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权利mobi 百度云: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

（编者按：中国正处在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对此，政治色谱上的各种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他们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建议，都有可观、可取之处。但在作者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做前提，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做前提，“进步”将成为狗熊掰玉米棒子，随掰随丢，积小善不能成大善，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

在对当前中国重大现实的判断上，如社会矛盾及其严重性，左和右几乎没有分歧，甚至非常一致。左与右的分歧主要在对问题成因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上。

左的解决方案是沿着国内的历史脉络向后退。如果以过去2200余年为限，复辟的选择余地并不大。从秦到清的制度不宜再继续模仿了，袁世凯因称帝而亡；而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虽然他的时代有可圈可点之处，却难为今日之师。因此，可供后退的“过去”很短，只剩下1949-1979年期间，即“文革”及其之前的10多年。毛左是那些特别赞赏文革的左派。

据说还有新左——使用国外批判工具的左派。不过，在外国人的理论框架内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新”。在20世纪大约一半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直接发号施令。

右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前进，他们的立场也不“新”。右主要是向“外”寻求参照物。这个“外”很大，现在占了大半个世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民主的成功经验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遍布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今年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取得初步胜利。民主不是空想的、自称“科学”的主义。民主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不需要把国家变成“科学”实验室，把国民当作小白鼠。早在数十年前，民主已经跨越东西方界限，不再是西方的制度。所以，向其他国家(不仅是西方)学习没有萧先生说的那样“激进”。民主是最温和的前进路线。

关于左与右的介绍到此为止。

左与右是名词，不可在现实政治中拘泥。我们借助名词理解世界，但如果企图用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就危险了。更危险的是用抽象名词来划分和改造世界，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当前流行的左的批判思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化”的抽象名词的二元对立。

新旧保守主义

萧功秦先生赞赏“新保守主义”，也承认大多数右翼人士持温和渐进的立场。他们之间好像应该有不少共同点。可是，萧先生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又把西化自由派、毛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列为他的三个“批判对象”，把这些“主义”们都归类为“激进主义”。

在“西化自由派”这个词中包含一个常见的自我歧视：把自由归功于西方，并且只归功于西方。任何为自由而呼喊奋斗的中国人好像都是被西化了。其实，虽然专制在东方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专制却是在过去100多年中从西方传到东方的。现代专制的实行者和拥护者根本无权批判西方，他们的西化程度也许比自由主义者更深，如果只看对西方创造的物质成果的贪婪程度，他们更是几乎独步天下。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一个“西化自由派”，岂非在暗示还有一个“东化奴役派”？这一派里有哪些人呢？

自由或奴役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古人同样珍视自由，并且发展了丰富的自由观念。试想，完全被奴役的人们，文明如何可能延续4000余年，并如此昌盛，让我们今天仍然望尘莫及？

近来提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实际上明确承认今不如昔。否则，又何必“复兴”？为什么不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的远古祖先确实“阔过”，这一点不待阿Q而自明。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由之后，我们的文明才开始衰退和萎缩，沉溺于精神胜利的阿Q们才日益增多，现在才需要“复兴”。

“复兴”必须从恢复“自由”开始。自由是通往各种繁荣(从文明到经济)的唯一路径。我们的祖先珍视自由，却没有找到保护自由的方法和制度(这可能真的与地理条件有关)。他们只能向自然和内心逃去，试图在化外之地和方寸之地维持一点自由，最后却发现道路越走越狭窄。最后，“洗澡”和“洗脑”运动不留一点自由空间，文明和国家也就彻底被窒息了。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要参照“西方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自由。制度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支柱和保护壳。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支撑和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是否“西化”只会增加和减少自由，但永远不会改变自由的归属。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

中国在近代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时产生了保守主义。晚清理学大家倭仁(1804-1871)是朝廷高官。这位保守主义者高举“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夷化(即西化)，无情地揭露洋务派“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不过，那些反“夷化”者的“人心尚古”，他们也反对西方的物质享受，与今天反“西化”的同类很不相同。而百余年间不变的是，反对夷化(西化)者既不能体会“人心”，也不了解世界大势。

在发动1861年的祺祥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领导了“同治中兴”(1862-1874)，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中兴结束之后她继续垂帘领导大清国，直到1908年去世。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仍是太后的60岁大寿。

太后是满人，倭仁是蒙人。按照今天反“西化”者的立场，她和他应该首先反对“汉化”，然后再反“夷化”。但他们没有反对汉文明。今天的人们好像应该比他们的胸怀更宽阔一点。不然，老佛爷也成了激进分子呢。

除了在1900年因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她下台，于是发动义和团，向11国同时宣战之外，老佛爷不是激进分子。因此，洋务运动一直是官商勾结、半中半洋、不中不洋，在老佛爷六十大寿那一年中迅速崩溃；也因此，清末的宪政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仍然说向西方学习自由民主是“激进”，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显然不够“新”，而且还容易混淆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那些家伙可是在大张旗鼓地弘扬西方文明和传统价值。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呢？除了各种“西化”的物业之外，中国现在几乎空空如也。

应该先有可以保守的东西，然后再保守；先保守，然后再主义。这个渐进的保守主义顺序可能适合保守主义。不然，今天的保守主义也太激进了，可称为“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

在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是一度流行的思潮。萧先生认为，新保守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改进版。他反对民粹主义，提倡权威主义。其实，这两个主义是如影随形的亲兄弟。

民粹主义是舶来品。我们熟悉的这个民粹主义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对沙皇专制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把希望转向下层平民。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不少民粹主义的血统。可以说，苏联的极权主义从民粹主义开始。现在还有一些失落的俄国人怀念苏联，寄希望于权威主义，但这个主义早已失去了百余年前的“国际大环境”。

萧先生反对民粹主义是正确，但权威主义不应是替代品。这两个主义是弯曲的道路，在不远处相交。权威主义者需要人民的盲从，为此要假意抬高他们，如在广场上演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没有权威主义的煽动和支持，民粹主义不可能走远，如在19世纪的俄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貌似民粹主义，实为权威主义。革命人民在最高权威的绝对领导下高呼着“万岁”“造反”。后来，毛泽东自己还批判水浒式的“造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肯定不是真正的造反。

萧先生把陈水扁当作利用民粹主义的例子。为了赢得大选，阿扁固然在用民意玩火，以加强他的权威，但大陆的应对也有很大偏差。

在威胁使用武力时一定要具备两个要素：实力和意志，否则只会自取其辱。那时的大陆这两条都很缺乏。武力威胁只是刺激了台湾的民众，帮助陈水扁当选。如果大陆对民主(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民主)有些了解，本可以拿出更好的应对措施，把信息传递给台湾的诸多要员，而不是选民。

萧先生还举例说，南美有人说过：“给我一个阳台，我将成为总统。”这或许只是一种表达自信的说法。阿基米德说过类似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如果今天有狂人重复这句话，政府一定不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地球运动，更不必动用权威主义的手段，实名登记乃至收缴销毁民间任何可能被用作撬棍的物件，如各家的烧火棍和自来水管。

南美的选民已经成熟，古巴都在改革，现在的阳台总统大概只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了。如果统治者不能彻底封锁信息的传播，煽动民众情绪将越来越难。所以，需要担心的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后者只是前者的小跟班。

讨论政治时必须牢记：高度集中的权威有害国家治理，有害民生，有害很多很多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社会，统治者必须首先获得合法性，然后才有可能享有权威性。没有合法性，任何权威主义的设想都是镜花水月。

以上谈了太多的“主义”。如此搬弄抽象名词把我自己绕得头昏脑胀，读者可能也不耐烦了，“我的朋友胡适之”更会在天上提出批评的。下面还是谈一点现实“问题”吧。

公民社会如何可能

萧先生认为，为了避免候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使国家掉入民粹主义的陷阱，在民主制度之前应该先建立公民社会。

事实上，公民社会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正常发育。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包括公民权力(民权)和公民自由。实际上，公民社会需要宪法保护的各种自由。

民权运动是在民主制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普遍民权在民主国家的实现也是较晚的事情，如在1960-197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才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从黑人(非裔美国人)的角度看，此前的美国民主制度即使不是邪恶，也是极其不完善的。美国现在的总统是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巴拉克·奥巴马，他的当选有民权进步的因素。

民权运动在专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民权和运动都不可能被容忍。公民社会与专制制度是不兼容的。前者需要公民自发的自我管理，而后者则是官僚管理和控制一切。官僚们本能地知道，不可掉入“公民社会的陷阱”，否则他们将失去随意使用权力的快感和巨大的个人利益。专制政权的本质是反社会的，在专制中不可能发育出有活力的社会，更不必说公民社会了。“公民社会”是一个“西化”的观念。但中国并非没有公民社会的雏形。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明朝晚期、民国时期都有活跃的民间组织，文学兴盛，思想界最为活跃，而艺术大师们我们今天仰望也不可见——他们绝尘而去。如果罗列那时思想大家和艺术大家的名字，会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但他们大多是遗民和逸民，不是“公民”，他们组成的前公民社会有极大缺陷，如明末的激烈党争。当强大政权到来之后，他们的相对自由被轻松地压碎。

可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可能发展公民社会，而不是相反。

萧先生赞赏英美的民主进程。英美确实是从公民社会走向民主。但这两个国家是特例。我曾经在别处论证过，在革命之前，英美保持了相当大程度的原始民主，社会中保留了自治和分权。他们的公民社会是在原始民主中发育的，然后经过一场革命走向现代民主。在已经完成专制建设的国家中，不可能再出现这两国的历史条件和民主路线，民主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公民社会和民主制不会在等待中自动到来。一个国家不是必然地向前进，还可能倒退、崩溃。崩溃在中国历史上最常见，新的王朝取代崩溃的王朝，但新意并不多。在宋朝至今的近千年中，中国在王朝的多次崩溃中倒退，每一次崩溃都把以前取得的些许进步消耗殆尽。

广场政治的利弊

萧先生对广场政治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近来张木生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广场政治的作用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广场政治有两种。一种是民众自发或有组织的抗议，也许有一个或几个临时的领袖，这种常见的抗议形式有助于问题的揭露和解决。另一种是统治者组织的群众运动，必然伴随着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有严密组织的人群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广场上游行，喊着整齐的口号，向领袖致敬。煽动群众需要大量谎言，因此一定要完全控制传播媒介，一定要有戈培尔。

二战之后，战胜国分区占领德国。西柏林属于西德，却位于东德境内。为防止东德人叛逃到这座繁荣的孤城，苏联下令修建了柏林墙。大约200名东德人在试图翻墙逃走时被东德守军射杀。1963年和1987年，在大墙西侧的勃兰登堡门前广场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先后发表演讲。1989年11月9日，汹涌的东德民众冲垮了柏林墙，守军这次没有开枪。柏林墙的倒塌启动了东方阵营失败和苏联解体，勃兰登堡广场是庆祝中心。

中国近代的广场政治从“五四”运动开始，抗议者要求的目标还有民主与科学。此后，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多次广场政治。国民党把这个传统带到了台湾。陈水扁当政之时，在野的国民党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广场抗议。朝野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没有越过法律的界限，没有流血冲突。

韩国的民主始于广场政治。1980年4月，韩国爆发大规模示威，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全斗焕政府实行戒严。在春夏之交的5月18日，在南方的光州，人们上街阻挡戒严军队进城。坦克冲进广场，射杀群众。民众的反抗一直坚持到5月27日，学生和平民死伤数千。

这次民主运动不能归功(或归咎)于美国，相反，美国有默许镇压的嫌疑。屠杀发生之后，全斗焕政府指金大中为幕后黑手，判他死刑。金大中后来当选总统，赦免了被判刑的全斗焕。光州惨案之后，韩国获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来又主办大田世博会。但韩国最终仍走向民主，没有掉进陷阱。

光州人后来以“5·18”命名了光州的一个广场。他们已经告别了广场政治，虽然还会有街头抗议。

另一种广场政治还在朝鲜继续。

在今年谈论广场政治，一定不会错过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今年在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利比亚的黎波里的绿色广场，民众一如既往地比统治者更为克制，但仍被射杀。他们的理智在证明，广场政治可以是和平的、理性的；而集权国家的公民社会首先在广场上开始发育。

在广场杀戮之后，埃及军队不情愿地接管了国家权力，而利比亚人只得揭竿而起。显然，埃及的转型将比利比亚的更为顺利。这个不是广场上的人决定的。

变革总是很艰难，甚至很血腥。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坚持了5个多月，杀了很多人。8月27日，他的“老朋友”伊朗也敦促他承认民众的“合法”诉求。

上面提到的国家大都在“东方”，中国的台湾也在“东方”。

虽然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众却知道，他们将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中获得最大好处。权贵们往往不这样想。在可能失去特权的时候，他们宁可大肆屠杀，宁可让国家陷入战乱，也要做最后一搏，如卡扎菲之流。即使对抗失败了，他们攫取的利益已经能够保证他们以后的幸福生活了，而且他们早已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广场政治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避免广场政治，就要在问题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公正解决，这个责任和权力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不在那些可能走向广场的人。如果爆发了广场政治，情况也很可能没有萧先生担心的那样糟。在信息时代，民众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和操纵。广场周围和大街两侧有很多阳台，他们有权对在阳台上的人作出选择，而且不是永远有效的选择。

老问题、老方案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没有对权力的限制，“进步”将成为狗熊掰玉米棒子，随掰随丢，积小善不能成大善，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

在历史倒退之后，历史更能成为今日之师。在老问题解决之前，老方案仍然适用。在另一方面，如果历史的大变革、大转型已经到来，“政治设计”是完全无用的。“形势比人强”，这是唐德刚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他看中国历史最为透彻。在历史的大“形势”中，“人”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与其在抽象名词中设计未来，不如多看历史。

因为近代史，国人容易把革命与流血联系在一起。《仁学》的作者谭嗣同自愿为变法而流血，被清廷送上刑场，杀身成仁。在清朝权贵的不懈努力下，暴力革命的阴影笼罩中华大地。

可是，梁启超的保守主义也不可行。他在清廷内推动变法和君主立宪的努力都失败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这个倒退似乎符合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立场，但在这之前4个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严厉反对。他说：“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前清的立宪是假，如果以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也得不到天下人的谅解。他说：“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

梁启超知道历史大势，也知道国体不可轻动，不可欺众。“食言而肥，匹夫贱之！”清朝之后中国已经实现共和，只能继续往前走。

近来读《饮冰室合集》，发现我们今天的问题，梁启超在100多年前已经有过精辟的论述；这位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梁启超的很多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发表在今天报纸上，仍是极好的政论文章。国内问题没有变化，今天又缺少梁启超那样饱学而雄辩之士，但国际环境不一样了。

我们有很多历史之镜。中国的问题是西方在过去两百多年中遇到又解决了的，中国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果想多保留一点“中国特色”，活跃于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他的时代是很好的导师。（丁力/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