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拉克品牌档次排名:董仲舒思想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 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

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2]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3]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4]“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5]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6]，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 “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君权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  董仲舒的坎坷经历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决定了他始终反对家天下。他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并不推崇封建家天下。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 “天意”，坚持“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他在经历了诸侯国相的生涯后，晚年居家顾问朝廷政事，著书立说，在不断完善天人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专制大一统政治，有两个问题，需要用“天道”给予解决。

一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

他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7]这是“人主法天”的总纲领。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顺天意、知天意的方法。如“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8]

二是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残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转鱼肉百姓的局面。他希望通过倡导“天德”给与解决。这是他 “天人哲学”的时代局限性和科学的局限性。其结果，专制统治只能为专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将“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以至于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奴役民众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为主旨的哲学思想，也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国治狱的语录反应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学，阐述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总结。

3－3－3董仲舒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刻本

《汉书》载，董仲舒的著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第二部分是“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这些文献，反映董仲舒忧民、爱民的人格和希望仁治的思想。

元狩三年（前120），关中水灾，董仲舒结合自己耕作的经验，建议在被灾地区“顺应天意”，多种宿麦，缓解饥荒。汉武帝采纳，派使者劝导农民种植宿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桑弘羊积极主张盐铁官营的的情况下，董仲舒忧民之生计，上书要求限制贵族田地，抑制兼并，请求盐铁皆归于民。呼吁解放奴婢，除乱杀之威。这些思想，反映了他悯农、忧民的仁德本性和“本民”思想。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是董仲舒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宇宙观哲学的集中体现。这部著作，在继承先秦燕、赵、齐阴阳五行、谶纬方术基础上，对儒学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并利用这种思想揭示治国、理政、君臣道理，为封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一套哲学思想和治国理论。

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得到西汉王朝的确认，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主流地位。

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董仲舒塑造的。《汉书·五行志叙》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经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使儒学出现一个转折。董仲舒通过与汉武帝的对策，强调将思想统一于儒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学，同时，也为后来儒学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两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为统治者推崇、民众接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9]。

     “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经过历代传承，逐渐成为得到广泛共识的民族主导思想，对维护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后世学者都盛赞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大一统的思想，高度评价“司马迁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10]。而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其大一统思想，受董仲舒的深刻影响。从董仲舒开始，使后人认识到：“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即天下为一，视统一为安，分裂为危。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由此，“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词典里，维护或者恢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一直被视为民族大义和最高表现。”[11]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中，维护统一，一直被视为是顺应天意的美德。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大一统”精神发挥维护统一、阻止分裂的积极作用。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大一统精神，能鼓舞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2000多年历史上，虽遭千灾万劫，却依然成为统一的大国，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以维护统一为荣，将分裂国家视为大逆不道。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所指出：“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二千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12]

    思想统一于儒学，抑制了百家争鸣和科学精神的探索，加剧了专制制度。

    尽管董仲舒试图利用“天威”对皇权进行遏制，但 “君权天授”思想，却被统治者扭曲为愚民的工具。客观上，董仲舒开创的思想统一的局面，并没有解救他着意怜悯的民众，反而助长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将专制制度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精神领域、道德范畴、思想领域，抑制了各种思想、学派的发展。因此，在此后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除宗教思想外，中国思想领域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甚至在清代还出现了“文字狱”。思想和精神的一元化，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弘扬，抑制了科学理论的探索。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提出“李约瑟难题”，探讨中国古代为什么拥有大量实用技术，而没有发展起现代科学？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大一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能不对中国科学探索进程产生巨大的阻力。

      思想统于儒学，限制了思想自由，导致封建社会的思想禁锢。

     思想统一于儒学，三纲五常逐步成为精神领域无形的禁锢。所谓“克己复礼”。限制个性，压抑人性。中国古代许多妇女为了所谓“守节”牺牲青春，付出生命代价。许多仁人志士被礼教埋没毕生才华。

德国思想家歌德认为：“正由于这种在一切事情中严肃的节制，中国维持了好几千年。”[13]。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评论：“东方人因了统一而忘掉差别，西方人又以差别之故，忘记统一；东方人对永恒不变之淡漠，甚至于迟钝到无感觉状态……”[14]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十个朝代更替，但专制体制不变，就是思想统一于儒学的“严肃的节制”，统治者在以此愚弄民众的同时，他们也成为笃信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至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所有统治者都依从天人感应思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导致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专制体制不变。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既保留了大量唯心主义虚妄的迷信内涵，又充满治国富民的哲学睿智，是百家争鸣基础上发展进步的结晶。也正是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科学精神的不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将其神圣化提供了基础。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对董仲舒思想的不断神话、不断政治化、经典化，导致了对后世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这是董仲舒没有想到的。董仲舒之后的农民起义，都利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改朝换代创造理论根据，或者遵照另一种思想理论对抗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实现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较量。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领导黄巾起义，就首先创立太平道，传播以道家学说为基础的《太平经》，从思想上对抗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实现对农民起义军的感召。东汉以后历代农民起义相对重视思想和纲领建设，也是从董仲舒思想渗透于政治的经验中得到的历史借鉴，并反其道而用之。

[1] 《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2] 《春秋繁露》卷第一《玉杯》第二。

[3]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顺命》第七十。

[4]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5]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6] 参见本书《秦汉时期河北的宗教与方士》

[7] 《春秋繁露》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8]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9] 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

[10] 萧君和《中华统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4－25页。

[11] 封祖盛、林英男《开发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8页。

[12] 传引自林卓才、臣伟群《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05页。

[13] 《歌德和埃克曼的谈话》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14]  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