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商业模式:寻找国民素质失落之因:好文化,制造不出来(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02:16:28
编者按

  曾经天朝上国,泱泱礼乐之邦,数千年来的文化荣耀仿佛一夕丧尽,一百年来屡屡有人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究竟是一次次激烈的社会“改造”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是“改造社会”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伪命题?

         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而在2011年4月1日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还在抱怨:“中国观众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这种情况七年里从未改善。”——想来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样充满着道德优越感的话语都会感到愤怒。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你却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拥趸,近代以至当代的众多伟人也为中国画出了无数种“制造”先进文化、改造“愚民”的蓝图。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风云变幻表明,他们的规划和制造,只不过是在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肌体上,披上了一件GDP全球第二的光鲜外衣而已。
中国游人,你丑陋吗?

2011年03月02日 15:1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马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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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文章摘自《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 作者:石岩 马捷宁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今年3月,佟女士到欧洲出差,回国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哪儿都有中国人”。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增长了196%,达3100万人次。

去年8月11日,《参考消息》以“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为标题,转载“台北中央社”的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9月中旬热闹开园,第二天登上媒体的不只是欢欣的画面,还有大陆游客插队、蹲踞路边,小孩随处便溺等负面消息”,“连这次来台的‘大陆赴台旅游考察团’官员,也出现在饭店禁烟区抽烟的情况,能出境的多数是13亿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这条不足600字的报道,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在人民网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即批示,提高我国公民文明习惯,除社会上的宣传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研究切入点,其中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批示逐渐具体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

今年8月8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联合批示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宣告开始。该行动为期3年,破题动作是公开征集并公布“中国公民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在批评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同时,国外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敢于“揭丑”的举动表示赞赏。

有评论者指出,自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所不同的是,前两次是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是因国际交往而起。中国政府把这次行动与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

对于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看来,“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是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写道。

李立宇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她到学校附近的中餐馆吃饭。两个30岁上下的华裔店伙计因为一句话失和动起手来。“买东西的外国人排成长队,没有人劝架,没有人报警,已经习以为常。我看得难受,赶紧低头走了,再也不想去那家中餐馆吃饭。”

王原曾留学英国,他的印象是中国人到哪儿相机都喀嚓个不停,不管在厕所门口、地铁入口,还是根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中国人真憨直(The Chinese are simple)”,或者,“中国人的行为不可思议(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hinese behavior)”。

“憨直”和“不可思议”还不是最糟糕的印象。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在非洲国家看到专以中国人为顾客的象牙制品店,国际上禁止买卖象牙制品,但这些商店可以为中国客人开假发票,说所购商品为仿制品。

“中国人出境游,很多是由当地的华人旅行社接待的。他们经常投其所好,给有需要的客人虚开发票,还有专门的‘考察报告’出售。”葛剑雄说。

少些文明公约,多些具体指导

“我们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旅游是个切入口。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从这些人往下抓,一级一级带动。”中央文明办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初衷。

这位负责人在会议的间隙接受本报采访,他所在的中央文明办正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设部、铁路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等8部委,讨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的具体内容。按照原计划,指南和公约要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出台。

“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这是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最有利的时机。”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说。

出台之后的公约和指南将被纳入公务员政务礼仪培训和商务培训。按照设想,有关部门将对出境游人士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签订《文明旅行承诺书》,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设计举报机制,“商务团举报到商务部;自费游客举报到旅行社”。

对于“打算修订护照法,对行为不文明、破坏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游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发给护照”的说法,中央文明办的这位负责人予以否认,称“尚未听说这样的提议”。

“少一些文明公约,多一些具体指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有关部门应对不文明行为分级,“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随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场所脱鞋袜,挖鼻子等都属此列。次之,是不排队、加塞、恶语相向、上厕所不冲水等没有教养的行为。再次之,是对国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质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庙里行为不慎,吃饭时猜拳行令。

对于“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应以明确的规则禁止,而基于对“国外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行为,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应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

与20条旅游不文明行为一起征集来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20条建议中,也包括一些对旅行社行为的限定,“组团出游之前,说明目的地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民族禁忌及行为方式”。

有些导游在旅行途中会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垃圾等“旅游注意事项”,“但老说客人会反感,认为旅行社歧视他们”,即便客人出现不文明行为,甚至打架,导游也只能劝,“客人可以向旅游局投诉我们,我们不能投诉客人。”在华夏国旅做过5年导游的李小姐说。

另外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人类是会笑的动物

台湾女孩任怀乡和丁玥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把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跟“大陆将向何处去”联系起来。

“城铁站年轻人都插队,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学生样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规。”

宿舍楼前3个连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远的都是空的,靠近门的一定满得流出来。

网络论坛上,一方说话不礼貌,另一方就会用更不礼貌的话骂回去。所谓辩论,常常是抓住对方的一个漏洞,不停地进行人身攻击。

人心冷漠。丁玥曾见一个大一女生骑自行车摔倒,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园里来往的学子,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表示关切。丁玥骑自行车把她带回宿舍,她问丁玥是哪里人,丁玥答后,那女孩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学校的办事机构像衙门。教辅人员对本科生指着鼻子呼来喝去。“今天这个学校怎么对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明天就会怎么对这个社会。”任怀乡说。

并不是只有外来的眼睛才对不文明的行为有锐利的感受。于爽的家在北京四环以外的新建小区,小区紧临一条宽阔的马路。驶出拥挤的内城,机动车在这条没有交警和摄像头管制的马路上撒开了欢,一辆辆疾驰而过,掀起一片尘土,毫无礼让行人的意识。

媒体工作者郭先生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一个掌故:考虑到长安街中间安置铁栏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机就直接横穿中线在天安门广场停车,两个月后只能恢复安装铁栏杆,管理者无奈地说中国人只适合“圈养”。

服务行业的面貌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的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女车掌和女店员是例外。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

中国人为何“无礼”

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

“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礼仪背后的东西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

“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玥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

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

“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

“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丢人到台湾:大陆两旅行团在阿里山互殴

2011年03月02日 15:33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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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台湾嘉义林区管理处了解到,2月8日下午两个大陆游客旅行团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搭乘小火车时因排队问题爆发冲突,共有两名大陆游客和一名台湾导游挂彩,其中王姓大陆游客右小指被咬断。据嘉义林区管理处介绍,春节期间平均每天游览阿里山的大陆游客超过3000人,将采取加挂车厢分开上下车等措施,改善拥挤状况。

打架视频被台湾网友上传

记者了解到,有在现场的台湾网友拍摄了此次大陆旅行团打架的视频,并上传到了网络。从视频中的片断可以看到,阿里山小火车前拥挤了很多人,在车厢口处一名站在车上的人与车下拿着蓝色导游旗帜的人在互相推搡,除了互相拉扯衣服,车上的人还用脚踹向车下的导游,导游身后则有游客用矿泉水瓶扔向车门口的人,现场一片混乱。

据台湾媒体报道,两个大陆旅行团分别来自山西太原和福建安溪,整个冲突中共有2名大陆游客、1名台湾导游受轻伤,其中一名山西太原的王姓团员因头部肿胀,被送到圣马尔定医院石桌医疗站包扎,所幸伤势并不严重,在治疗后已经回团继续行程。另1名山西太原的王姓团员,右手小指第1指节被咬断。福建安溪团的台湾刘姓导游,则是被热水瓶砸到头,有脑震荡迹象,两人都送往嘉义市天主教圣马尔定医院治疗。

争搭小火车双方发生推搡厮打

据台湾警方调查,这起冲突发生在2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嘉义林区管理处秘书处杨瑞芳告诉记者,事发前两个旅游团都在神木站准备上阿里山小火车,其中一个旅行团已经在等待,另外一个旅行团中有人想插队先上,双方发生了推搡,但双方最终都上到小火车上。当小火车停靠在阿里山站之后,双方火气还是很大,其中一方表示对方应该道歉,双方语言不和,便再次推搡厮打起来。

嘉义林区管理处杨宏志处长表示,春节期间游客众多,部分大陆游客为抢搭森林火车发生冲突,台湾警方已依法处理中。

据报道,阿里山森林游乐区2月5日下午也曾发生大陆游客为抢搭阿里山小火车而爆发冲突事件,并被游客以手机拍摄传上网络,还写下“这个团没水平,都没有人在排队”等字眼,不过记者并没有找到这一视频。

阿里山小火车将增4节车厢

“阿里山小火车从今年1月1日开始运行,是为了迎接大陆游客自由行准备的,春节前一直运行很好,大家都很守秩序。”据杨瑞芳介绍,春节期间阿里山每天接待的游客超过3000人,小火车每30分钟一班次,可搭乘200到250人,如果一次未能上去,等于就要等1个小时,“发生了这样遗憾的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游客的。”

杨瑞芳告诉记者,针对此次出现的情况,为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阿里山小火车将在一两周内,由4节车厢增加到8节车厢,并从同一门上下车,改为分别由车厢两侧上下车,并增加管理人员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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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涉嫌殴打澳门导游:小冲突为何变成殴打事件

2011年03月02日 15:22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蔡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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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程姓导游展示伤势(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一个26人的辽宁旅行团14日抵澳后,疑有团员不满负责接待的女导游未有高举接团牌而出言责骂。双方理论期间,另团一名男导游上前劝阻,疑遭三名男团员围殴,倒地受伤送院。近百名澳门当地导游不满涉打人者如常行程,于新口岸某娱乐场外包围旅行团的旅游巴士,要求有关人士下车道歉,并要求警方查明事件,严惩打人者。

至昨日凌晨,有涉打人旅客下车向在场导游道歉,但在场导游不满意,要求警方承诺禁止涉打人团员离境。伤者家人上旅游巴与涉嫌伤人者协商,要求赔偿20万未果。昨晨2时,警方带走涉嫌伤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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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小冲突为何演变成殴打事件?

在香港导游阿珍辱骂游客事件的影响还没消除的时候,发生在澳门的一起殴打导游事件让人大跌眼镜。记者了解到,自春节黄金周以来,已经出现过多起旅游纠纷事件,内地游客的文明素质程度再次被广泛关注。专家指出,连日来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利益冲突,却反映出部分游客缺乏修养和素质欠佳。

“近两年来,国家旅游局一直在大力推广文明旅游,就是因为很多游客在外旅游时时常发生不文明行为,特别是在境外的旅游,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和中国民众的形象。”

旅游业知名专家刘思敏表示,这起发生在澳门的游客殴打导游事件,正是由于游客文明素质欠佳、因一点小事碰撞出来的极端事件。

刘思敏还指出,在相对文明发达的地区,就连辱骂都是不行的,更何况是殴打,“无论是跟谁吵,结果都是很坏的,都会损害到自身、游客、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也会直接导致物质和精神双重重损。在许多国家都是没有人会劝架的,而是直接报警,肇事者都会被追究。”

旅游界资深人士劳毅波表示,“内地游客在港澳台旅游的时候,有些单方面的自我情绪膨胀,而且由于语言表达无障碍,可以快速表达,但正是由于这些快速并且过激的表达,往往会造成双方沟通上的问题,以致产生冲突。”劳毅波还表示,“旅行社和导游都有责任对游客进行文明的宣讲和投诉程序的介绍,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引导游客文明维权,应该是旅游企业最应该重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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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2日 15:30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王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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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两个月后,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文明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次指出:“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使文明礼仪、公共秩序、旅游出行等重点领域的不良风气有明显改善。”

文章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6期 作者:王全宝

采取惩罚措施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不排除以后在“护照法”中增设相关惩罚性条款。

8月30日上午,林康和出境游领队王禹正探讨如何制定关于公民出游前以及旅途中的培训计划。

作为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出境游总部副总经理,林康一周前接到总裁办指示,就如何贯彻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关于《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通知要求,做一些具体的规划。

“对于公民出国旅游在国外应该注意的事项,很早我们就有相关知识的培训。”林康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

8月24日下午,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北京旅游行业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活动”新闻发布会(暨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经理刘桂香代表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旅行总社、中青旅、首都旅游集团等四家旅游企业向社会发表了倡议书。

“这标志着我国旅游行业贯彻《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已经拉开了序幕。”新闻发布会后,国家旅游局综合司新闻处长张栋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

中央领导批示

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3100万人次。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随着中国公民旅游人数的迅速增长,一些公民在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中央文明办一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2005年11月1日,新华社《参考消息》第八版报道了“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的文章。当日,中央领导同志在该文上作出批示:“关于提高公民的文明习惯,除社会上的宣传教育外,要进一步研究切入点,其中旅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抓文明景点创建、抓旅行社对旅行团的‘全程教育’。”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去年11月中旬,中央文明办组织国家旅游局、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商务部结合各自职责,提出了落实措施。

今年3月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对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及时作出安排。

3月17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报送的安排上批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在两个月后,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文明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次指出:“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使文明礼仪、公共秩序、旅游出行等重点领域的不良风气有明显改善。”

国外关注

8月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通知。通知认为,一些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明行为,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评,群众反应强烈。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既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塑造中国公民良好国际形象的迫切需要。

根据通知要求,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从2006年8月启动,到2008年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自从开展征集活动以来,每天我们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封邮件,有的公民不但列出了不文明行为表现形式,并且还提出了对策建议,可以看出公民对这项行动的支持。”8月25日,中央文明办协调组郭碧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此次活动引起国内各界关注的同时,国外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评价。英国《泰晤士报》8月18日报道题为:不要吐痰、喧哗、抽烟和蹲着。

同时美国之音网站认为,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出国人员的文明行为准则,这种做法相当罕见,对提升国家形象有一定积极意义。报道同时指出,要想提高国民的整体文明素质就必须从教育抓起,因为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

8月20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引述了以上相关报道。
 

并非中国特色

一位驻北京的《华尔街日报》记者看到《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相关报道后感叹说,“这种活动太具有中国特色了!”他认为很少有国家会出面来开展关于国民素质的行动。但中央文明办协调组出具的调研报告,否定了这位美国记者的说法。

中央文明办协调组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资料显示,今年4月5日,韩国各大媒体报道了一条消息,即政府将采取措施,限制“丑陋的韩国人”出境,以维护国家的形象。

韩国媒体所称“丑陋的韩国人”,是指那些在国外旅行期间因行为不端给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的人。根据韩国《护照法》第8条规定,对于那些在国外旅行期间,违反当地法律,从而损害韩国形象的人,政府将在一定期限内拒绝发放护照,最高期限可达3年。

无独有偶,日前,美国“商业为外交行动组织”编撰了一本《世界公民手册》,呼吁美国公司以此培训其派驻海外的员工,尽快修补美国人的“丑陋形象”。按照该组织的规划,即将被派往其他国家的美国公民都将收到一份《世界公民手册》。

不排除增设惩罚性条款

曾做过11年导游,目前担任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出境游领队的王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每次带团总有几个游客“行为不端”,这些游客多集中在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属于暴发户的那种。对于中国公民出境游的不文明行为,旅游行业的主管部门是否会采取有效的措施呢?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是很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很多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另外采取惩罚措施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但不排除以后在“护照法”中增设相关惩罚性条款。

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张栋介绍,有关部门将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征集结果进行研究论证,拟订《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

“各旅行部门要建立健全包括出境行前培训、行中督促、行后总结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各旅行社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切实承担起教育引导广大游客的职责。对未能有效履行教育游客职责、屡屡造成不良影响的导游和旅行社要进行批评教育和责令整改。”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经济上有条件走出国门时,不经意间许多不文明举止被带到国外。一些人口袋里钱多了,便觉得了不起,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出国的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海外形象,甚至关系到中国软实力的消长。”

仓禀实而知礼节,文明程度的提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文明素质的同步提高。李明认为,提高公民素质,需要整个环境来带动,一次行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央文明办定义中国公民旅游中七种不文明行为:

1、不修边幅:无论是在国内景区还是在国(境)外旅游景点,都能看到衣冠不整、形象不佳的游客。夏季随处可见“膀爷”(裸露上身)招摇过市。有的游客穿上新买的T恤,再打上领带。有的勾肩搭背、呼啸而过。酒足饭饱后剔牙的动作毫不掩饰,还咬着牙签东张西望;把裤脚撸到膝盖上,翘起“二郎腿”等等。

2、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垃圾;随处扔泡泡糖;有的中国游客就餐时喜欢用筷子夹菜给客人。

3、不懂礼仪:不听导游讲解,不尊重服务人员,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不谦让老人妇女,在禁烟区和公共场所吸烟,在不打折的店很不礼貌地讨价还价。

4、不守秩序:在机场办手续和安检,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抢行李箱空位,在餐厅、商店,一哄而上“抢吃、抢购”。在等电梯时,喜欢大包小包地围在电梯口等。

5、不遵法规:“乱刻乱画、损坏文物”一直是国内旅游难治的“顽症”。中国游客喜欢赌博;公费旅游的游客常常坦率地要求“不看古迹,去赌博或红灯区”;还有些游客在自助式餐厅吃饱了还“兜”着走等等。

6、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一些游客随意破坏景区环境,损毁公共设施。如掀翻景区内的石凳和长椅,砸烂路灯围栏;撕毁路标和警示牌;一些游客肆意采摘景区鲜花和枫叶,有些自驾游客把车乱停乱靠碾压草坪等等。

7、喧哗吵闹:一些导游说,“喧哗吵闹”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团队的“标志”。一些游客把国内敬酒的习俗搬出了国门,大声轮番敬酒,划拳行令,把餐厅里的顾客都吓跑了。

 

 

礼仪之邦变成无礼之国 中国的传统在异邦生根

2011年03月07日 16:3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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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0期,作者:何忠洲,原题:《无“礼”的中国人?》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激情将消退寂灭。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那种曾经建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上,依循着共同礼仪秩序的中国人形象,正受全球化和城市文明的影响,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在经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同时,浮躁之风吹皱了中国人传统的心绪,有人清醒,有人慌张;有人从容,有人焦虑;有人昂扬,有人沮丧。每一个人都有时刻被时代主流边缘化的危机感。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如何以“好的传统”和“好的现代”构造一个“好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坚砾命题。

那么,向前看,中国人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中国古代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而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礼”可以崩?多少“乐”可以坏?

一则丧礼之上的脱衣舞报道成为中国“乏礼”的最直接和最荒诞的证明,一经批露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央视那并不完全清晰的画面成了后来按图索骥的依据。来自江苏东海县委县政府的消息说,该县警方在《焦点访谈》报道后立即组织力量,将报道中涉及在丧礼上组织、表演脱衣舞的5名嫌疑人拘捕归案。

一桩被视为“礼崩乐坏”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最后以政府的迅速介入而告结束。
 

丧礼上的脱衣舞

根据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脱衣舞”事件缘于东海县孔白村一农户家中的丧事。8月16日,受请在丧事上表演的两班“吹鼓手”为了招揽观众,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女演员竟先后开始脱衣裤,当天现场即吸引了近200人围观。

一边是死者棺木,一边是充满色情的脱衣舞,这对素来“死者为大”的乡村,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在央视的访谈中即呼“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丧葬中的“喜庆”。对这种近于滑稽的丧礼,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对本刊记者说,“中国传统即有‘喜丧’说法,孝男孝女要守夜的,漫长的时间要打发,所以总得有点喜庆的节目来振奋大家的精神。”

但是,缘于民俗的这些礼仪与丧礼上的脱衣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向本刊记者表示,“这种事情只有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才会出现。”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央视的报道,当地人对这种事的解释是,“对于办丧事的人家来说,花钱请表演班子来表演脱衣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显得人气旺。”而且“来看的人越多,他后代人(越)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戏班子为吸引更多的人以抬高自己的要价,不惜用上脱衣舞的手段。

更深层的原因,郭于华与高丙中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中国乡村礼仪的失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权力在传统完全破坏后的突然退出。“有一个强制力量要你左转右转的,但突然这个力量没有了,你就处于眩晕状态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民俗学博士如此向记者比喻。

礼在中国

丧礼上的脱衣舞事件以政府力量的迅速介入而告终结。这就像若干年前,权力力量也是以强力的介入而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礼仪。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年前,西方人打破国门,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孔家店”、旧礼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下被破“四旧”、毁“五伦”。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在翻看了半夜的礼教之后,只看出了两个字“吃人”。

但是,郭于华说,“这一百年,对丧葬礼仪影响最大的还是在1949年后。”

高丙中说,“那些传统礼仪,差不多都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奢靡浪费两个旗号下销声匿迹了。”甚至一度,礼仪备遭嘲笑,粗鲁成为时尚。

在此途中,中国人周而复始的年号,变成西方的公元纪年;传统的厚丧习俗被简化为追悼会,作揖、拱手、跪拜、请安变成握手,“大人”“老爷”“太太”,变成“先生”“女士”“小姐”“同志”。
 

但与此同时,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评论家对记者说,“人们开始不知道礼为何物了,没有了仪式,没有了基本的礼仪规范。几千年已经形成的如《朱子家礼》上的礼仪传统完全中断。”他反问记者道,“怎么能说跳脱衣舞这件事情是礼崩乐坏呢?我们还有什么‘礼’可以崩、什么‘乐’可以坏呢?”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今日中国,饭店永远是喧闹得难以进餐的场所,餐桌上的孩子永远疯抢最爱吃的菜肴;公交车靠站时永远有冲开血路、力排众生抢座的‘猛士’,车上永远站着老人、孕妇和儿童;无数商店贴着谨防扒手的告示;许多会堂里挂着请勿随地吐痰的警示牌(参会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门广场清除了60万颗口香糖,日常娱乐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级一点也无非就是唱卡拉OK。远游出洋的国人,老外常常通过是否乱闯红灯、大声喧哗,很容易识别我们的同胞……”

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说,“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对这种境况,那位评论员说,“这在中国几千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文章说,《左传》即详细地记载了,父母是如何给长到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给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的;婚礼完成会经过六道仪节;士人相识有专门表达友情高洁的相见礼;尊贤敬老,要举行乡饮酒礼;君臣上下有燕礼来明尊卑;就是国际交往,列国使节也会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在《礼记》中,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礼仪甚至成为一种专业。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

但到今天,记者随机采访多人,回复不约而同:现在的人肯定不如古人有礼貌。

在一片“无礼”的氛围中,那些被古礼浸染过的长者们,却给今天的年轻人传递出一种无形的礼仪的力量。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信,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几位受访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每次工工整整地写信之后,茅先生都不忘落款“茅于轼上”。一个“上”字,那位评论人说,“道尽了一个人的礼仪素养。而我碰到的很多人,写封信,连抬头、落款都不写。不是不会,是不懂。”2005年,记者曾拜会著名的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及夫人,告辞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侯夫人面向客人几番后退躬身相送,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叹。侯夫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在大学里,礼仪也是一门必修的课程。

中国传统的礼仪已然丢弃,但是舶来的西方礼仪却也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中国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一次,这位受访者接到一个酒会的邀请函,精心打扮后应约前往,结果发现“我成了一个怪物”,因为偌大的酒会,穿着五花八门,唯独没有西方酒会中应有的那种着装。“那是应该穿西装、打领结的,但连打领带的人都很少。既然是酒会,那就应该遵循西方酒会的一些起码礼节,但就是没人懂。”

礼仪是文明的标志

不懂礼仪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么?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如此向记者表达他的疑问。在他看来,有无礼仪,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信力建董事长深感礼仪的重要,在他所拥有的近二十个学校里,他拟定了一套礼的行为规范。他说,当学生按照这一套礼仪向父母表示感激之情时,那些平素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无不骄傲万分。“礼就是一个人人性的体现。”他总结说。

“已经被破坏殆尽的礼,要想恢复与建立,注定是一个需要好多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事。”那位评论员说,“八百年前朱熹即已经说明,利仪的回复要回到周礼时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在我们当然更没必要。问题是,传统好的礼仪我们抛弃了,西方好的礼仪我们也没有学习过来,反而是中西方礼仪中的那些糟粕,正在日渐走近我们。”
   

95.7%受访者认为国民素质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2011-03-07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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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的中国民众希望祖国早日崛起

在1.5万多名受访者中,54.7%的人认为现在到了中国人考虑大国崛起的时候了

你认为现在的中国崛起了吗?

正在崛起 49.0%

尚未崛起 47.0%

说不好 2.4%

已经崛起了 1.6%

之前没有任何宣传,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11月中旬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正是这部静悄悄播出的专题片,在岁末这段时间里,激动了社会各界。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ePanel在线调查平台和本报全国读者网等3个渠道,实施的有关民意调查(共有15190人参与)显示,27.5%的受访者已经看过该片,29.4%的人“没看过,但听说过”。

百年奋斗史,奥运圆梦时。风霜雪雨,一言难尽;苦辣酸甜,品味悠长。…中国,没有奥运金牌的日子[慈禧与奥运擦肩而过][奥运呼唤天津起][中国“看”奥运第一人][中国哑将泪洒伦敦]彪悍奥运主题曲[奥运主题歌的难题][老年版北京欢迎你精彩]博客:[批评巴金,韩寒已经很客气了]热点:[加入刘翔输了 奥运礼服大检阅]

记者注意到,短短1个多月,在百度上能搜索到的《大国崛起》下载网页已达40多万条,与电视片同期上架的《大国崛起》图书,已经售出1.5万多套,要求重播的观众电话,据说也已不计其数。

在高度娱乐化的今天,为什么这部严肃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会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反响?

“这部片子给大家传达了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今天的中国人该如何看世界。这需要我们对自己有一种自信,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关怀,用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看待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包括辛酸史,然后再回过头来思考中国现在的发展、未来的崛起,以及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我觉得是这部片子传达给我的一个重要信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余万里这样评价。

本次调查发现,国内公众对“大国”、“崛起”这两个字眼儿,确实已经相当敏感。例如,当被问到“你觉得现在到了中国人考虑大国崛起的时候了吗”,10.5%的人感觉“说不好”,34.8%的人觉得为时尚早,但有54.7%的人在这里毫不含糊地回答“到了”!特别是在以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本报读者中,认为“时间到了”的人更多,占63.0%。有12140名网友通过腾讯网自愿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有超过一半的人(52.0%)选择“到了”。

尽管多数人对讨论大国崛起的时机给予了认同,但在判断中国目前所具有的实力方面显得十分冷静,只有1.6%的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崛起”了。在总计1.5万多名受访者中,认为“正在崛起”和“尚未崛起”的人是绝大多数,分别占49.0%和47.0%。不过,国人对祖国崛起的期盼之情也是惊人强烈的——有80.4%的人,在回答“你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大国崛起吗”这个问题时,明确表示“太希望了”。

谈到对未来的期望,有53.6%的人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中国的崛起,28.1%的受访者较为悲观,觉得自己可能无法亲眼见证这一辉煌。在具体的时间表上,17.3%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用不了20年,16.1%的人认为将需要21~30年,18.7%的人预期中国将在31~50年之间崛起,更多公众在这一问题上态度谨慎,34.9%的人感觉中国崛起至少需要50年以上,其中18.1%的人甚至觉得要等到“100年之后”。

在受访公众眼里,目前中国只有在人口(82.1%)和体育(50.9%)两个方面堪称大国,而在政治(40.3%)、外交(38.2%)、经济(37.2%)、文化(26.5%)、自然资源(26.2%)、军事(24.8%)等领域,公众对中国已经是“大国”的认同度都不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5.7%的受访者认为,我们在国民素质方面还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清华教授称中国日本国民素质差距有30年

2011-03-07 2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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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中日国民素质有30年的差距

汪中求

一位中国精细化管理专家,准备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精细化管理开展最好的日本、德国、新加坡三国。在第一站日本,我们的专家认识到: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年夏天,笔者作为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国教授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准备将此文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

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1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8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500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11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35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36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我觉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45%;遗产税更高,70%。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65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1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国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龋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1600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50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100日元只能停车15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为了贯串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5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政府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30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常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校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校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来源:中国商业评论)

作者简介: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著有《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