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产房尴尬事:中国人，你丑陋吗？

2011年03月02日 15:1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马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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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文章摘自《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 作者：石岩 马捷宁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今年3月，佟女士到欧洲出差，回国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哪儿都有中国人”。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增长了196%，达3100万人次。

去年8月11日，《参考消息》以“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为标题，转载“台北中央社”的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9月中旬热闹开园，第二天登上媒体的不只是欢欣的画面，还有大陆游客插队、蹲踞路边，小孩随处便溺等负面消息”，“连这次来台的‘大陆赴台旅游考察团’官员，也出现在饭店禁烟区抽烟的情况，能出境的多数是13亿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这条不足600字的报道，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在人民网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即批示，提高我国公民文明习惯，除社会上的宣传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研究切入点，其中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批示逐渐具体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

今年8月8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联合批示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宣告开始。该行动为期3年，破题动作是公开征集并公布“中国公民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在批评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同时，国外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敢于“揭丑”的举动表示赞赏。

有评论者指出，自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所不同的是，前两次是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是因国际交往而起。中国政府把这次行动与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

对于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看来，“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是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写道。

王原曾留学英国，他的印象是中国人到哪儿相机都喀嚓个不停，不管在厕所门口、地铁入口，还是根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中国人真憨直(The Chinese are simple)”，或者，“中国人的行为不可思议(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hinese behavior)”。

“憨直”和“不可思议”还不是最糟糕的印象。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在非洲国家看到专以中国人为顾客的象牙制品店，国际上禁止买卖象牙制品，但这些商店可以为中国客人开假发票，说所购商品为仿制品。

“中国人出境游，很多是由当地的华人旅行社接待的。他们经常投其所好，给有需要的客人虚开发票，还有专门的‘考察报告’出售。”葛剑雄说。

少些文明公约，多些具体指导

“我们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旅游是个切入口。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从这些人往下抓，一级一级带动。”中央文明办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初衷。

这位负责人在会议的间隙接受本报采访，他所在的中央文明办正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设部、铁路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等8部委，讨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的具体内容。按照原计划，指南和公约要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出台。

“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这是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最有利的时机。”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说。

出台之后的公约和指南将被纳入公务员政务礼仪培训和商务培训。按照设想，有关部门将对出境游人士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签订《文明旅行承诺书》，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设计举报机制，“商务团举报到商务部；自费游客举报到旅行社”。

对于“打算修订护照法，对行为不文明、破坏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游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发给护照”的说法，中央文明办的这位负责人予以否认，称“尚未听说这样的提议”。

“少一些文明公约，多一些具体指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有关部门应对不文明行为分级，“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随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场所脱鞋袜，挖鼻子等都属此列。次之，是不排队、加塞、恶语相向、上厕所不冲水等没有教养的行为。再次之，是对国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质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庙里行为不慎，吃饭时猜拳行令。

对于“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应以明确的规则禁止，而基于对“国外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行为，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应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

与20条旅游不文明行为一起征集来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20条建议中，也包括一些对旅行社行为的限定，“组团出游之前，说明目的地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民族禁忌及行为方式”。

有些导游在旅行途中会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垃圾等“旅游注意事项”，“但老说客人会反感，认为旅行社歧视他们”，即便客人出现不文明行为，甚至打架，导游也只能劝，“客人可以向旅游局投诉我们，我们不能投诉客人。”在华夏国旅做过5年导游的李小姐说。

另外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人类是会笑的动物

台湾女孩任怀乡和丁玥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把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跟“大陆将向何处去”联系起来。

“城铁站年轻人都插队，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学生样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规。”

宿舍楼前3个连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远的都是空的，靠近门的一定满得流出来。

网络论坛上，一方说话不礼貌，另一方就会用更不礼貌的话骂回去。所谓辩论，常常是抓住对方的一个漏洞，不停地进行人身攻击。

人心冷漠。丁玥曾见一个大一女生骑自行车摔倒，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园里来往的学子，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表示关切。丁玥骑自行车把她带回宿舍，她问丁玥是哪里人，丁玥答后，那女孩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学校的办事机构像衙门。教辅人员对本科生指着鼻子呼来喝去。“今天这个学校怎么对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明天就会怎么对这个社会。”任怀乡说。

媒体工作者郭先生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一个掌故：考虑到长安街中间安置铁栏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机就直接横穿中线在天安门广场停车，两个月后只能恢复安装铁栏杆，管理者无奈地说中国人只适合“圈养”。

服务行业的面貌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的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女车掌和女店员是例外。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

中国人为何“无礼”

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

“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礼仪背后的东西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

“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玥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

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

“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

“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2011年03月07日 16:3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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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0期，作者：何忠洲，原题：《无“礼”的中国人？》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激情将消退寂灭。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那种曾经建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上，依循着共同礼仪秩序的中国人形象，正受全球化和城市文明的影响，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在经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同时，浮躁之风吹皱了中国人传统的心绪，有人清醒，有人慌张；有人从容，有人焦虑；有人昂扬，有人沮丧。每一个人都有时刻被时代主流边缘化的危机感。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如何以“好的传统”和“好的现代”构造一个“好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坚砾命题。

那么，向前看，中国人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中国古代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而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礼”可以崩？多少“乐”可以坏？

一则丧礼之上的脱衣舞报道成为中国“乏礼”的最直接和最荒诞的证明，一经批露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央视那并不完全清晰的画面成了后来按图索骥的依据。来自江苏东海县委县政府的消息说，该县警方在《焦点访谈》报道后立即组织力量，将报道中涉及在丧礼上组织、表演脱衣舞的5名嫌疑人拘捕归案。

根据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脱衣舞”事件缘于东海县孔白村一农户家中的丧事。8月16日，受请在丧事上表演的两班“吹鼓手”为了招揽观众，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女演员竟先后开始脱衣裤，当天现场即吸引了近200人围观。

一边是死者棺木，一边是充满色情的脱衣舞，这对素来“死者为大”的乡村，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在央视的访谈中即呼“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丧葬中的“喜庆”。对这种近于滑稽的丧礼，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对本刊记者说，“中国传统即有‘喜丧’说法，孝男孝女要守夜的，漫长的时间要打发，所以总得有点喜庆的节目来振奋大家的精神。”

但是，缘于民俗的这些礼仪与丧礼上的脱衣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向本刊记者表示，“这种事情只有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才会出现。”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央视的报道，当地人对这种事的解释是，“对于办丧事的人家来说，花钱请表演班子来表演脱衣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显得人气旺。”而且“来看的人越多，他后代人（越）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戏班子为吸引更多的人以抬高自己的要价，不惜用上脱衣舞的手段。

更深层的原因，郭于华与高丙中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中国乡村礼仪的失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权力在传统完全破坏后的突然退出。“有一个强制力量要你左转右转的，但突然这个力量没有了，你就处于眩晕状态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民俗学博士如此向记者比喻。

礼在中国

丧礼上的脱衣舞事件以政府力量的迅速介入而告终结。这就像若干年前，权力力量也是以强力的介入而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礼仪。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年前，西方人打破国门，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孔家店”、旧礼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下被破“四旧”、毁“五伦”。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在翻看了半夜的礼教之后，只看出了两个字“吃人”。

但是，郭于华说，“这一百年，对丧葬礼仪影响最大的还是在1949年后。”

高丙中说，“那些传统礼仪，差不多都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奢靡浪费两个旗号下销声匿迹了。”甚至一度，礼仪备遭嘲笑，粗鲁成为时尚。

但与此同时，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评论家对记者说，“人们开始不知道礼为何物了，没有了仪式，没有了基本的礼仪规范。几千年已经形成的如《朱子家礼》上的礼仪传统完全中断。”他反问记者道，“怎么能说跳脱衣舞这件事情是礼崩乐坏呢？我们还有什么‘礼’可以崩、什么‘乐’可以坏呢？”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今日中国，饭店永远是喧闹得难以进餐的场所，餐桌上的孩子永远疯抢最爱吃的菜肴；公交车靠站时永远有冲开血路、力排众生抢座的‘猛士’，车上永远站着老人、孕妇和儿童；无数商店贴着谨防扒手的告示；许多会堂里挂着请勿随地吐痰的警示牌（参会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门广场清除了60万颗口香糖，日常娱乐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级一点也无非就是唱卡拉OK。远游出洋的国人，老外常常通过是否乱闯红灯、大声喧哗，很容易识别我们的同胞……”

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说，“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对这种境况，那位评论员说，“这在中国几千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文章说，《左传》即详细地记载了，父母是如何给长到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给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的；婚礼完成会经过六道仪节；士人相识有专门表达友情高洁的相见礼；尊贤敬老，要举行乡饮酒礼；君臣上下有燕礼来明尊卑；就是国际交往，列国使节也会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在《礼记》中，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礼仪甚至成为一种专业。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

但到今天，记者随机采访多人，回复不约而同：现在的人肯定不如古人有礼貌。

在一片“无礼”的氛围中，那些被古礼浸染过的长者们，却给今天的年轻人传递出一种无形的礼仪的力量。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信，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几位受访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每次工工整整地写信之后，茅先生都不忘落款“茅于轼上”。一个“上”字，那位评论人说，“道尽了一个人的礼仪素养。而我碰到的很多人，写封信，连抬头、落款都不写。不是不会，是不懂。”2005年，记者曾拜会著名的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及夫人，告辞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侯夫人面向客人几番后退躬身相送，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叹。侯夫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在大学里，礼仪也是一门必修的课程。

中国传统的礼仪已然丢弃，但是舶来的西方礼仪却也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中国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一次，这位受访者接到一个酒会的邀请函，精心打扮后应约前往，结果发现“我成了一个怪物”，因为偌大的酒会，穿着五花八门，唯独没有西方酒会中应有的那种着装。“那是应该穿西装、打领结的，但连打领带的人都很少。既然是酒会，那就应该遵循西方酒会的一些起码礼节，但就是没人懂。”

礼仪是文明的标志

不懂礼仪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么？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如此向记者表达他的疑问。在他看来，有无礼仪，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信力建董事长深感礼仪的重要，在他所拥有的近二十个学校里，他拟定了一套礼的行为规范。他说，当学生按照这一套礼仪向父母表示感激之情时，那些平素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无不骄傲万分。“礼就是一个人人性的体现。”他总结说。

2011年03月07日 19:41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作者：陈延斌 胡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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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

本文摘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年4期 作者： 陈延斌  胡相峰 原题为：略论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毕生精力探讨改造国民性或民族性的，莫过于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鲁迅在长期挖掘、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不仅集中地、深刻地探讨了新型国民性的内涵，而且对建构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学习、研究和借鉴这些思想，对于塑造和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什么？研究者认识有差异，依笔者见解，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鲁迅改造国民性、构建新型民族素质的思想历程可以大略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留学日本到1927年回到上海之前。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以进化论为武器激情洋溢地呐喊到短暂的寂寞、苦闷和彷徨，再到重新振作起昂扬的斗志，从单纯的“文明批评”到“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的过程。该时期他正确地解决了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以及国民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侧重于对专制的封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回到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这一时期，他已以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进行“扫荡废物”的战斗。他明确提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 。这一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刻，达到了他在这一思想领域的高峰，其表现是：更多地将针砭国民性的弱点与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结合起来；将挖掘、批判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的劣根性与弘扬我们民族优良品质结合起来；将抨击国民性的痼疾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思想统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

二

首先，铸造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民魂”。鲁迅在1926年写的《学界的三魂》中，用阶级的观点对所谓“国魂”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国魂”可以分为“官魂”、“匪魂”和“民魂”，这其中“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极力赞扬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的一生，正是体现了他倡导的这种精神，正如周扬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评价的那样：“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其次，增强国民的自主意识。鲁迅深感长期的专制思想和封建道德对国民的禁锢造成的“奴性”意识的严重性、危害性，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是极为正确的。

再次，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国民思想意识中的独立人格精神的缺失，鲁迅呼吁树立个性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人格。他热情赞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 鲁迅还认为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要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结合起来进行，他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于是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 。鲁迅崇尚独立人格思想是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共识。譬如陈独秀就认为东方民族“重家族，轻个人”的价值观对国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极力赞扬西方个性主义价值观，主张以“个人本位”代替中国的“家族本位”；李大钊甚至强调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他说“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 他主张共和国民的责任，不仅在于保持国家的权威，还要尊重国民的自由人格。

最后，锤炼国民“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鲁迅认为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品质是新型国民的重要思想道德素质。他说“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他极力主张“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鲁迅之所以强调这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是因为他毕生都反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他认为只有拔掉“瞒和骗”的病根，才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他极力倡导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与反动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三

在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塑造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新型民族素质的途径、方法上，鲁迅着重提出了以下几个设想：

第一，依靠“精神界之战士”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来改造国民性。

依靠谁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鲁迅早期主张依靠那些“精神界之战士”，也就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像西方摩罗派诗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具有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所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认为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依靠他们，就能“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的知识分子，就是改造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力量所在。显然鲁迅的主张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早期思想所带有的明显的英雄史观的印记。到了后期，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鲁迅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同群众结合，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他还强调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 ，才能完成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历史任务。“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假如这样的话，无论是改造社会还是改造国民的素质，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二，自道德素质改造始。

鲁迅深受其老师章太炎“革命道德论”的影响。章太炎主张“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鲁迅也主张改造国民性要从改造、更新国民的道德素质入手。他认为国民“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弱点，是道德上的缺陷。那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甚至于“国将不国”的现状，其原因就在于“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 这种观点自然有夸大道德作用、甚至主张“道德万能论”的色彩，但鲁迅的基本意思还是为了强调清除数千年来封建传统道德的紧迫性。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和封建道德的精神麻痹，紧紧地禁锢了国民的思想，这是形成愚弱的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改造、更新国民性，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做起。

第三，将文艺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利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改学文学的原因时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用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鲁迅留学日本的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宣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的根本途径。当然，鲁迅选择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文艺与道德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看到了文艺在传播新思想新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启发人们的自觉、勇猛、不断进取精神的作用，具有“涵养人之神思”即培养正确的理想情操的作用。1913年，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术（按指文学艺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他甚至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鲁迅看到了文艺对于改造民众思想道德的重要作用，但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种作用，它反映了鲁迅早期仍未摆脱唯心史观的窠臼，没有看到改造国民的思想道德最根本的是要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坚持“拿来主义”和“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原则。

四

鲁迅将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虽然逝世七十年了，但他毕生从事的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思想，仍然因其远见卓识而不朽，对我国今天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

上世纪下半叶，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本世纪初中共十六大又提出了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其中明确的四个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此后，我们党又提出诸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实施德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旨在提升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当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将来建成的现代化强国，它们都一定是繁荣、文明的社会，是人的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社会，可见提升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就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塑造和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还为完成上述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义支持。此外，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我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能否使近代落伍、现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在21世纪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前列，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是我们国民的素质！恰如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的名著《走向现代化》所说：“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重温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理论，就不难理解鲁迅何以将改变国民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著”。正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由于改造国民性意在“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因而满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鲁迅才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因而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必须高度重视旧国民性的改造和新国民性的重塑，着力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便能为我们民族复兴大业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道义支撑。

第二，充分认识改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任务的长期性。

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就启示我们，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改造和重塑国民性决非朝夕之功，要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来抓，像鲁迅那样坚持“韧的战斗”！

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至今改观不大。对没有血缘关系或亲情、友情的人缺乏必要的人道主义甚至是冷酷无情，以至于我们的报刊等媒体经常有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缺乏人情的报道。“窝里斗”、“内耗”的现象虽有不少改变，但仍触目皆是：在对外贸易中，相互压价竞争，使外人渔翁得利，自己受损；在工作中的彼此间为一点矛盾就互相拆台；一个单位里“大有作为，难有作为，无所作为，胡作非为”的各色人等依然存在……有个作家讲过这样的话：真正使你疲劳不堪的并不是高山大川，而是你鞋子里的一颗小小的砂粒。只有倒出“内耗”等民族劣根性的“砂粒”，我们的民族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第三，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设。

如上所述，鲁迅是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异端”活跃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我们民族性的弱点、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痛责。应该说，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破”字当头的。但这种破的目的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又始终是破中有立、批判中有继承的。譬如，上述他对“中国的脊梁”之民族精神的赞誉等等。他还说：“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贯的，包括前期和后期。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但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

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文件中多次指出，要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以立为本”的原则。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因此，在批判和清除民族思想道德中的消极方面及劣根性的同时更应重在建设、以立为本。通过教育和实践养成，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这方面，鲁迅有关铸造“民魂”、培养国民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及“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等等新国民性的设想仍是我们必须吸收的。另外，他关于改造国民性要自更新、提升其道德素质始的主张，也给我们今天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很好的启发，只有从道德这一做人的基本素质入手，才更有利于公民整个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四，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塑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

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中，鲁迅将我国国民性与其他民族作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那就是上文提及的坚持“拿来主义”与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两项基本原则。鲁迅多次谈及英国、日本等国家民族性的优点，告诫国人要认真学习。他说：“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 ；“我总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他对日本人的国民性议论更多，认为“日本的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 因为这样自然不会有奴隶或奴才的卑怯，才会更喜欢独立自由。他赞扬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自然，今天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吸收和借鉴国外塑造包括国民性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鲁迅先生这些观点和宽广的胸襟，对我国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仍不失其重要启迪价值。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