了所谓的“一小撮”但却让“一小撮”折腾不知所措，最后还不得不借助警力。究其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已经缺失到群众所接纳的底线，只要有与政府不同的声音，群众马上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此，深刻的吸取经验教训要比怱忙的签责任状要更显得理智，另外，签署确保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责任状，就像给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们“瞒、堵、卡，压”的尚方宝剑，为了暂时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对出现的矛盾变化解为高压，欺上瞒下。其结果群体事件只能是次数减少，规模扩大。其实，笔者以为，签这个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责任状”，并不能真正消除群体性事件，到不如和各市州各部门一把手签政府公信力责任状、政务工作透明责任状，让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有一条快捷宽敞的沟通渠道，让群众对政府有话能说，有苦能诉，有求能应，让群众不再“不明真相”，最终让群体性事件变成对地方党委政府的群体性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