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涛精制矿盐能吃吗:修齐治平求和谐_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

　　和谐，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中庸》）“中”是天下最最根本的；“和”则是最高的道，是天下普遍的基本准则。只有做到“中和”，才能顺天应地，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中和”是儒家最高的“道”。只有追求这个最高的道，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即人与天的最高的和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所以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追求和谐，才是实现“天人合一”唯一正途。

　　儒家的治国方针是仁政，以德治为主，为政以德，隆礼重法，和而不同，讲究和谐。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的政治思想模式是《大学》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齐治平”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影响深远。后来宋代大儒张载将其具体化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蒙·太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模式也正是以和谐为最高目标和理想。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和”思想，求和谐的理念，是今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正因如此，儒家“修齐治平求和谐”的治国方略，可以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意的借鉴。

　　儒家治国方略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基本治国主张。儒家核心经典之一的《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提出了三大纲领：明明德，亲（新）民，达到社会的至善。接下来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正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治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所谓的“八条目”。也就是说，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这是一种从大到小的条件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则是一种从小到大的因果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既是儒家治国培养人才的途径，也是其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其实，在《大学》之前，原始儒家的思想中，就已经包含了“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在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政治典籍《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可以说，这里已经包含了大学中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这种修齐治平的逻辑顺序。“克明俊德”即是《大学》所讲的“修身”，“以亲九族”是“齐家”，“平章百姓”是“治国”，“协和万邦”当然就是“平天下”了。只有“克明俊德”后，才能“以亲九族”；只有“九族既睦”，才能“平章百姓”；只有“百姓昭明”，才能“协和万邦”。这同样也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从前到后是条件关系，从后到前，则是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大学》是对《尚书》这种古代政治思想和逻辑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大儒朱熹认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据《朱子语类》中记载：“问：‘《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朱熹认为“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质上就是修身的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修身这一条，这样“八条目”可概括为常讲的“修、齐、治、平”四个条目，由此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之道的核心，也是儒家治国之道的核心策略。其中，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只要做到了“修齐治平”，也就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可见，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精髓和目标就是要实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谐社会。

　　一、修身——追求身心的和谐。

　　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以德治国，重视仁政，提倡内圣外王之道。《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提倡德治，首先要做得就是修身的功夫，所以儒家把修身放在“修齐治平”四个环节的第一位，尽力抬高自我修养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把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作为政治成败的根本，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只要统治者做好自身的修养，行仁政，重视礼仪道德，那么自然会教化天下，仁政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说到底，人才是最根本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政治是人类自身的政治，所以说“为政在人”，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之所以实行“人治”的理论基础。既然人才是根本，那么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修身”了。只有达到了儒家“仁”的要求，才能奠定儒家政治主张的基石。

　　儒家讲修身是指人生在世，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要修养成为完人、圣人，实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功。孟子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儒学教化的宗旨就是成圣成贤，做一名圣人君子。而成圣成贤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达到中和的道德境界，而中和就是身心的和谐。

　　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成圣），至少也要做一名和而不同的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修身同样有各“度”的问题，《论语·先进》记载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儒家的另一篇经典《中庸》认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贵，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达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本，和为道，“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修身途径主要是指“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要求时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但儒家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修身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修身应该而且必须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底，修身是为了能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这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的人治主义相适应的，修身对于提倡人治，特别是提倡统治者以身作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其次，修身主要讲的是个人的问题，讲的是个人的身心和谐。然而，儒家政治思想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的修身，更为关注的是群体问题，是从家、国到天下这一个个不断扩大的群体。由个人（修身）到小群体（家庭），再到大群体（国家），最后到最大的群体（天下），这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条主线。儒家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可以说，修身既是《大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身心的和谐，既是道德修养的目标，也是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天下和谐的基础。

　　二、齐家——家庭（群体）和谐的途径。

　　儒家讲修身，主张在实现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基础上，进而逐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实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首要的就是其组成单位——家庭内部的和谐。只有齐其家之后，才能治其国。即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这个小群体，扩展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代，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家与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齐家”已经被包括在了“治国”之中，成了治国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路，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大学》）儒家认为修身之后就可齐家，齐家之后才能国治，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把国称为国家。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也习惯以君主来类比家长，因此治国便是齐家的扩大，齐家则是治国的开始，平天下则是齐家治国的进一步延伸。如何治理好一个家，从而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重要政治问题。“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贫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秘诀之所在了。

　　司马迁在评价儒家时曾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儒家思想的长处正是在于由“序夫妇长幼之别”到“列君臣父子之礼”，即由齐家到治国，把国看做扩大的家，把家当作缩小的国，从而把父子之礼扩充为君臣之礼，把家庭的纲常扩充至国家的根本大法，由此而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也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不分的局面。而由齐家到治国的途径则是一个“孝”字。“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孝，在古代社会不仅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扩充至国家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基本理念和伦理要求，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法纪、根本大法。

　　首先，在家庭之内，孝为百行之先。“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家庭内部首要的是要做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大学》），只有父慈子孝、宜兄宜弟、夫妻和睦，才能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以“孝”为核心构建和实现家庭关系的和谐，这就是齐家的最基本内涵。关于家庭内部的和谐状态，《中庸》引用《诗经·小雅·常棣》的描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这是一副以“和”为最高理想的完美的家庭。其次，儒家主张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家庭道德必须扩充成为社会道德规范。“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也就是说，君子的孝道，是要由尊敬自己的父亲而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父者”、由尊敬自己的兄长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最后做一个能够“敬天下之为人君者”的好臣子。曾子曾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把孝上升为忠、敬、信、勇等等一切行为价值的标准或根本准则。最后，孝道要上升为国家的治国大法和伦理纲纪。“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孝经·圣治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章》）正因如此，中国古代都是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作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基本行为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在西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是其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汉朝皇帝的谥号除了高祖刘邦之外，都在其号前加了一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提倡以“孝”治国。正是从汉开始，奠定了后来孝治的基本政治方针。《孝经》不仅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士子们必读经典和遵循的礼教，也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乃至躬身奉行。所谓天子之孝，更是要“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天子章》）身为天子理应尽孝作为臣民的楷模，天子要扩充自己的孝行，使人民效法。“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经·孝治章》）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提倡孝道，就是要以“孝”为核心来实现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和最基本单位的和谐有序，进而到社会国家的和谐。

　　三、治国——构建社会的和谐。

　　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积极的出世精神，要有所作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儒家的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百姓、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儒家认为，当政者只有做到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做到执政为民、为政清廉，做到与民鱼水交融、和谐共处，做到为政宽和、政通人和，才能实现民心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目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大学》）平天下的前提是治国，而治国的前提则是齐家。君主只有信奉“孝”道，以身作则，成为天下万民的楷模，人民才会纷纷效仿，天下才能成为一家，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才能落到实处。可见，治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核心的环节，治国之道也是最最实际的问题。毕竟，如何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才是统治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治上一直坚持儒家“和为贵”的理念。《论语·尧曰》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恭，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意思是说，统治者的祚命长短，全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行事之能否持中守恒，一旦出现偏颇，四海困穷，国君的祚命也就永远终结了。为政治国的最高准则就是“允执其中”，最高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只有做到了“中和”，才能“天禄永终”。《汉书》记载大儒公孙弘向汉武帝的对策：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在这里，公孙弘向汉武帝提出了儒家的重要治国理念“和”：作为帝王要“和德于上”；身为平民百姓当“和合于下”；个人修身还要做到“心和”、“气和”、“形和”、“声和”；最后达到“天地、阴阳和”，如此，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此乃“和之至也”。如果真能以和为贵、以德配天地，那么就会出现凤鸟至、龙龟现等吉祥之物，那么圣人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大治社会将至，那么万国就会来朝，实现协和万邦、平治天下，“此和之极也”。由此可以看出，和谐一直是儒家重要的治国理念。“汉武盛世”的出现，与这种重视“和谐”的思想不无关系。

　　儒家认为要实现政通人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首先就要正名，只有名分定了，人人安于自己的本分，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基本和谐。孔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甭的现实，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形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论语》还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持中，要守恒，君臣父子各在其位，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过无不及，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如此天下必治。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违反了持中守恒的原则，或过或不及，以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如此天下必乱。可见，孔子提出正名主张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明确各自的地位等级、名分职责，来维护社会等级的安定和谐。其次，儒家强调人与社会和睦共处，贵和持中，用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就是要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礼乐的调节和规范，离不开伦理纲常的约束。伦理纲常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内在道德依据，礼乐制度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外在行为规范，两者缺一不可。最后，儒家的“民贵君轻”、“庶人安政”等重民、富民、爱民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维持社会和谐、安宁与稳定的基础。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提出“君舟民水”论，把君比作船，民比作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种以民为本，以天下苍生的饥寒冻饿与否作为评价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的思想，根本着眼点还是在于这个统治秩序的和谐与否。

　　四、平天下——和谐的最高理想。

　　平天下是儒家修齐平治的治国方略的最后环节，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理想，这就是要实现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建立所谓的“大同社会”。

　　关于如何平治天下，《中庸》提出了九条基本原则：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中庸》）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九条基本要求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细化。首先是修身，然后“尊贤”、“亲亲”是齐家之道、“敬大臣”、“体群臣也”、“子庶民”是治国之道，“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是平天下。同样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同样都互为条件因果关系。这也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治国方略的延续和扩展。在修身、齐家、治国之后，儒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社会图景，也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真正实现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家庭内部的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普天之下的最大和谐，是和谐理念的最高境界。

　　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平天下是以实现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目标，它以普天之下个人的自身和谐为基础，通过家庭（群体）和谐、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和谐。天下和谐一家，是一切和谐的最高目标，是最大的和谐。大同理想的实现，不是一国一家所能做到的，就如果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是全球同时同步实现。大同社会的建立，同样需要全球所有国家的努力。“中国传统文化讲平天下，是以天人合一为哲理，追求人类美好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全人类的和谐。实现了世界大同，也就达到了至公无私，从而实现了全人类的和谐。”

　　儒家具有修齐治平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和谐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中国历史上一直坚持儒家“和为贵”的理念，信奉“和而不同”，对内安邦定国，对外协和万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维护了中国历史的长期和谐统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和总趋势。儒家追求和谐、崇尚和合的精神是维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内在根基。

　　时至今日，儒家的和谐思想不仅有助于建设和谐中国，也有助于建设和谐世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追求和谐不仅仅只是儒家文明的精髓，更应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儒家自古以来“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和谐天下的精神，不但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树的树干，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性的精神资源。儒家的和谐思想，可以提供解决国际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和”可以使不同的方面甚至对立的双方相互沟通，化解冲突，回避对抗，和而不同，以求得共生共赢，达到新生的和谐世界境界。正如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所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邻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只要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文化都能遵循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多样多元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

　　启示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构建和谐个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人人都具有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把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是借鉴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优秀思想。胡锦涛在同志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和谐包括了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及协和万邦的内容。由个人（修身）到小群体（家庭），再到大群体（国家），最后到最大的群体（天下），也就是实现和谐的四大步骤：修身实现个人的身心和谐，这是基础；齐家实现家庭小范围内的家庭单位的和谐，这是中间环节；治国实现整个国家的社会和谐，这是现实的目的；平天下希望实现建设普天之下的王道乐土，则是最高的和谐，也是和谐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内圣外王之道，精髓就是和谐，即以自身的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群体）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天下和谐的理想目标。

　　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一条客观规律。而能否得民心就在于看为政者能否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环节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已成为评价一个统治者、一代封建王朝统治措施得失与否的根本标准，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走上仕途的必修之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就是要做到修齐治平，再进一步，通过修齐治平来建立儒家理想的和谐社会。

　　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延续，正是得益于能够不断实现再造的和谐精神。而要探讨这种和谐精神，就不能不关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就不能不关注修齐治平求和谐的政治逻辑。儒家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对于当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