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山嘉逸国际酒店出品:中国史学上“主通明变”具体内容

变通史学思想是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的“极古今之变”，章学诚的“通史家风”，一大批史家提倡主通明变，以变化发展的观念来认识历史，表明了变通思想已经成为传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变通思想虽然在后世大放光彩，但是该思想在先秦诸子却已发肇端。先秦诸子是中国学术的滥觞，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变通史学思想进行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先秦诸子并不是史家，但是先秦诸子对以往的历史十分关注，往往通过对历史的说明，来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而且也不乏有对历史诠释的深刻见解。如果从“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贝克尔语）和“六经皆史”的角度出发，诸子思想也可以纳入到史学思想领域，特别关于历史变化发展的思想更是如此。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先秦诸子变通史学思想作一思考：一论述变通史学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二概述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三阐述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

  一

  先秦诸子变通思想的产生，如同其它一切思想一样，根植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变通思想产生的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的自觉的反映”。[1]变通思想是人们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以及对社会历史的不断思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变通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对时间差异性要有敏锐的感受，即把时间分为两极：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对时间两极已经有较深刻的认识，并且对二者进行比较。早在《诗经》就发展出了“昔我……今我……”的特殊格式，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表达了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双重变化的切身体验。孔子在川上，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孔子认识到宇宙的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历史就像无休无止滚动的巨流，不停奔驰。变通思想作为一种萌芽意识，最初产生于古人对身边日常自然现象的反映，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日来日往，这些现象都会给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留下深刻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人类视野的拓展，对变化的认识也更丰富了。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天文历法对农耕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早期先民十分关注天体的运动变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3]并且从这种自然界变化的认识中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4]

  变通思想不仅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也产生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思考。周代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天命靡常”[5]，即没有永恒不变的天命，“天”并不是盲目任意地把统治权力赐于君主，而是有条件的，“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6]一方面讲“天命靡常”，另一方面又讲“永命”，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天命变化的根据在于人的行动，只要统治者兴“德治”就能“受天永命”，说明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变与不变的相对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7]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8]先秦诸子对当时“古今一大变革之会”[9]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以往的历史作了一番考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图景。《易传》把古代历史分为上古和后世，商鞅把它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韩非则分为上古、中世和近古，通过对历史不同阶段的划分和描述，揭示出蕴含于其中变通的历史运动逻辑。

  变通思想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通过思想家的抽象思维，上升为一般性的概念。变通思想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意识，它的产生相当早，说明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之高。美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10]而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就已经提出一系列概念、范畴，如阴阳、变常、道器等，来分析解释历史的运动变化现象，而不是以一种神话式的方式来解释历史。

  二

  通过对具体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的考察，先秦思想家逐渐形成了对变通思想的一般性的概念，把个别、具体的观念上升为一般、抽象的思想，从哲学思辩的高度，对变通思想进行诠释，其中以《易传》为最有代表性。《易传》以乾坤阴阳来表示宇宙的不同类型事物，乾为阳，坤为阴，刚为阳，柔为阴，认为阴阳的矛盾对立，互相转化，是万物产生的根本。《易传·系辞下》言：“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刚柔者，立本者也”，所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由于阴阳互相作用，万物处于变化之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11]所谓变化，是一种进退之象，即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12]事物的变化进退之象有利于物，有利于人。《易传》认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3]万物的新陈代谢，生生不已，就是《易》所讲的“变易”，世界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14]

  变通这个概念首先出现于《易传》。“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5]认为变化是世界最根本的性质，它使万物永葆生机，如果事物发展到极端而滞碍不通，就会发生变革，使新事物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所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16]所谓“变则通”，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往来无穷”，才能使事物不断发展，不断发展就是“通”。“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17]把一个个变化连贯起来，便是“通”，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有所革新又有所传承，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日新日异的一面。

  在客观现象的长期观察中，人们发现事物不仅存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逐渐形成一个与“变”相对应的概念“常”。变与常这对范畴的出现，表明古人认识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韩非曾对“常”作过深刻的说明，“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亡，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18]在他看来，只有永恒不变东西才可以称为常。并且他提出了“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19]的常变观。他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不能一味守旧法古，变古还是守常应该根据客观情况形势来确定。当变古则变古，当守常则守常，变古与守常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看古、常是否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古代兵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0]的引申与发挥。荀子对常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1]殷周以来，统治者都以“君权天授”作为自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依据。荀子反对传统的天命观，他认为天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没有什么意志，按自身固有的规律运转着，“不为而成，不求而得”[22]。荀子还对自然变异现象作出了新的解释，“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日：是何也？日：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23]这表明荀子对规律、本质，必然与偶然有较深刻的认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先秦诸子不仅认识到事物运动的“变”与“常”的辩证关系，还认识到事物变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存在渐变与突变之分，量变与质变之别。《易传》认为微小变化经过量的积累会引起巨大的变化，《易传·系辞下》引孔子的话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名誉需要善行来积累，灭身也是恶行日积月累的结果。《易传·坤卦·文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说明历史的运动是积渐而变，积变与突变相互关系是，突变由渐变积累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荀子说“雨小，汉故潜。夫尽小者大，积微者著，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者声闻远”，[24]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25]，认识到量变可以引起质变。韩非继承了荀子思想，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说：“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日：‘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26]事物的生长和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细到粗的过程。质变不仅可以通过渐变的潜移默化方式，也存在突变的革故鼎新方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27]

  三

  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极为全面而深刻，后世许多思想家很难超越前人所设下的思维藩篱，只能“跟着”前人讲，很少有人能“接着”讲。诸子认为生生不息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属性，而且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因此当他们讨论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时候，往往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论证法后王的历史合理性，从而为其政治理想的实践服务；他们还认识到历史是一个常变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历史运动的继承与革新。历史就象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不是一块块粹片，而是连续不断的流。历史时间的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在内容上存在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因此诸子在争论守常与变古时，不是一种单向性思维，而是采取因革损益的态度；同时诸子朦胧地意识到历史运动规律的问题，虽然对治乱兴衰有过经验性的论述，但是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本文试图从法先王与法后王、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三方面，对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作一分析。

  （一）法先王与法后王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群雄争霸，都力图完成统一大业。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诸子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蓝图，以一展政治抱负。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因为政治理想绝不是无本只木，无源只水，它需要从历史中寻找依据，以说明法先王或法后王的必要性。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首先要对论证的逻辑起点：历史如何演变，作一分析，其中以《易传》、商鞅和韩非最有影响。《易传·系辞下》对古代社会发展作了勾勒：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远古时代人类发展是从穴居野处到房屋宫室，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虽然它把历史的变迁归因于圣人之作，不免缺乏历史事实，但是它无疑具有明显的进化论倾向，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发展的，而不存在什么“黄金时代”。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所著的《商君书》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变法革新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石就在于对历史运动作何解释，他在《商君书·开塞》中说道：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商鞅把他生活的时代及以前的社会分为三世，即上世、中世、下世，各个时代都有它各自的特征，应该做到“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他以“三世说”来阐述变革的历史思想，说明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时代不同，政治制度也应该不同。

  法家另一代表韩非也提出过关于历史演变过程的论断，原文为：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28]

  社会是发展的，每一个社会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方式也应不相同。根据这种社会进化思想，韩非认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只能以当前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出发，做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29]否则就会出现“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30]的现象。而且每个时代所体现的历史精神也不同，“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1]因此一切措施都应时代之需而变革，在“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32]的原则下，韩非认为“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33]

  在历史思想方面，先秦诸子对于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作了明确的解释。在“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些思想家在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之余，力求变革图新，以法家尤为突出。商鞅至秦力主变法，他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4]历史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古往今来治理国家的方法、方式也应不尽相同，没有必要一味守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35]并举例“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36]等历史事实来说明，“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37]最后得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38]。表明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39]充分考虑世事风情，才能治理好国家，故“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乱）”。[40]韩非对变法表达得更为强烈，他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世，因为之备。”[41]

  这一观点显然是针对儒家“法先王”、“行仁义”的主张而提出的。韩非不颂古非今，也不菲薄往古，而是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神圣教条。他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42]的行为，以“守株待兔”的寓言加以讽刺，充分显示了他勇于面对现实，大胆革新的精神。

  荀子是战国晚期各家思想的整合者，对以往法先王与法后王的争论作了最后的总结，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法后王”思想。所谓“法后王”，表面上是法周代文、武诸王，与孔子的“从周”思想差不多，但是荀子不仅法周，而且主张“法三代”，实际荀子所说的“后王”，指的是当世之王，“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43]先王之世虽然治理得好，但礼法制度年代久远而失传、废弛了，“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44]反对高谈千古，认为“道过三代之谓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把“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视为“王者之制”。[45]同时荀子并没有否定先王，“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46]有一个“道”贯穿千百年中经久不变，所以“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47]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48]要“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49]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当今统治者找到亘古不变的统治之“道”。除儒法两家之外，一向被称为消极、保守的道家也提出过积极的变革主张，庄子认为社会制度及各种道德规范也要不停地改变，“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一宿，而不可多处，觏而多责”，[50]礼义法度应时而变，不可执著。还有“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在《察今篇》中，对法后王有过形象深刻的论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成为变法革新事业的佳话。

  （二）因革损益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1]这是对因革损益思想的代表性论述。孔子认为历代礼制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所因革有所损益的，也就是有所继承有所革新，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所以由夏、商、周的礼制损益情况，可以推知以后礼制发展的基本走向。孔子也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故从周”，[52]周代之所以出现“郁郁乎文”的局面，在于吸取夏、殷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还相信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必然造成历史的进步，“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53]在“至于道”之途上，需要不断变革。孔子强调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的思想值得肯定，儒家虽然也认为历史是变迁的，但是总的来说，强调继承多于革新。

  孟子对孔子这一思想加以发挥，认为历史的源头就是常道，而常道又是亘古不变的，所以他提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54]他深信古圣先贤所创立的制度可以为后世之楷模，后世君王应该取法。孟子生活的年代与尧舜时代相去久远，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当时条件的限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典制早已失传。即使孔子也不能完全了解历代礼制，“夏礼吾能徵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55]孟子自己也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56]所以究竟“尧舜之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孟子也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只能讲一些原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主张，“托古改制”罢了。与此相反的，荀子就敢于正视历史的现实，虽然他也认为历代礼制的相因承袭，“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礼乐而传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异于变易牙之和，更师旷之律？无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国不待死”，[57]但是从这里他得出“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的思想，最后提出“法后王”。显然孟子的思想要比荀子保守的多。

  （三）治乱盛衰

  治乱盛衰是人们对历史长时段考察所得的一种历史意识，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当历史发展到比较成熟，呈现出周期性的变迁时，人们才有可能对它加以分析，梳理出历史演变的脉络。管子首先提出盛衰循环史观，但是这种史观在当时极不成熟。《管子》认为事物是以其对立面为基础的，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重令》说：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此危亡之时也。”

  在强调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对立方向转化的同时，还强调了转化的条件。如果地大而不兼并，人众而不缓怠，国富而不奢，兵强而不侮诸侯，那么地大国富、人众兵强就时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不会走向危亡。《重令》强调对立双方相互转化，是对《周易》、《老子》既以产生“物极必反”思想的一大发展。然而这种盛衰观很难说是对历史长时段考察的结果，它还没有意识到历史治乱盛衰的周期性变迁。

  对历史治乱盛衰作出比较完备论述的是孟子。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58]把他生活年代以前的历史分为三个治乱循环：“当尧之时”是一乱，“使禹治之”是一治；“尧舜既没”是一乱，“周公相武王诛纣”是一治；“世衰道微”是一乱。那么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不是大治的前夜呢？孟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59]并且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60]

  以论证历史的治乱盛衰具有周期性的变动。因此他满怀信心地得出，“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61]在他看来，战国是一个大混乱时期，治平时代就要到来，俨然把自己视为这个时代的“救世主”。

  小结

  变通史学思想虽然产生于先秦诸子，而且他们对变通思想的各个层面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只是单纯的理论体系建构而已。任何理论只停留于哲学思辩阶段，而没有具体的实践，都是苍白无力的。全面而系统地实践变通史学思想，并且写出专著，首推汉司马迁和《史记》。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理念，“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62]，希望从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63]，寻找到历史治乱盛衰之道。此后变通史学思想逐渐得到诸多有见识史家的关注和发展，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马端临、郑樵、章学诚等人，是变通史学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变通史学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备作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