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苏州怎么到香港:我们写信告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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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少杰
2008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2082
清华大学四位上书人（前排左起：刘冰、柳一安；后排左起：吕方正、惠宪钧）
当年批林批孔座谈会现场
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采访了四位当事人之一的惠宪钧。
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现已退休。
唐：惠老师，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无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作为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学过的东西，我都背下来了。读书有五、六年，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一开始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是我们师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我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我是师作战科科长。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解放军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部队这阶段，我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的。
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于毛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被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负责组织警卫。到了那里，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要保证绝对安全。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为什么对迟、谢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陈伯达，他们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他是“老右”。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打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他不是一般的闹，有时是喝酒乱闹，有时是和谢静宜吵骂。有一次，在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工字厅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正好有一次，吕方正、刘冰、我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以后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少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又当面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儿，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就想，现在我们这三个同志都提出来了，你让刘冰同志提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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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四位上书人（前排左起：刘冰、柳一安；后排左起：吕方正、惠宪钧）
当年批林批孔座谈会现场
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采访了四位当事人之一的惠宪钧。
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现已退休。
唐：惠老师，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无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作为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学过的东西，我都背下来了。读书有五、六年，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一开始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是我们师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我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我是师作战科科长。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解放军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部队这阶段，我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的。
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于毛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被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负责组织警卫。到了那里，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要保证绝对安全。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为什么对迟、谢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陈伯达，他们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他是“老右”。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打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他不是一般的闹，有时是喝酒乱闹，有时是和谢静宜吵骂。有一次，在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工字厅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正好有一次，吕方正、刘冰、我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以后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少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又当面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儿，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就想，现在我们这三个同志都提出来了，你让刘冰同志提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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