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蔻是什么: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七)

第七章、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的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上帝了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截至清朝末期，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许多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的知名大学的前身。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方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目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新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其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滴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为还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还是一个幻象，但是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曼海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曼海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黄种人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曼海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曼海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曼海也是一个靠传教阻止黄祸的方法的主张者，曼海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当中。”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但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广东人+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将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由于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据我所知，报刊杂志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岭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岭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岭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重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重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玲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这是《时代》杂志少有的事情，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

　　蒋介石与宋美岭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的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现代的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稿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作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应该穿上十字军的骑士盔甲，嘴里别说要率台湾走出埃及，要说夺回上帝赐与的流着奶与蜜的福地，或者说台湾必将光复大陆，是“黑暗世界的灯塔”，等等，这样就能获得大洋彼岸的满声喝彩了。当年蒋公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美国的基督教了解不深。

　　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政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像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在中国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挠绕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