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缘by小秦子鲤鱼乡:我们为什么害怕鲁迅？

对鲁迅，今天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害怕。

于是，一方面，各大鲁迅博物馆花钱做调查，查出一个“超七成受访者否认鲁迅精神不合时宜”。用中学里学到的语文知识来说，这是典型的“曲笔”：认为“鲁迅精神不合时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要坦然承认他的合时宜，却也感到不妥，于是下笔便不由得曲折起来。另一面，与这曲折相配合的，是报纸们的标题——“鲁迅家用菜谱露面 每月菜钱不到购书费的1/2”（《新闻晨报》），“影迷鲁迅：将看电影作为最大的享受”（《东方早报》），《今天依然不能绕过的鲁迅》（《文汇报》）。这显然是想说，有一个生活在世俗里的鲁迅，一个和大家一样吃饭睡觉看电影喝咖啡谈恋爱的鲁迅。由这些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的具体事务装扮起来的鲁迅，可以稀释害怕：“你看，他和我们差不多。”

因此，若真要考察我们这个时代对待鲁迅的普遍心态，答案既不在看似雄辩的统计数据里，也不在一篇篇为鲁迅努力辩白的文章中，而是在他们的并置中，初显端倪。曲笔也好，解释也罢，再怎么拐弯抹角，终究是一份人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害怕，藏也无用。

然而，究竟为什么害怕鲁迅？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平头百姓，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虚情假意，时不时地也要骂上几句出出气。如此说来，我们自然不是鲁迅的敌人，然而为什么仍不自觉地害怕鲁迅？

认真追究起来，这样的害怕，这倒也并不特别针对鲁迅。说白了，对任何不具体的东西，或者说无法按我们熟悉了的“具体”的方式来解释的“抽象”，我们一律感到害怕。正如，今天若仍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崇高是崇高了，却也未免让人害怕；如果发现他其实也在为自己找好处，并不是宣传里那样光洁照人，便安心许多。

之所以养成了这样的心理上的条件反射，倒也不是人们不再需要抽象或者崇高，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具体”和“抽象”总之按照设计好的路线，手拉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商品是具体的物，于是“品牌”或“风格”这一类的“抽象”，也就欣然受之；工作是具体的活，它直接指向谋取报酬、获得晋升，于是“奋斗”或“成功”这一类的“抽象”，也就顺利流通。在这一意义上，权力也是具体的。它是渗透在生活之中对所有送礼、贿赂、性交易和潜规则的总称；对它的抽象，不是某一个概念，而是时不时涌上心头的“过期作废”。至于恋爱，这算是为数不多的精神活动，然而它也是由相貌、学历、有没有升值潜力、是不是门当户对，以及一系列的消费活动组成；貌似精神，实则再具体不过。

对习惯了这一种类型的“具体”和“抽象”的中国人来说，“具体”不需要费力捕捉，它由市场和生活供给，“抽象”也无需开动脑筋，它从无数的揣测和经验里生成。而这也意味着，人们总是以最具体可见的方式来理解“抽象”：改革，就是换领导；革命，是暴力和翻烙饼；任何有心批评，那一定是利益使然；尽管，在所有这一切之后，都会追加一句，“那也无用”。

中国人历来世故，又被追加上这三十多年来的强化训练，此种积习更是日渐牢固。于是，嘴上是要纪念鲁迅，都是鲁迅的学生，可除了纪念日，平日里做起来，却满不是一回事。比如，今天的评论，不算周刊和网络，单是各大报纸，便颇为可观，数量不少，花样日多。可其中的界线，却也日渐分明起来。若是媒体从业者，议论的必是媒体之事，若是律师，则势必高谈司法改革，若是大学教授，左右都绕不过教育问题，若是评论员，那便是“导向”或“表态”。这些评论之中，也有颇入情理，犀利乃至大快人心者。然而这样的情理、犀利和人心，都不曾跃出上面这一种类型的“具体”/“抽象”。当理想成了不约而同的禁区，那么一切都必须如此“具体”方能沟通。此时，所谓的“具体”，既是切实的职业、领域与范围，大家井然有序互不越界，也是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人物和故事。所谓的“抽象”，则以“政府”、“法律”、“社会”或“政治经济”打底，是永远无害且待建的抽象。于是，这一类的评论和评论者，越是滔滔不拘，这一“具体”/“抽象”的模式也就越是深入人心。其结果是，在今天的各类讨论中，他们只愿或只能提供两种声音，要么左，要么右，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风倒是日盛，却鲜有对“为何而攻”这一集体性的目标做出的反省，和从这一目标而来的对舆论的检视。他们只是一路论辩下去，尽管参与讨论者的学历越高，技巧性和知识性越强，论战也仿佛热闹好看，火药味十足，但只是过几年再看，便觉得意义寥寥。都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大脑，大脑相争尚且如此，何况手足之战。

要在这样的习惯里，纪念鲁迅是辛苦的。因为鲁迅的具体和抽象，完全超出了今天的人们熟悉的范围。对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具体”是颇为抽象的，它们是从各色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类型，是“阿Q”、是“二丑”，也是“来了”。而他的抽象，却也因此格外具体，那就是中国人的自立。相比之下，我们的“具体”和“抽象”却彼此分离，互不沾边。它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723”、“地沟油”、“豆腐渣”和“应急预案”，“针砭时弊”是可以的，“取其类型”却是“不可”。而我们所熟悉的“抽象”，也始终不过是“政府”、：“市场”、“经济”和“模式”。至于，在这个“抽象”里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国，没人搞得清。

在“具体”/“抽象”类型上的难以沟通，成了今天纪念鲁迅的最大障碍。又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和现在所熟悉的这一类的“具体”/“抽象”同构，乃至和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同构，而这恰是鲁迅一生努力想要破除的，这更让鲁迅变得可怕。然而，在理性上，谁也不愿意承认这种害怕。

于是，在鲁迅诞生130周年的时候，我们怀揣着不自觉的害怕，执拗地纪念他。这种执拗，是两种力量缠绕的结果。一种是力图把鲁迅改造成我们熟悉的摸样，大家习惯了的“具体”和“抽象”，顺理成章地热爱之；一种是在此过程中发现，他和今天的世界终究不能相容。我所希望的是，在每一次的害怕和执拗中，后一种力量始终占得上风。这意味着，始终有一个不合规范的鲁迅，刺痛着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在他们流连忘返之际，突然感到精神上的孱弱和无能，疑心起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