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2605:李劼:韩非学说的一币两面:帝王术和奴役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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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韩非学说的一币两面:帝王术和奴役术(2)

发布时间:2011-10-17 16:52 作者:李劼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50次   毋庸置疑,韩非把自己也定位于可怜的蚁群,否则,不会向嬴政说出那么卑躬屈膝的话来:先给自己定妥死罪,再向主子表示忠心。这个帝王术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奴才哲学的奠基者。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主张,韩非的君主专制论,走得更远。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此番论说,几乎是韩非帝王术的总纲。韩非既把商鞅的厚今薄古推到极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把商鞅没有说明白的“有功者显荣”划分得更加清晰:“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商鞅还担心其霸术“难以比德于殷周”,韩非却断言:“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借用一句韩非之师荀况的话来形容,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韩非之青,不仅胜于商鞅之蓝,也胜于其师荀况之蓝。脱胎于孔儒的荀况学说,虽然演变成了君本主义,但骨子里依然兼具儒、法两家的双重性。但韩非的帝王术却是一元的、极端的、毫无折衷可言的,从而是冷酷无情的,所向披靡的。这在战国时代,其形象当是嬴政的战车;这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大地上,则应该化身为希特勒军队的坦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纳粹,比德国早了两千多年。德国的纳粹效忠的是其元首希特勒,中国先秦时代的纳粹效忠的则是后来号称秦始皇的嬴政。比起德国纳粹,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帝王术,更为阴暗,又更加奴颜婢膝。   真要说起来,商鞅虽然也跟韩非一样的效忠于秦国君王,但开口闭口,却总是国家当先。诸如:“治国贵民壹”(《商君书·民壹》),“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等等。韩非却不同,每每下笔,总是君主为上。在商鞅的霸术里,国家已然凌驾于国民之上;而在韩非的帝王术中,君主更是高踞国家之上。有道是:   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韩非子·八说》   韩非因此告诉君主: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韩非子·五蠹》   韩非根本不相信什么民爱国、君爱民之类的仁义说教,而坚信人君的威严,人君的至高无上,既高于民,也高于国。韩非心目中的圣明人君要的是,国民为之效力卖命,根本不必听他们说些什么。国民赞美也罢,抱怨也罢,人君不必当回事。立功的有赏,不听话的杀头。非常简单。诸如个人权利,思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之类,对韩非的帝王术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韩非子·诡使》   所有的个人权利,无论是家室财富,还是思想言论,通通都得被剥夺干净,否则,人君就会有“道私者乱”的危险。尤其是“圣智成群”,亦即是知识分子成堆,假如“上不禁塞”,那么等于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这即是说,所有具有思想言论能力的人们都不能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如拥有武器的国民不能有“私剑之捍”。这样的韩非学说,嬴政能不喜欢么?更不用说以秦始皇自比的现代枭雄,能不喜欢么?倘若说,韩非学说像一枚硬币似的具有两面形象,那么翻过来是帝王术,翻过去则是奴役术。韩非奴役术的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国民的自由,彻底剥夺国民的权利。所有想要享有个人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人们,都被韩非列为去除对象,叫做“五蠹”,就像两千年后被称作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   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还有商工之民,活跃于天下的士子市民,几乎被一网打尽。后世暴君希特勒想要清除的,也不过是犹太人而已。韩非设置的清除对象,竟然比希特勒想要消灭的还要众多。这与残酷镇压阶级敌人的红色革命倒是有一比。难怪枭雄有言:秦始皇算什么?   比起两千多年后的镇压反革命,秦始皇当然不算什么。但秦始皇毕竟有焚书坑儒,可算作嬴政在韩非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李斯英明果断的建议下所做的清除异己之壮举。从列出五蠹到焚书坑儒,然后再比较后世的消灭犹太人和镇压反革命,横看竖看,翻过来看,倒过去看,都可以发现,韩非确实非常了不起。相比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清除五蠹,韩非的思想要超前两千多年。可见,韩非、商鞅等法家人物,在毛时代的文革当中空前走红,绝非无心插柳,而是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倘若要将韩非的帝王术和奴役术作个比方,那么颇类于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言及的《葵花宝典》。那部武功秘笈造就的是东方不败,韩非帝王术炼成的则是叫做嬴政的秦始皇。有趣的是,东方不败习练《葵花宝典》先得自宫,而韩非低声下气地请求嬴政采纳所献帝王术的结果,却是自杀。说起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倒也是自杀的,只是相比之下,韩非自杀得更为窝囊。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从韩非《初见秦》里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到“韩非欲自陈,不得见”,只得自裁了结,此情此景,真可谓怎一句报应得了?司马迁有评如是:“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没说报应两字,但报应之意,已在其中。正如杀人者,要偿命;以言怂恿人君剥夺臣民自由和权利者,岂能有什么好下场?但这也正好就是韩非帝王术和奴役术的特征所在:先将自己完全奴才化,并且誓死效忠,然后再教人君如何强迫全体臣民当奴才。或许,这也能算是一种以身作则。   理当承认,商鞅的霸术确实能让秦国称霸,韩非的帝王术也确实能让嬴政称皇称帝,但代价不菲。除了无数将士的生命,黎民百姓难免生灵涂炭,尚有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因为这是越过底线的暴力扫荡,这是毫无人性的征服行径。如此的血腥,如此的残暴,如此的野蛮,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良知之人,都无法漠视。若说这是大一统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请问,这样的大一统要来干什么?即便书同文、量同衡、车同轨确实不无文明的进步意味,也抵不上这样的人文代价。试想,以诸国和平协商的方式,难道不能抵达这样的进步?难道一统天下非得诉诸杀人无算摧残文化的野蛮?假如硬要说,暴秦的大一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同样可以成立了。彼此都是由夷入主,籍暴力称霸,以杀人立国。历史的人文立场虽然是柔弱的,却是不可动摇的,绝不妥协的。因为历史是属人的历史,而不是杀人的历史;历史是人文的历史,而不是被帝王主宰的历史,更不是向威权和暴力屈服甚至顶礼膜拜的历史。任何诸如此类的野蛮,无论来自暴秦,还是出自日本法西斯,都是不能认同的。历代帝王,各色枭雄,或许会醉心于如此野蛮的一统天下,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文学者,更不用说什么思想家,假如这个民族还存在思想家的话,都没有理由为嬴政及其暴秦的如此统一天下,喝彩;同样没有理由向商鞅的霸术和韩非的帝王术,致敬。孔儒的君君臣臣等级观念尚且不能认同,更何况商鞅、韩非先后以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向秦国君主的称臣效忠?   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韩非的专制主义更奴才,更无耻。商鞅的军国主义着眼于国家利益,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逐鹿;韩非的专制主义却完全聚焦于君主的权威,聚焦于如何剥夺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倘若说,商鞅旨在称霸的军国主义,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多少有些不谋而合,那么韩非意在教唆人君实施专制独裁的帝王术和奴役术,毫无政治上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可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灾难或者面临强敌入侵之际,商鞅的学说,还有圈点之处;国家确实需要用非常的手段,凝聚国民力量,共同赴难。然而,无论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韩非的主张,都是绝对不能采纳的。因为商鞅的学说,含有国家利益成份;韩非的主张,却惟人君是从,既剥夺国民的权利,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倘若国民权利可称作私,国家利益可称作公,那么商鞅的学说,尚有公心可论。但韩非的主张,却除了向人君献媚,既不利于私也无益于公。作为一个中原士子,商鞅低头哈腰地向野蛮的秦国献策献身,无疑是可耻的;但相比之下,韩非诚惶诚恐地向嬴政进言,如何剥夺国民权利,如何取消臣民自由,比商鞅更奴才更阴暗。   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但说到韩非,司马迁却只是连连感叹一个说难者的最后被难。殊不知,要说报应,韩非远比商鞅轻得多。因为韩非学说的罪孽所在,远不啻得罪秦国的权贵,更是伤害到了普天之下的工商士子,黎民百姓,乃至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司马迁竟然将这样一个策士,与老子并列而传,实在是糊涂到了荒唐的地步。司马迁能从商鞅身上读出刻薄,怎么从韩非著述里就读不出阴暗呢?   倘若从商鞅、韩非再回首早先的管仲、晏婴,真可谓,判若云泥。管仲的风采毋须赘言,连司马迁都佩服不已。即便后来的晏婴,也别有一番风貌: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有道,无道;有行者,无行者;司马迁的《史记》,总算还能够有所区分,没有将管仲、晏婴与商鞅、韩非混为一谈。只是《史记》中有关韩非的这段文字,读来令人发噱:   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诸如“悲廉直”、“作孤愤”之类的词语,用在韩非身上,相当滑稽。虽然韩非确实有篇什叫做《孤愤》,以示怀才不遇。但这不过是尚未遇到嬴政罢了。看看韩非在《初见秦》里那种激动不已的模样,哪像个怀有“孤愤”的中原士子?孤愤之孤,在于独立不羁。在人君面前像韩非那么的低声下气,何来独立之有?而无独立,又从何说起孤愤之孤?至于“悲廉直”的廉直一词,更是与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的韩非无缘。而了无廉直可言,又从哪里悲起?这就好比韩非在《五蠹》中一面教唆君王清除士子市民,一面请求君王提拔“耿介之士”。说这太过阴毒,却似乎一派天真模样;说这太过残忍,却又像是为君王打扫清洁卫生一般的纯洁无邪。其实,韩非骨子里就是这样一具怪胎,阴暗到了不知什么叫做阴暗的地步,残忍到了不知什么算是残忍的程度。可叹的只是,自称承继孔丘理念的司马迁,不知为何如此情有独钟似地怜惜韩非。难道说,司马迁是看在韩非乃荀况弟子的份上,特意买荀况一个面子?抑或是韩非被同门陷害的缘故,所以深表同情?实在不明白。也许只能说,汉儒确实读不懂先秦诸子。   在李斯与韩非的这场同门相残之中,嬴政的角色既可憎又可笑。正如李斯、韩非与管仲、晏婴相比,判如云泥,嬴政与齐恒公,也是一抔黄土之于一壁高山。不要说齐恒公的心胸、智慧,嬴政遥不可及,即便是比之于秦穆公的气度,嬴政也显得委琐得不行。秦穆公当年为了网罗人才,不惜到楚国的俘虏群里赎得百里奚。得到百里奚之后,又通过百里奚网罗到了蹇叔,并且委以同样的重任。相比之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先是以开战威逼韩王拱手相送。到手之后,却听信谗言将韩非扔进牢房。及至醒悟,赶紧命令放人,韩非已经被李斯成功除却。于是,嬴政惟剩后悔不已。   当初,嬴政逼韩王送人,无疑是行事霸道;听信谗言,当然是心胸狭窄;出尔反尔,是因为智力低下;后悔莫及,标明了赢政其实是个既不懂用权又不会用人的蠢货。倘若嬴政还有点智商,那么应该意识到,也正是像他这般野蛮而愚蠢的人主,才与韩非阴暗透顶的帝王术相般配。被这么一个浊物一统天下,既是天下的不幸,也是历史的喜剧。赢政王朝,二世而亡都算是长命的。嬴政的这场一统天下,非但不是什么伟业,还更像一出闹剧。剧中的所有角色,全都机关算尽,反误自己性命。对嬴政来说,则是因为其低智商的暴虐,断送了妄想永世长存的嬴姓王朝。倘若说,当年姬氏兄弟在以周室取代殷商之际的同室操戈,尚有几分悲凉在其中;那么嬴政王朝的兴亡,全然一出喜剧。后世感叹的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嬴政其人就像其喜爱其热衷的韩非学说一样,除了权谋的阴暗和权力的暴虐,乏味之极;无论是文化品质,还是人格魅力,全都了无意趣,更无内涵。韩非的学说有多么的尊严丧尽,嬴政的统一就有多么的粗俗野蛮。堂堂荀况弟子如韩非者,竟然向这么一个粗坯战战兢兢地表示誓死效忠,实在是喜剧得可以。这幕喜剧的最后一笔,当是司马迁将如此诡异而滑稽的韩非,与智者老子比肩而立。这段历史与其说是满纸写着吃人,不如说是处处透着荒唐。   二0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