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御六夫txt下载网盘:“学会做人”，一个危险的口号

“学会做人”，一个危险的口号
这两年回国讲学，在各地的学校都看到一条类似的标语口号：“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发展。”有些地方的口号是：“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发展”；或“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创造，学会健体”；或“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关心，学会合作”。不管怎么变，“学会做人”这一条总是有的，而且总是首条。据说，这些口号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文件。
根据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6日第2版的文章《论加强“做人”的教育》的介绍：1972年，以富尔为首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提出了“学会生存”的口号。钱教授又指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也被翻译为《学会做人》。
把“学会生存”翻译为“学会做人”，理由何在？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四处出击，多方查找，想找到英文的原文。感谢因特网，让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同国内的各路人马取得联系。
《环球时报》教育版的张聘编辑询问了北大高教研究所的有关人士，不得要领。
《教育报》的赵小雅编辑回信说：“我手头有被译成中文的联合国教科文的一套丛书，其中有《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今天我向丛书的编辑之一，同时也是教科文的工作人员询问您的问题，他说，‘学会做人’不是出自教科文的文件，‘学会学习’和‘学会生存’倒是。我也不能判断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如果我能从其他地方得到答案，我会及时告知。”
江苏省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季慧回信说“学会做人”的英文是“Be yourself”。我说，我要的不是“学会做人”的英文，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的“学会做人”的原文。不久，季慧再次来信，找到了原文，出自1996年前任欧盟主席雅克·得洛尔担任主任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提出“4个学会”：学知(Learning to know)，学做(Learning to do)，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并说，在国内有时“学会生存”又变成了“学会做人”。引证的是钱教授的文章。
于是，我又千方百计联系上了钱教授。钱教授虚怀若谷地回信说：“关于‘学会做人’，查了一下，原文是Learning To Be。此间看到两个译法，一译‘学会生存’，一译‘学会做人’。‘学会做人’的译法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刊物《信使》中文版1996年第7期。我曾找过杂志的译者，没有找到，他为何这样译也无法知道。我早已看到了两个译文的不同，但没有注意……”
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找到了源头——“Learning to be”被译成了“学会做人”。
因为我是先看到中文“学会做人”，再去寻找对应的英文的，因此不得不试图去把“做人”或“学会做人”翻译成英文。这就碰到了若干尴尬：首先，“做人”或“学会做人”很难翻译成英文。因为在西方文化里，基本没有“做人”这个概念。而我们所谓的“做人”，是在别人面前“做”的，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没有对应的概念，就没有对应的语言。就像西方文化里没有“粽子”的概念，于是，英文里的“粽子”就变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用竹叶或芦叶包成角锥形状的糯米团”。仅两个字的概念，用了10多个英文单词仍说不清。因为，“粽子”也可以是用荷叶包成的；也可能不是角锥形状而是枕头的形状……
其次，尽管找了几个相近的英文说法，但基本意思还是相去甚远。比如，be yourself的意思是：“be(是)”“yourself(你自己)”，即“成为你自己”(成为一个有自己的个性和人格，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人)，与“学会做人”相差太远。另外一个是conduct yourself，意思是说：“表现你自己”。显然，这个意思与“学会做人”也相去十万八千里，都不是我们的“做人”的本义。最接近的一个是behave yourself，这是在美国孩子调皮出了圈时，大人才说的话：“注意规矩！”
恐怕“学会做人”译成英文，最接近的应该是“Learning to behave yourself”，即“学会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
最后，如果要把“学会做人”翻译成英文，怎么翻也翻不回“Learning to be”。当然，无论是一篇文章、一句话或一个词组，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再把它翻回原来的语言，会有差别，甚至会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如果完全翻不回来，或者翻回来后，产生较大的歧异，甚至根本不是原来的意思，这种翻译就值得我们三思了。
我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文件报告的起草者，是不是有法国文化的背景？或者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因此，用了“to be”这个有哲学意味的概念。如果你光拿一个“Learning to be”去问一个美国人(即使是一个教师)，也往往不得要领。
实际上，“Learning to be”中的“to be”来自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这里的“to be”作为“生存”来理解。即使是它的分词表现形式“being”，在西方哲学里也被理解成“存在”或“生存”。
因此，从字面上说，“Learning to be”应该翻译成“学会生存”，把它翻译成“学会做人”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我不知道，为什么《信使》的译者要把“学会生存”翻译为“学会做人”？理由何在？如果说这两者有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且意思接近，才会产生互换互译的话，一旦我们试着把“学会生存”和“学会做人”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种结合是很可怕的：“学会做人”就“学会生存”了；为了“生存”就要“学会做人”……
现在，我们再撇开翻译的问题，直接分析“学会生存”与“学会做人”的根本分歧。
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万事万物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那是因为人类具备了所必须的生存能力。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衍变，特别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之特殊性，使得具体的个人所具备的生存能力产生变化。例如，计算器的出现，使得许多人的计算能力退化，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以及高层住宅楼的出现使得许多孩子的社交能力下降……生存能力这块人类的“奶酪”有了变化，“To be，or not to be”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学会生存”被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
“学会生存”讲的是人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以适应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这里所说的各种潜能，包括了社交能力、创造能力、心理承受力、独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而“学会做人”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层面上去讲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给“做人”下的两个定义是：一、指待人接物；二、当个正派人。所举的例子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社会上，对“做人”的约定俗成的认同，多是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的“待人接物”的为人处世态度。比如，人们常说：“这人很会‘做人’。”是讲这人是很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没有一丝正义感和道德感的市侩。所谓“会做人”往往贬义多于褒义。
如果“做人”指“待人接物”，那么把“学会生存”翻译为“学会做人”就有问题了。“生存”是目的，“做人”是手段，“学会”了“做人”——“待人接物”，就“学会”了“生存”。
显然，把“Learning to be”翻译成“学会做人”是一种误译。我更担心的是，这种误译会产生一种不好的误导。
把“做人”与“学会”放在一起，容易产生贬义的倾向。因为某种“做人”是“学会”的，因此不是本色。例如，人们说：“他很会做人，你要学学他怎么做人。”从不会“做人”到会“做人”，是“学”的结果。本来“会做人”就偏贬义，再加上是“学会”的，就更有“装饰”的意味。“人”就是“人”，“人”是不用“学”的。如果一定要加上“学”字的话，在“人”的前面必须有一形容词，如“好”人、“坏”人。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不能说“我学人”(此话要么不通，要么不完整)，只能说“我学好人”，“我学坏人”。
另外，“人”不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人”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学会做事”就可以说，因为“事”是“做”出来的，并且有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所以说是“学会做事”。
我很担心“学会做人”的翻译，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会被人庸俗化了，以致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我不赞成笼统地提“学会做人”的口号。如果一定要提这个口号的话，必须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一定要给予“学会做人”正面的、积极的、明确的含义。因为，我们的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历来重共性轻个性，重服从轻自主。如果我们不对“学会做人”的教育口号给予正面的、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家长，可能就会接过这个口号去赋予他们自己“各取所需”的内涵和外延，甚至用这个口号去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第二个前提是不能用“学会做人”来替代“学会生存”。如果我们用“学会做人”来替代“学会生存”，把“生存教育”变成“做人教育”，即使我们把“做人”明确为“做一个正派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以红代专”，培养出“心(红心)有余而力(能力)不足”的人。例如，许多下岗工人都是“正派”的人，但面对下岗的现实，必须重新进行再上岗培训，这种“再上岗培训”就是“学会生存”。这种“生存教育”是绝不能用“学会做人”来代替的。可能有人会说：“做人”是说“做全面的人，完整的人”，因此，“学会做人”是“学会做全面的人，完整的人”。这种说法既别扭又牵强。“学会做完整的人”，这话根本就不通。
既然，联合国的口号是“学会生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如实地翻译成“学会生存”呢？为什么一定要绕着弯子在“做人”上做文章呢？在汉语里，约定俗成的“做人”只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待人接物；二是当个正派人。完全没有必要在“做人”上面翻来倒去，既扰乱了人们的思维，又容易造成误导，还把最根本的“生存教育”给撇过一边。
生存教育的中国特色“生存教育”与“素质教育”几乎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同一种意义的教育不同的名字。两者都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根植于社会，要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等等。“生存教育”从培养人的各种“生存”能力和技能的角度去强调教育；“素质教育”从发掘人的潜能去强调教育。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的话，素质教育的层次更高一些、涵盖的面更广些。比如，人的审美、音乐欣赏等等方面的教育，对一般的人来说，并不直接属于生存能力或生存技能之层面的教育，但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
“生存教育”有多种理解，最典型的有3种：一是生存教育不是教育人去做一个正派的人，而是教人懂得游戏规则，但是懂得游戏规则的目的不是做个遵纪守法的正派人，而是懂得“玩”游戏的规则，甚至是懂得钻游戏规则的空子，从而得以生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在书里鼓吹和推销的观点(请读者阅读有关章节)。
二是“生存教育”实质上就是“做人的教育”；或者干脆用“做人教育”来代替“生存教育”。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学会做人”，就能“学会生存”。“做人”是首要的，是高于一切的。恐怕《信使》的译者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把“学会生存”译成“学会做人”。
三是“生存教育”就是要发掘人的各种潜能，增强人的生存能力，以适应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及变化。
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差别非常巨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属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只能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口号，因此这些口号对各个具体国家不一定具有统一的、具体的、一成不变的指导意义。比如，“学会生存”在贫困的非洲国家和在美国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中国的独生子女所面临的社交能力退化的问题，和美国孩子抱着计算器丢了计算技术的生存能力退化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个花样翻新的“学会”的口号，在发达国家来说，指的是教育应“以人为本”，以人为起点，以人为归宿。
有人把“生存教育”，归结为适应环境能力的教育。
在中国文化里，“适应能力”的教育从来就有着浓重的传统色彩。儒家的“做人”学说讲的就是人应该怎样适应社会生活环境。“学会生存”在现代中国被重新提出，表明了传统的“适应能力”教育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或者换言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适应能力”？或者再换一句话说，传统的“适应能力”教育应该加些什么？减些什么？
前面提到的对“生存教育”的3种理解，第二种显然源于中国传统，而后一种则更具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色彩。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生存能力训练营、极限能力挑战训练等等，都表现了中国文化对现代教育理念不同程度的包容或认同。然而，我认为，“生存教育”、“适应能力教育”，并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将传统的“做人”教育加上现代的“生理能力训练”就能解决的问题。适应能力包括社交能力，也包括生理、心理承受能力，还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等等。适应能力是由多种能力交织而成的能力，它可以从人的各种行为中折射出来，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应社会环境的“做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