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胶哪个牌子好:中国近代宗教战争——解剖中国精神（三）

1．怎样去认识这段历史
说起“宗.教.战.争”，大家往往首先想到“十字军东征”，实际上中国近代也有两次“宗.教.战.争”，就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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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俺曾经把战争分为两大类，即“宗教/来世利益战争”和“政治/现实利益战争”，当然，很少有“纯”宗.教.战.争或“纯”政治战争，关键要看其“主流思想”。两者对于参战人员心理影响很大，涉及牺牲意识、对待俘虏和非武装人员态度、战后和解的难易程度等等。就象“十字军东征”让西欧人不堪回首一样，天平天国和义和团也是中国人心理的阴影。
针对义和团运动，可以把义和团和“洋.教”的战斗当作“宗.教.战.争”看待，而把清军和八国联军的战斗看作“政治战争”。误区往往来自他们相互纠葛，难以分辨。
这两次战争，往往不被看作“宗.教.战.争”，还因为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初期战争的侵略性、扩张性，而这两次都发生在中国境内，一个是以“洋.教”反“中教”，另一个则是以“中教”反“洋.教”，一南一北，一前一后，可以说整相反，似乎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两次战争距现在并不遥远，但偏偏因为如此，就涉及到了政治历史问题。辛亥革命后往往把这两次运动的反帝、反封性质无限抬高，两岸均是这个趋势；而改革开放后，一些“史学家”又专注于这两次运动的“封建迷信成分”，将其无限贬低，这就让这两次“宗.教.战.争”面目全非，双方都有把现代观点强加给古人的严重倾向。
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史学家”，对于历史是应该“述而不作”的，除了堆积事实外，不能加入自己的感性评论，也不能因自己的主观见解，选择性的堆砌历史资料，但如果这样，往往又让读者陷入了繁杂的、零碎的、矛盾的历史事件难见真相。而如果作为“历史评论家”，又很少有人能抛弃自己的所有现代意识，让心态回归先民。“欲了解一国国民，必先了解其宗教/信仰”，但因为种种误区，东西方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也十分不够，宗教往往被人简单的斥为“封建迷信”“愚昧无知”，而忽视了其对社会心理、道德观等等的维系作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很少有人能突破自身专业局限，对历史的主线脉络做较为清晰的阐述。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四大误区”。
在俺看到的书籍和网上文章中，往往把这两次“宗.教.战.争”和清末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小农经济的崩溃联系起来，但如果看过俺的《清代屈服史——解剖中国精神（二）》，相信就至少能从明末清初的民族心理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帖子也将引用上集的一些观点。这个帖子有意忽略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比如天京事变的过程，清军、义和团在天津与八国联军的战斗等，重点是要理清当时的中国社会心理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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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俺们进入那段历史。那时，老百姓知道洋人洋枪，不知诺贝尔；知道洋.教.二.毛（中国信徒），不知牛顿；出国有“见识”者，对马克思列宁也没啥认识；你可以说他们封建迷信＋愚昧，因为那本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
2．天平天国运动
2．1太平天国大事年表
1843年，拜.上.帝.教建立
1851年，金田起义
1853年，定都南京，北伐、西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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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东征，天京事变
1858年，太平军破北大营
1859年，颁布《资政新篇》
1861年，清军占安庆
1862年，清军三路进军天京
1864年，清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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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表里，能清楚的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0)拜.上.帝.教建立，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平天国得到壮大，待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清兵开始全力围剿。
但，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2．2天灾起，民心乱
由于气候因素，“1841～1843年，黄河连续3年决口，河南、安徽、山东受灾；184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据统计自1846年至1850年五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直隶（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遭水、旱、虫、雹、风、霜、沙、潮等侵袭，受灾的共有五百多个州县。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遭水、旱、风等侵袭因而受灾的共有六百多个州县。”（引用）
俺在上一集说过，中国人拜天拜祖拜天子，也就把“上天的征兆——国运——人为”相联系（西方也是如此），如此大的自然灾害在两河流域几乎同时发生，确为历史罕见，自然会产生“君王失体，国运不昌”的想法。这种观点在史书中频繁出现（很多史书都有，就不列举了），历史上的王朝往往有“国山”“国河”，国山崩，国河溃，则国将亡。如果排除“迷信”成分，用气候、地理、社会人文角度考察，则会清晰的看到：
地球周期性的冷干期和暖湿期更替，交错间就往往出现厄而尼诺等等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就集中爆发，古代农业受气候影响较大，就会出现饥荒，灾民就造反。按照中国“风水学说”，国都往往建立在“聚气”之地，靠山得固，靠水得财，也是民众聚集之所，而此山崩，此河溃，必将直接影响大多数国民的安全，民心必乱。俺也说过自然灾害的“互因性”，旱后起蝗，涝后生瘟，如果旱涝连年，则多种灾害将同时发生。一个误区是，似乎游牧民族受气候影响较小，实际不然。畜牧业比农业更加脆弱，从人口密度上就可得到这个结论。风、雪、旱都将对畜牧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草原面积大幅缩小，植被密度减少，而山羊啃草根，牛马孕期长，一年的天灾就往往造成数年难以恢复，草原民族为了生存就要侵掠中原。此时的中原政权处于“内外交困”，往往发生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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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次“气候/农民战争”，中国人口都大批量减少，根据某项统计：秦末动乱，死亡200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西汉末年动乱死亡3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东汉末年动乱死亡3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隋末动乱死亡35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唐末五代死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天平天国时期死亡3000～4000万人。不论此数据准确性，但反应了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战死是一部分，饿死更多，出生率也大幅下降。有些人把这归结为“农民起义”的“灾害性”，但，中国农民“吃饱了撑得”要造反啊？！这种观点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当战争结束，一个新政权往往还没有从自然灾害时期完全走出来，就必须采取“修养生息”的制度，皇帝也谨慎小心；当气候稳定下来，人口和国力得到恢复，这时的皇帝就开始“穷奢极欲”或者“对外扩张”，人心渐散，而随着人口增加，农业对植被的破坏也增加，使下次灾害期更加猛烈；而当下一个灾害期来临，政权腐败已积重难返，往往亡国。
内部灾民暴动，而对外又要战争，就不得不增加额外军费，国内税赋更重，灾民造反更多，明就如此而亡，清也将陷入此泥潭。清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动起义连绵不绝，此时更进入一个高潮期。“北方各省的白.莲.教、天.理教，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的捻.党，而南方各省天.地.会（看过《鹿鼎记》的一定不陌生，呵呵~~）的势力更盛，几乎遍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它发动的暴动，也最为频繁”（引用）。这就为天平天国起义打下了基础。
清统治者自打入主中原，就深知自己坐在“火山口”上，一直想“实在不行就退守关外”，满军重心也就在北方，但随着江南物产和经济作用日益明显，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成为统治重点，而广西地区兵力较为空虚。
“1850年，广西又遇到大饥荒，饥民纷纷暴动，十月，洪秀全发布动员令，要求拜.上.帝.会成员在十一日到金田村“团营”（即编制营伍）于是，各地会众纷纷变卖家产，成群结队地向金田出发，数日之间，拜.上.帝.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余人的大军”（引用）。
2．3国内国际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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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军费约7000万，赔款2000多万，这些钱都得出在老百姓身上，而此时遇天灾，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次鸦片战争，将清军兵力拖住，太平天国故能“茁壮成长”。
由于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天平天国政权产生骄奢淫逸思想，后来更发生分裂，极大的削弱了自身的实力。此时自然灾害并未停止，天平天国占区的百姓生活贫苦，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而又要向天平天国交纳赋税，要以一个地区之力抗全国清兵围剿，在巨大的压力下，民心终散，军心重涣。待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军得以全力反扑，天平天国亡。
太平天国也曾“北伐”，但失败，可见北方清兵实力仍强；攻击上海也失利，长江天险始终没有完全控制，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域就处于四面受敌之地，回旋空间不大，也无大山脉可依托防御，成败均快。这也是南京被称为“亡.国.之.都”的地理原因，这和徐州地区（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兵家必争）类似，反观西安附近，进退两宜（但西安由于长期人口聚集，战乱频仍，土地资源遭到破坏，而又处于内陆，气候条件不是很好，如果失去对祁连山的控制，也将处于西北和青藏地区游牧民族威胁），北京地区的条件也不错（优良作物产区，又可退往山西、承德、东北地区，均可依托山脉防御），成都、重庆可守但难出，易产生与中原地区隔阂，也不宜作为国都。
定都“天.京”后，天平天国未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全力的扩张，就为自己的灭亡打下了伏笔。
2．4“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儒教、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思想冲突
洪秀全本是儒生，但4次科举不中，连秀才也没考中，非常郁闷。1836年，在广州街头遇到耶稣教士梁发讲道和散发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仔细研读，归信教义。传说他做异梦，梦上天堂，见天父，就去找神父“洗礼”。但神父觉得他是“无稽之谈”（怀疑精神有问题，呵呵），结果只好自行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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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列强都可算是基督教国家，传教士在军队之前即已到达中国传教，“传播上帝的旨意”也往往给了侵略军“神圣的外衣”。在拜.上.帝.教兴起初期，传教士们闻中国教民突然猛增，不免狂喜，当时拒绝给洪秀全洗礼的神父千里迢迢去找洪秀全。
但问题在于，当时虽有天主教和新教之争，但双方最后都承认“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的化身，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上帝的意图”，天主教试图凌驾政权之上，新教则要政.教.分.离，天主教更是要坚持教廷对各分教会的领导权。洪秀全建立的政权不仅是政.教.合.一，而且自称“耶稣的兄弟”，这是新教和天主教都不能容忍的，本是要洪秀全做中国教会的头脑就不错了，结果洪秀全大有和教廷分庭抗礼的趋势，这在基督教史上，就叫“异.端”，只能遭到镇压。所以天平天国就得不到西方宗教界的支持。
西方政治和军事力量，则把清廷作为“搜刮代表”，支持太平天国得不到什么现实利益，或坐壁上观，或帮助清兵围剿。
当时中国“精英”阶层是用儒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儒教在明代即走入极端，而清代统治者为了能管理中原，安抚民心，也大力提倡儒教，儒教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而犬儒主义者们看到清代初期中期国力相对强盛，认为这是“野蛮”民族（满族）也信仰、使用儒教的结果，更认为儒教乃“万世一系”，不容置疑。
儒教其实也可算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范畴，但因为中国历史、地理等等原因，儒教走入了极端后一直难以自拔，没有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只能不断极端化，束缚了思维。这时出现一个教义大相径庭的拜.上.帝.教，自然非常敌视，民间传说又把西方种种“奇异”风俗，直接“嫁接”给拜.上.帝.教，更加以神秘化妖魔化，多年的封建礼教束缚，对中国性压抑也是非常严重，对洋.教的小道消息更加入了性幻想的淫乱成分，这恰恰是儒教最敌视的。
清统治者极力维护自己“真龙天子”“奉天承运”的神圣地位（努尔哈赤时期即有“天命”一说），不能容忍另一个“上帝之子”来分化神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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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天国由小农阶层发起，其“均贫富”思想将土地、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这就引起了地主和手工业老板阶层的敌视，也得不到“西学派”的认同。
《天朝田亩制度》的绝对化形式又难以切实执行，新政权的管理者又毫无经验，不公和暴敛反而加剧。以局部地区之力抗衡全国兵力围攻，自然税赋压力巨大，“天国”臣民苦不堪言。
对于抵抗外国入侵地区的民众，饱受“洋人”欺凌，也会反感这个“内奸”在背后“添乱”，洋人坐船来去，又打不过，而这些“长.毛”在陆上，能打得着。
拜.上.帝.教初创时，杨秀清即取得“上帝代言人”地位，建都天京后，屡屡“大仙附体”，直接干涉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权力，责骂是家常便饭，鞭打都不罕见，最终酿成天京之乱，屠杀几万人之后，石达开又带走十万精兵。“拜.上.帝.教教廷”内部的战乱、分裂，也造成军民思想分裂，神圣感消失。
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拜.上.帝.教的最终孤立与分裂，“信仰的力量”消失，民心军心涣散，到了后期，军纪败坏，甚至还不如清兵。
清廷能启用曾国藩，任他随意扩充军力，不仅是因为满兵主力在北方、被列强战事拖住、满兵战斗素质下降等等原因，也是有意弱化民族矛盾，使之成为宗教信仰矛盾，更把天平天国当作分化中国与列强战斗力的“内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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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兵全力围剿时，洪秀全坐吃山倒，失去民心，内线作战节节失利，也因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无法跳出外线作战。只待灭亡。
如果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传教历史对比，拜.上.帝.教更接近伊斯兰教初期的政.教.合/一和武力扩张（基督教初期则是非暴力文化传播，不加抵抗，参见《基督教会史》和《简明伊斯兰教史》），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时面临的是多神教势力，一神教更有利于民众团结和国家统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主”和主要门徒/传教士们也能刻苦约束自己，再通过一些“神迹”传说，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威望。拜.上.帝.教面临的则是有着2千年历史的，教义完整的，同样是“一神教”的儒教和基督教，并无明显优势，而未等“成大势”就开始安逸享乐甚至穷奢极欲，并且自身分裂，让民众信仰丧失，也就无法“东山再起”。
2．5进步、踏步还是倒退？
天平天国从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正象“传统观点”认为，农民阶级不可能产生比中国封建制度（欧洲封建制度有很大区别）更先进的政体和理念，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古代欧洲的“民主制度”来自国王、贵族、平民三个等级力量的置衡，当遇到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国王的权力必然增大，这种平衡被打破，就走向极权制度；随着战乱和社会进步，地主、贵族由于资源的优越和拥有军事权力，平民只好依附于他们，土地不断向地主和贵族手里集中，平民的权力更加弱化；欧洲因为历史、地理等等原因，分成多个国，用于互通有无的商业和兑换货币的银行业的重要性远高于中国，最终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崛起；欧洲政权、神权处于分离状态，国王、贵族、教会互相置衡，多个国家又互相竞争，后来基督教内部又进行宗教改革，分化出新教的多个派别，种种历史沿革下，才逐渐走向现代民主政体，指望中国农民阶级跳跃性发展，是强人所难（观点来自《欧洲文明史》）。
太平天国看似有了“新”的制度，但《天朝田亩制度》实质是农民起义一贯的“均贫富”口号的具体试验罢了，并非一种更“先进”的制度。而所谓一切归“上帝”归“天国”，洪秀全本身却又是“上帝之子”，就是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换了一种说法。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颁布，但因局势动荡，也得不到“国际援助”，一直无法实现，其实，按洪秀全那些封建等级思想，即使能够开始实施，也最终会被自身扼杀，洪秀全对此只能算叶公好龙而已。
太平天国编制男女营，妇女参加生产活动，看似提高了妇女地位，但洪秀全本身妻妾成群，后宫无数，还常以折磨虐杀“嫔妃”为乐，又怎能切实解放妇女？且对下层男女营规定即使夫妻也不得见面，比儒教还要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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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天国教义即使放在基督教历史上看也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远比不上宗教改革时期提出的思想，更比不上近代科技兴起时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甚至对于儒教和道教相比都是一种倒退，除了激起初期的宗.教.狂.热，根本不能算是什么进步思想。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往往用“非正教”方式，汉末的黄巾起义、元末的明教起义等等都是如此，就是为了给农民以“神圣感”“替天行道”“战无不胜”“刀.枪.不.如”等等，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团结，抵消当时政权的“真龙天子的神圣性”，并瓦解朝廷军队的战斗意志，但取得政权后为了统治需要，却又化身作“真龙天子”，只不过洪秀全这次用了“拜.上.帝.教”罢了。
对天平天国的种种妖魔化谣传，对天平军在外战时内乱的反感，对儒教的批判，造成了“中国原始拜天拜祖多神教”的抬头，这将对后来的义和团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是“糟粕”，下面是“精华”：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运用了西方宗教思想，对中国儒教和原始拜天拜祖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比鲁迅更早的指出“儒教吃人”（其实是儒教在极端化后束缚人性的表现）。从宋代就开始不断极端化的儒教，终于开始被置疑（以前也有，但这次是社会性的），被瓦解，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
中国民众加深认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前是信仰不同，这次俺们都信了你们的神，你们还是不依不饶，甚至帮着清兵打天平军，本来可能的借助西方列强推翻满.清的幻想彻底清醒。
汉人在军事、政治的地位显著提高，甚至后来满人军事权力实际已被架空，再经过若干年，才有孙中山用民.族.主.义振臂一呼，全国相应，几乎兵不血刃结束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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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汉军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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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倭寇还无耻！黎笋谈中国援越及对越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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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3．义和团运动
3．1义和团运动期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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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冠县义和拳打起反帝旗号。
1899年３月，清政府派毓贤当山东巡抚，改剿为抚，义和拳为义和团，改编为“团练”（或者叫民兵），原来“反清复明”的旗号，改为了“扶清灭洋”。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教堂。5月21日、22日，义和团与前来围剿的清兵作战。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继续北上。
1900年5月21日，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处理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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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清廷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1900年6月6日，七国的士兵由大沽登陆，前往天津租界，保护其侨民。
1900年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
1900年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陷落。
1900年6月20日，“大阿哥”的老爹载漪，说外国电报里要求西太后立即退位，并归政于“改革派”光绪。
1900年6月20日，武卫后军于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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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1日，慈禧向全世界11个国家宣战。
1900年6月25日，赏义和团10万白银。
1900年6月25日，“大阿哥”的老爹戴漪带领义和团进了皇宫，说是要杀“鬼子徒弟”——光绪！
1900年6月30日，西太后不许借给正在攻打东交民巷的董福祥大炮。同日西太后又指斥载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
1900年7月7日，天津清军和义和团战败。8日慈禧把“投降派”的李鸿章任为直隶总督。1900年7月13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城。慈禧不许荣禄再打东交民巷。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慈禧出逃，清兵和八国联军剿杀义和团。值得指出的是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一直未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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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录应该说已经说明了问题，即义和团的宗.教.战.争和清廷的政治战争交织在了一起，但实质上是两种战争。
戊戌变法刚结束，光绪被软禁，而慈禧立“大阿哥”，各国又表示不满。义和团本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徒的，袁世凯将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赶”进直隶，义和团在直隶烧教堂，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兵展开战斗。政治和宗教两条主线在义和团进京后重合交错：外国侵略军进攻天津，慈禧担心自己地位不保，北京义和团正式围攻西什库教堂；大沽口炮台陷落，慈禧更加担心自己下台，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天津战事失利，慈禧开始转向“投降”，对使馆区和教堂暗通款曲；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下令清军和八国联军剿杀义和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很多文章和书籍，仅选择性的记述了一条线索，造成了认识的误区。
义和团运动里有几个“迷”，比如口号演变、上万团.民围攻教堂不下，数千清军攻打使馆区不下等等，在以前的记述中，也往往把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分割记述，天津的“英勇”和北京的“窝囊”让人困惑不已。既然是“迷”，所以正式史记中肯定被“修缮”了，而要解开这些迷，就需要把各种记录串连对比，开动自己的脑袋。
3．2义和团的兴起与演变
义和团起义在1900年春夏两季达到顶峰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农民们焦虑不安，迫切地希望和祈求降雨。
美国公理会的罗威那·伯德(RowenaBird)去世(7月31日)前几周在山西写的一些日记和信件，清楚表达出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恐慌情况。6月25日伯德写道：“这是一个极度痛苦难熬的时期，饥饿威胁着人们，干旱炎热的天气使瘟疫流行，义和团的成员威胁着抢劫杀人、杀传教士和教民……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会赐予我们甘霖，使局势缓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利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直隶保定府的情形与此类似。郝瑞思·培特金(HoracePitkin)在6月2日的信中描述了该地区新教和天主教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后，很焦急地写道：“干燥得像火药末、难以忍受的尘暴，--上帝赐我们雨吧！那会暂时地平息一下事态……我们朝不保夕。为我们祈祷吧！为降雨祈祷吧！”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之内，保定府杀了15个新教传教士后，天终于下雨了。在义和团看来，这证实了他们事业和行动的正义性。（以上引自《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美〕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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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这次运动具有历次农民运动的同样根源——自然灾害。而由于当时人们认识局限，也无什么有效措施，只能寄托于老天爷或者上帝（西方同样如此）。中国古代一般是祭祀龙王，而这时有了外来的宗教——基督教，便把仇恨转移到洋.教身上，这也是宗教排他性的表现。现代人往往斥为迷信，但问题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人们又“能”怎么做呢？不“迷信”不“祈祷”就得“等死”或者“逃难”。
联系当时的历史脉络，民众已经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而“洋务派”的“北洋水师”在海战和军港保卫战中全军覆没，民众对于洋务派已经丧失信心。戊戌变法的失败，让较为开明的“拥帝改革派”也丧失信心。更为难堪的是，作为东亚“小”邻国的日本都能凌辱“大”清，信念几近崩溃。而这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对双胞胎”）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无法发动“革命”。由于清朝近300年的统治，和北方作为满军重心等原因，北方民.族.主.义“革命”也较为困难（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也是南方发起）。就是说，当时根本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民众理解的、信任的、更先进的信仰来支持，也就无法产生什么先进的思想，而作为当时中国“精英教”的儒教，也被洪秀全“批臭”了，民众也只好“倒退”回原始多神教作为心理依托。
民众把仇恨转移到洋.教身上，也是因为一系列的“教.案”。
基督教在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看到中国本土宗教的强大势力，因地制宜的在明代曾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当时直接把中国人的“天”解释为“上帝”，因为基督教国家当时在天文、数学上的优势，也就吸引了很多社会上层皈依。但“不幸”的是，当教廷的“巡查员”发现中国教会竟然可以供奉中国人的祖先牌位的时候，立刻停止了中国传教（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这次传播就此瓦解。（《基督教会史》）之后在清前期中期的传教同样因此失败。
当基督教在清末又兴起时，此时虽然有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但基.督.教.帝.国.主.义（此名词来自《基督教会史》）思想很浓厚，而且由于东西方风俗的差异和帝国主义侵略，民众和儒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都对基督教很仇视。基督教为了自身的发展，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就当地人的很大不满，很多地痞流氓也有加入，作为为非作歹的“靠山”。
儒教为了增强统治层的“神圣”，一直保留了祭天祭祖等等形式，并在明代出现自身神秘化的趋势，更不用说中国原始拜天拜祖的多神教了，神仙多的数不胜数，民众便觉中国富强多靠“大仙保佑”，而洋人能够战胜中国，也准是洋人的神仙/妖怪“作祟”。儒教对性的压抑，也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而基督教本身作为一种宗教，也同时存在神秘化成分。这就让民众对洋.教排外的妖魔化的心理爆发。下面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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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洋鬼子罪行”：（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同治元年（1862年）贵州开州教.案的发端缘于法国传教士文乃耳鼓动教民张天申、易贞美、吴学圣、陈显恒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同治七年（1868年）四川酉阳教.案缘于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玛弼乐竟予以支持。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济南教.案由传教士李佳白大批盗卖土地而引起，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北宜昌教.案系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而导致。
义和团“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同治八年（1867年），在法国传教士梁司铎的指使下，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激发起旷日持久的民教之争。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公使、山东公使、山东主教数次出面干涉，然均未达到在玉皇庙基地上建立教堂的目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慑于列强的武力胁迫，颁布了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这谕旨的发布，在义和拳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便直接导致了冲突之火的再燃。法国公使利用这一时机，勒令东昌知府洪用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堂。梨园屯民众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无所忌惮的教民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引起械斗。
教会夺得玉皇庙，教民在教士的怂恿下，又到处寻衅滋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该地民众首领阎书勤、赵三多举兵起义，拆毁各地教堂，伤毙教士、教民多人。义和团运动的雄雄烈火从此点燃。
各国公使、主教认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教徒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恶感。”而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毓贤指出，“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上述均来自《庚子“教.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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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个原因较少为人注意，就是“洋人”获得修建铁路、电报线路、教堂等权力后，必然触及普通百姓现实利益（和现代修高速建高楼的状况类似），甚至可能涉及中国人神圣的“祖坟”，让老祖不得安（慈禧反对修铁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民众敌视“洋人洋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灾害、政治和宗教等等交错，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而这次爆发又来自对种种可能的努力的极度失望，信念崩溃又把原始宗教的大仙们当作救命稻草。
运动爆发的义.和.拳，赵三多是最高的首领。他们原来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是秘密的，当时没有什么旗帜，后来经过张老先的劝导，才树立“扶清灭洋”的旗帜。张老先是河北邵固人，任新练军的马医官，时已六十多岁，是赵三多的姐夫。他暗中和三多书信往来，同情赵三多的起义。他劝赵三多不要顾虑，“干就干，不要怕，军队也和你一事，不干就远走高飞，别在家了。别喊扫清灭洋，应是助清灭洋，喊扫清，军队就不好帮忙了。”旗帜上写的就是这些口号——“助清灭洋，杀尽天主教”。（网上文抄，应算野史）
1899年３月，清政府派毓贤当山东巡抚，改剿为抚，义和拳为义和团，改编为“团练”（或者叫民兵），原来“反清复明”的旗号，改为了“扶清灭洋”，这是正史的观点。
实际上，义和团兴起时的军力根本不足以和人数众多、武装先进的清军相比，当时清军主力部队的装备甚至不亚于八国联军，仅看袁世凯到山东后，几个月镇压就把义和团“赶”到河北境内就知道了。
袁世凯此时的表现也非常“可疑”，驱赶的意图比剿杀更明显。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皇权浓厚的，具有铁腕和野心的家伙，但其也能接受先进的尤其是科技的思想，并非愚昧之人，从他训练新军和对洋务的态度就可知了。他也并非对慈禧就“忠心耿耿”，此时的驱赶应是“别有用心”，在一定程度上“逼迫”慈禧采用主战和削帝等等政策，造成了清统治的分裂与衰落。当然，这仅仅是俺个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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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口号往往是反“洋.教”的，最“先进”的“反帝”口号也没有马上触及满.清统治的根本，比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义和团遭受清兵剿杀后，才重又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这就让很多人所诟病，但“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不仅是一种“无奈”，是不是还能体会出其他的味道呢？
说“扶”，也即并没把“清”当作“自家人”，在汉、唐、宋、明是不可能提出“扶”民族政权这种口号的，体现了汉人在满.清将近300年的统治中，一直保有着反抗心理。
3．3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
与大沽口炮台和天津地区的“英勇”激烈的战斗不同，这两个“巴掌大的地方”被数万义和团和清兵围攻60多天，竟然一直没能攻下，西库什教堂拢共四十来个武装人员（有些还不是正规军），东交民巷也非堡垒集群（包括各国外交文员在内，能够作战的只有820余人，担任日夜轮流守卫，靠以抵抗的重型武器仅有美国大炮一尊、奥国大炮一尊、意国大炮一尊、挪威大炮一尊，还有50年前的大炮一尊，是临时在古董店买来的，安置在俄国炮架上，贮有意国火药发射。东交民巷的战斗，洋人兵士死了54人，伤了112人，文员死了11人，伤了191人。），怎么就打不下来呢？可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即使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最高峰，实际作战者：计日军步兵6600人，骑兵220人，工兵450人，大炮53尊；俄军步兵1830人，骑兵180人，大炮22尊；英军步兵1600人，海军150人，骑兵75人，大炮6尊；法国步兵4000人，大炮16尊；其他约2000人。八国联军取胜也算是以少胜多的“大捷”了。双方伤亡比例更达1：10之多。
更据考证，清兵主力部队的装备甚至要优于八国联军，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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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从明末清初的屈服史说起，清朝建立后，汉人的爱国主义变得功利化，即满.清能够给自己安全和尊严，就顺从就为满.清而战，但满.清衰落了呢？汉军成为一种“雇佣军”的心态，而不是“民族军”的牺牲信念。
义和团运动前，清廷在对外作战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民众苦不堪言，“雇佣军”的信念就开始崩溃。而通过镇压天平天国，汉人将领的实权大大扩大，军内不少汉官也有着反清愿望（仅看孙中山几乎“兵不血刃”就全国相应可知），在等待时机。很多汉军将领和洋务派还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对义和团的愚昧迷信非常不齿，觉得中华不会因此而兴，甚至是开“历史倒车”。即使在拥护满.清统治的军队中，拥后和拥帝的派别也十分对立。
慈禧对于天津和北京的战事的态度明显的不同，天津战斗非常激烈，而北京几乎就是“围而不攻”，甚至可以说，慈禧不过是把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当作“人质”罢了，一是让八国联军有所忌惮，二是留下以后和谈的余地。慈禧的主要目的，是给洋人看看“究竟谁是中国的主宰”，而并不敢想象能打败洋兵，以达到维系满.清政权统治的目的。
辛普森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如下：
在围攻第五日，就派人打出了“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的休战白旗(6月30日)；在他看来，使馆久攻不下，是因为军机大臣荣禄“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而北堂始终未破，亦是清廷“与法教士友谊甚好……与其所施于使馆同”之故(7月16日)；在往来照会中，清廷还十分关心困守使馆的洋人们的生活，当洋人答以“予等居此甚为舒服，不过稍需蔬菜及水果而已”后，即有“四车西瓜及蔬菜送来，并言系奉太后之命”(7月20日)；更有甚者，清兵与洋兵相互勾结，大量买卖军火与粮食，让使馆成为一座粮草丰盈、弹药充足的坚固堡垒，连辛氏也认为，“此真一离奇之戏剧”(8月4日)。
这就是“战争奇迹”背后的“政治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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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证，攻打东交民巷的战斗主力是清兵，义和团并未能参与进去，当然有猛烈的攻击记录，但这些“不识时务”“不能领会老佛爷意图”的愚昧之辈被同僚及时“点化”了，看有些“莽夫”实在打得太猛，老佛爷还不得不传旨过来，留下了“反击洋人”背后得“尾巴”。
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一位叫张怀芝的分统（旅长）用开花炮（应指发射“熘霰弹”）助攻。这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张怀芝是当年英国将军戈登在中国主办的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觉得此刻的灭洋行动无论如何有点不对劲，就一直不下开炮令，来到荣禄家，讨要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吱吱唔唔，就是不给写这个白纸黑字。他就死乞白赖地待在荣禄家不走，最后荣禄被缠得没办法了，含糊地来了一句：“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张怀芝立即明白，告辞而出。他飞快登上城墙，说“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在他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空地，然后众炮齐发，猛烈炮火轰了整整一夜。“在战斗最后时刻，拳.匪猛攻，死于东交民巷口者，遍地皆是。清军放炮五六百响，未伤洋人一人。”（引自《1901义和团真相》）
如此，东交民巷便处于使馆军和清军的双重捍卫之下，连《庚子使馆被围记》也仅记录了义和团三次“进攻”，其中一次甚至是一个小孩试图纵火，可见清兵的“守卫”还是非常到位的。使馆军对义和团的“挑衅”“反击”倒是常见，这就成了真正的洋枪洋炮们对大刀长矛们的屠杀。清兵炮兵则配置在使馆区入口，目的是防止洋人冲出，还要送粮送菜买卖军火。
与“围攻”东交民巷以清军为主不同，围攻西库什教堂的战斗是以义和团为主的，但“一万团民”竟然冲不进四十杆洋枪把守的教堂？实在匪夷所思。
正面描写是这样的：
北京西什库的北堂是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宗.教.侵.略活动的总指挥部，因此它一直置于外国军队和教堂武装的保护之下。堂内驻有法、意官兵、法国教士和中国教徒。1900年6月15日，义和团一万多人开始围攻教堂。前锋四十余人死于帝国主义武装的枪弹之下，团众仍猛攻不止。自6月17日起，部分清军也参加了进攻。在猛烈炮火轰击之下，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被打落。在战斗中，义和团制造了一种火箭武器射入教堂，“力大穿屋”，而且尾部带有火种，可以引起燃烧。义和团还用挖地道、埋地雷战术，打死打伤大批侵略军，法国军官恩利毙命。到8月16日为止，义和团包围西什库教堂达6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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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章引用了这段话，但“才”死了40余人，就停止了一次进攻？上万人“围攻不止”还冲不进去？恐怕洋兵弹药都不够万发。真乃“匪夷所思”。
在外国人和教民笔下，西什库的抵抗被严重神奇化了：
在外国报纸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清朝军队炸开的墙洞口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时刻死亡的：清朝正规军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1901义和团真相》）
针对义和团的“纵火术”，传教士受到火灾威胁时，也常把因风力或风向的改变而得以逃生的现象归功于上帝的力量。萨拉·古德里奇这样描述使馆区被困的人们：“我们的祈祷多次得到神奇的响应。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注解："Journalof1900,"June28,1900,p.29.]隐居在北堂的费弗尔主教报告说，6月15日撤退的义和团放火烧教堂南边的房子，教堂和住在里边的人“都得到了上帝的庇护，他使风向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美，柯文）
在经历者们“非神化”的记述中：
至六点十分钟时，义和团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义和团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到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义和团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拳民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义和团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义和团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义和团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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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自己的描述中：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另一种说法是不穿内裤），手持秽物（应为月经带）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义和团在攻打北堂几星期未能得手后，就把教堂守卫者的首领、留着白胡子的费弗尔主教(BishopFavier)说成是年约200岁的“鬼王”，并说他擅长谋略、巫术，还精通占卜。在其他“鬼魅”的心目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注解：刘以桐前引文，194页。据刘说，6月28日，端王爷，义和团在宫廷中坚决的支持者，曾亲自爬上大教堂的尖塔，杀死了鬼王，所以义和团以后在消灭其他教堂守卫时就毫不费事了。仲芳氏的关于Favier的记载，尽管不像刘那样稀奇，也谈到在教堂里的擅用魔法害人的“老鬼”。因此，可以合理的推断，当时这种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广泛流传。见仲芳氏前引文，28页。]。还有一件事被人们提起，就是义和团攻打直隶东南的教堂时常常遭到一位白衣妇人（后考证是“圣母玛利亚”）的阻挠。她一出现，就立刻挡住了团民，灭了他们的法力[注解：。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注解："Journalof1900,"June28,1900,p.29.]（美，柯文）
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月经）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洋人在交民巷、西什库，将赤体妇人钉在楼上，或将妇人皮钉之，所以枪炮不能过火。竟有将孕妇开膛，小儿头至腹外者，惨毒极矣！高树《金銮琐记》云：徐荫轩相国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徐相素讲程朱理学，在经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说“阴门阵”，盖闻瞎子言，樊教主割教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云。
晕死呵！俺看了这些记载不禁拍案惊呼，啼笑皆非！这哪里是在“围攻”？纯粹是在“斗法”！
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却还是被洋枪击倒，结果信念崩溃，当说成是洋人法术更厉害时，其实也已无力进攻。至于“在猛烈炮火轰击之下，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被打落”云云，按照前文“围攻”东交民巷的说法，应是清兵“射技不佳，误伤震落”，否则教堂早就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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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各种记载，其实义和团也未组织什么坚决的冲锋，都是做法在先，被击倒后逃散。甚至更有“大仙”（如一五台山僧骑马攻击，结果阵亡）试图“单挑”洋鬼，结果“以身殉职”，加重了民众的信仰崩溃。
另一个需要主义的问题是，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参与者众多，良莠不齐，任何说其“愚昧”之类的全部砍掉，连朝廷官员都难幸免（清政府的安徽提督姚氏因此于6月10日被杀，还要早于第一个外国被杀者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一天），北京民众只好几乎全部参加，在这围攻教堂的一万多人里，“中国传统”的“看热闹的”、“起哄滋事的”比例想必众多，而这些人一旦“见红”，便觉中国法力不成，迅速跑掉了。
就此俺可以得出结论，东交民巷的清军是围而不攻，“守卫”职能为主；西库什教堂的义和团则是“大仙斗法”，并没什么有组织的坚决的进攻，老佛爷是把这两小撮洋人当“人质”罢了。如此，洋人守住了，盼来了救兵。也是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北京和天津的朝廷军队被装备劣于自己的，人数是自己十几分之一的八国联军击溃。
慈禧挟着光绪仓皇出逃，八国联军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肆抢掠，杀害义和团和普通百姓无数。逃到西安的慈禧这时乞求李鸿章出面，解决局面。联军拟出处死当初极力主张灭洋的朝廷大员的名单和赔偿银两四亿五千万两（列强们说，中国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笔款额可建160支位于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慈禧一看没有“还政于光绪”的条件，大喜，于是一一愉快答应，说了那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几年后，美国把大部分赔款退还中国，各国无奈，只得效仿。美国用退的“庚子赔款”建成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八国中只有日本人拒不退款，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1901义和团真相》）
3．4“爱国运动”还是“历史倒退”
关于义和团运动，各种说法比较矛盾，双方针对义和团的反洋.教和愚昧迷信互相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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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但爱国主义的功利化已经深入人心，两千年的神权政权合一的政体模式，也造成政府＝祖国的心理，不要因他们“扶清”而诟病，对于北方民众来说，当时的“爱国”也只有这一条途径罢了。实质上，义和团与其说爱国，不如说爱教爱民族，他们的反帝意识远不如反洋.教意识强烈。
义和团是勇敢的，但这些勇敢是建立在“大仙附体，刀枪不入”的精神寄托上的，连“有勇无谋”都说不上，“连“梁山好汉”都比不上”。
义和团信仰的大仙们，代表了中国原始拜天拜祖多神教的复辟，即使是在宗教信仰史上，也是一种“倒退”，但儒教此时已经被瓦解，信仰几近崩溃，只好翻出陈年古董来了。
义和团都是农民，代表了落后的小农思想小农经济的最后一次反抗，很多国外学者也认为是一次“农民自救运动”，相比“洋为中用”的“洋务派”也是落后和愚昧的。
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串连起来，就是北方朝廷保皇改革派和农民挽救满.清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此之后，北方民众已对满.清不抱什么幻想了，而儒教思想在南方受到天平天国的冲击后，在北方也不再占据心理主导地位。不经过这次屠杀，很多人可能还要对满.清“依依不舍”。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顽固信仰”彻底崩溃，恐洋媚洋心理占据“主流”，这一切，对后世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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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可能不知道，从她下令屠杀义和团开始，用“君主立宪”继续满.清统治的可能性就完全彻底破灭了，因为君主立宪虽然较封建专制更“民主”一些，也是皇权向贵族向民权的妥协，但仍需要皇家拥有崇高的神圣感、权威力、崇拜感，而这时，不论是朝廷改革派还是民众，都已极度仇视这个政权。
下一次“运动”只能是一次“革命”！
在现在“文化复苏/古”的大潮中，在唤醒民族精神的呐喊中，如何才能找回中国人的信仰，又怎样才能避免再次愚昧的极端的倒退和排外？靠中国古代的那些宗教信仰能不能“救中国”？甚至某些人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是不是“真理”？富强和崛起究竟要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体制？俺的“解剖国民性”系列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更是要理清中国古代至今的社会心理/信仰演变过程，号准脉才能对症下药，乱吃药是要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