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平四教学分解动作:钟刚中——曾任宁晋等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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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刚中

  钟刚中(1885.5-1968.4),字子年,号柔翁,广西邕宁县刘圩乡刘圩街人,钟德祥独生子。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任吏部主事(未到职),次年,考取清廷官派日本留学生,为第一批出国留学7人之一, 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学习。民国初年,曾任湖北省通山县及直隶省成安、宁晋等县知事。之后,南下广州,1937年返北平定居。   钟刚中自幼受儒学熏陶,秉承家训,为人一身正气,嫉恶如仇。任宁晋县知事时,曾捕获一匪首,罪恶当诛,当地一些头面人物要求保释,但钟公正不阿,将匪首处决,深得民心。   20年后(1945年),钟60大寿时,宁晋乡民还派人持银盾封北平为他祝寿。钟自广州返北平后,适值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旋陷敌手。钟刚中在北平既无房产,又无职业,三子四女嗷嗷待哺,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北平大汉奸、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钟刚中的同年进士、留日同学。王见钟处境困厄,意欲乘机拉钟出山,投靠日寇,遂派人给钟送钱送粮。但钟大义凛然,宁愿饿死也不当汉奸,把来人骂走。八年抗战,仅靠卖字和妻子摆地摊为生。钟家原租住一间四合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挤在三小间西厢房。钟刚中身在敌占区,但敌人的淫威和艰苦的生活仍然磨灭不掉他凛然的民族气节。抗战初期,他把长子钟晋送到大后方重庆,进入中央大学航空系,后加入国民政府空军;1944年,又将次子钟胥送到西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将幼子改名钟夏,表明永远是华夏子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进入北平的桂系人物李宗仁等,得知钟刚中在抗日期间的高风亮节,又是广西人,曾派人探望钟,并送钱粮接济。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时,任命钟刚中为“参议”(有薪虚职)。   1948年,李宗仁离北平去南京任副总统前,安排钟进北平国史馆工作,但因钟从未加入国民党,不符合入馆条件而再度失业。北京解放后,彭真同志对钟刚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深为赞许,同时对其生活困难至为关注。   1952年,安排钟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钟刚中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回到南宁,并顺访了故乡刘圩。   1968年4月13日,钟刚中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钟刚中还是一位篆刻、书法家,在故乡刘圩留有不少墨迹。近年,台、港有人专门来内陆搜集其书法、篆刻作品。

印坛泰斗钟刚中

  宁折不弯的艺术家   上世纪初,钟刚中出任直隶省宁晋县知事,当时宁晋土匪横行,人心惶惶。钟刚中为保一方平安,周密施行剿匪计划,终于捕获一土匪头子。此匪网罗人马,谋财害命,罪恶累累。而一人能成大匪首,为害多时,亦非此地等闲。匪首落网后,当地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前来为他说情,有的还要求保释。真是养虎为患!钟刚中说:“我就是众叛亲离,乌纱不保,也要铲除这一害人虫!”在钟刚中主持下,宁晋县坚决将匪首处决。20年后,贫民钟刚中在北平教场胡同的一间小平房里慨叹他的60岁生日的时候,宁晋乡民的祝寿代表经过多方寻找,敲开他矮小的木门。说的是一样的客套话,追寻的却是人间的正义与公平。   宁晋之后,钟刚中不涉仕途,专心于书画、篆刻,在广州等地云游几年后,于1937年定居北平。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钟刚中在北平既无房产,战乱之时又找不到职业,十几个人的大家庭生活渐渐陷入困境。这时,钟刚中的同年进士、大学同学王揖唐派人给他送来钱粮。王揖唐时为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个大汉奸。来人说:"你的生活至此,委员长王先生甚感不安,实是王先生对老同学关心不够。今日送些须钱粮,为解先生之燃眉。望今后多加联络,一起为社会做些事情。"钟刚中直斥来人:“当年一起求知救国的王同学不是已经死掉了吗?怎的又活过来了?”又说:“我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情。但你明白得很,他这个委员会是为哪个国家做事?为什么人做事?广西人就是饿死,也不投靠小日本!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给他向日本人献媚去吧。”   在沦陷的北平,钟刚中租用的房子一年比一年小,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他却把自己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送上抗日前线,直到摆地摊为生。   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世,钟刚中潜心金石书画艺术,与一些文坛老宿,如傅增湘、夏仁虎、吴北江、章士钊、叶恭绰、郭风惠、张伯驹等结为诗社,诗书唱和。这些活动,促使钟刚中的艺术修为日进千里,工诗,善画,书法朴厚雄实,治印布篆神妙,遂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自成一家的印坛泰斗   新中国成立后,钟刚中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继续他的艺术生涯。1968年4月,钟刚中在北京去世。一位旷世大师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动荡的岁月里,只有几位至交亲人为他送行。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还为孙媳妇题书扇面,80多岁的筋骨老手依然笔走龙蛇,书成神采华章!   1980年,海峡两岸艺术家进行交流。中国书协会员王任刻治的“大风堂门人”一印,引起张大千的关注,张大千评价这方印是“规矩而不板滞,大有古铜印韵味,为印中佳品,只憾不知为印者是谁,师承哪位高贤门下?”事后才知,作者王任,字尔遐,乃中国书协会员,师承钟刚中。   1982年,启功先生致书北京书画家王任,说香港学者马国权“对桴公知之不多,你是桴公入室弟子,获得真传,且笃念师谊,敬求拨冗赐下数行……”启功先生所说的桴公,就是钟刚中。   就这样,在张大千、启功、马国权等人的推动下,钟刚中,一个为中国文化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又被长期湮没的大师,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华彩纷飞。   钟刚中的篆刻作品大部存于《桴堂刻印》一书,其间拟玺、汉印、汉砖等,精彩之作,触目皆是。钟刚中的篆刻得力于名师黄牧甫,但他学艺不古,遗貌取神,刀笔并陈,浑拙大方,自成一家之风格。钟桴堂强调,(篆刻)刀法必须服从笔法,治印,不仅要有“刀味”,更要有“笔味”,做到刀法和笔法的统一。钟桴堂善用锐刀刻出古拙,刀痕陡直利落,犹如笔尖写线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印艺神、奇、功、巧的精髓。   钟刚中在故乡南宁也留有不少艺术作品,但等到南宁人发觉这些作品的价值的时候,它们早已被异地的文化商人捷足先登,搜刮殆尽。得到钟桴堂印作最多的是他的学问至交,有“北方健者”之誉的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郭风惠。郭风惠先生对钟刚中的了解是最深透的,他对其的评价也应是最中肯的。郭风惠在《赠钟子年先生》诗里是这样写的:   定志多运力,深讳有才名,   纸贵诗藏稿,石顽铁有声……  文坛奇人钟刚中      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学者马国权先生新著《近代印人传》,较全面、真实地介绍了我国近(现)代金石篆刻艺术中众多杰出艺术家,反映了我国治印艺术百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成就,从而客观、公允地记述了我们百年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其科学性、严肃性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一些为篆刻艺术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却被长期湮没的大师,又重现在我们面前。钟刚中先生即是突出一例。  1982年早春(《近代印人传》记为1981年,不确)启功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致书北京书画家王任先生,言马国权先生拟撰写《近代印人传》,“但对桴公知之不多,您是桴公入室弟子,获得真传,且笃念师谊,敬求拨冗赐下数行……,因此类资料非公莫知矣……”  启先生所说桴公,即钟刚中先生。      钟刚中(1885-1968)字子年,号桴堂,晚年又号桴公,柔翁,广西南宁人,清末甲辰进士,翰林院编修。新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篆刻家。钟老先生自幼极富才气,20岁即中进士。其性格清奇、襟怀坦荡,自科举废除后,尤致力于金石书画艺术。以进士出身而为印,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例。桴公见不得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污浊,虽负诗词、书画、篆刻诸艺盛名,却不媚权贵,不与世俗合污。《近代印人传》中所记:尝有“俗客来访,每曰:'我倦欲睡,君且去’”其高洁气节可见一斑。  桴公治印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印艺神、奇、工、巧的精髓。老先生特别强调,刀法必须服从笔法,治印不仅要有“刀味”,更要有“笔味”,强调刀法与笔法的高度统一。老人善用锐刀刻出古拙朴茂,极富秦汉韵致的作品,是其独具特色的篆刻艺术风格。关于桴公的艺术成就,桴公自己这样评价:“当今天下印人,只有一个半,其一为广东邓尔雅,吾为其半,余则无印人矣”。又说:“陈(陈师曾先生,即发现、提掖了齐白石的“伯乐”)印甚佳,然亦有非佳者;有比吾胜,亦有逊于吾也”。邓尔雅、寿石工都是受黄牧甫影响,而于当时被称为印坛"双雄"的。桴公“愧于寿前,耻于邓后”的自我评价,绝非是桴公恃才傲世的狂放,恰恰反映了桴公善说直话、真话的率真性格和他在印坛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天津著名篆刻家张牧石曾说:“翁名不及寿公(石工)而艺实高于寿公也。”实是精辟之见。因此,齐白石初寓北京时,亦常向桴公请教。  桴公不善标榜,非其至交好友很难得其印作,这大约是他盛誉不传的原因之一。桴公虽偶有鬻印的记载(《印人传》说“从未悬例鬻印”不确)。那也是因为老人生活太清苦了。但桴公的艺术,基本没有“进入市场”,是非常典型的文人艺术家,这是与依靠出卖作品为生的艺人艺术家最本质的不同。得其印作最多的,大约是他的学问至交,二十世纪初便有“北方健者”之誉的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郭风惠先生。(也是王任的书法老师)郭风老在《赠钟子年先生》诗中这样描绘桴公:“定志多运力,深讳有才名,纸贵诗藏稿,石顽铁有声……”这当是目前已知记述桴公最权威的文字了。  桴公门人有多少,现不得而知,只从西泠印社出版的《中国印学年鉴》见到如下词条:“王任,字尔遐,中国书协会员,(篆刻)师承钟刚中”;“曾翔,号一夫,中国书协会员(书法篆刻),师承王任。”可见桴公佳艺不绝,后继有人。特别是其高徒王任对弘扬其艺大有贡献。1980年,王任为画家胡爽盦刻治的"大风堂门人"一印,与胡爽盦画的《虎》,共同首先打开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联系与交流,深得张大千喜爱。大千评这方印是“规矩而不板滞,大有古铜印韵味,为印中佳品,只憾不知为印者是谁,师承哪位高贤门下。”  桴公晚年,在和毛泽东主席《送瘟神诗二首》中,有“辟虐无烦稽蟹谱,送穷还与唱骊歌”之句,表达了老人对祖国繁荣昌盛,文化健康发展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希望。  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论及的钟刚中先生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失载的遗憾,笔者亦有同感,并注意到,许多承上启下,开二十世纪文化艺术先河的前辈文化巨擘,除钟刚中先生外,如黄牧甫、陈师曾、夏仁虎、吴北江、郭风惠、陈云诰等,不为《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辞海》等辞书所载,当今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竟不知上述前辈为何许人。这不唯是我辈学子的悲哀,更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哀。这反映了我们文化研究,史学研究,文化教育及宣传上的偏颇。好传统不得弘扬,后学人不知所向。不可想象,割断了历史的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只求功利的文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德国学者汉斯·马耶尔所言:“追求趋利性,便不再有文化。”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们附和浮华时尚,沽名钓誉,急功近利,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风,应引起警惕。这方面,马国权先生的《近代印人传》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警示。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本文略有改动)  附(一)《启功致王任(字尔遐)的信》迩遐同志:您猜我在哪里给您写信?我现在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准备“讲演”。有一位朋友在大公报工作,正撰写当代印人传,他有桴堂先生印谱,但对钟先生的生平知之不多,我说到您是老先生的入室弟子,获得真传,并且笃念师谊,且常谈老先生治印情况。所以敬求拨冗赐我数行,以老先生之生平及治印有关之事。不怕一些小花絮,也是珍贵史料,更不论老先生之生平大节了。非常抱歉烦读清神。倘蒙较早赐下,尤所感盼!我兄所知北京其他印林老辈事亦及治学精神,益望顺手多赐一些材料为盼,因此类资料非公莫知矣。冰厂先生遗事遗印(钤本)亦所甚需,公晤铁宝兄时,望他能写些来,亦表彰先德之盛世也。公如一时无暇晤铁宝兄,则待功回去面询亦可。专此即颂俨安!                    弟 功  敬上                               三月十四日于香港 附(二)《马国权致魏洲平(笔者)的信》洲平先生:大作《文坛奇人钟刚中》一文,得文友辗转惠寄,拜读再三,至佩至谢。《近代印人传》面世以后,幸得各方友好关爱,出版机构建议再出续编。弟以为出版增订版较易,今已备稿近二十篇,若要出续编,则非五六十传不  ,如非达一定水平,不宜滥芋充数也。先生在文中之批评,在增订版时,需予改正。先生谅与王任先生相稔,晤面乞代致候。如可代乞王任先生印  及有关史事、艺谈等尤感。北方印家较多,弟僻处南疆,见闻不广,如蒙以印人资料见教,需在文中记其出处也。万望恳予支持。专此谨颂文祺                                  马国权 拜上                                 九月二十五日注:王任先生,师从陈云诰、钟刚中、郭风惠等大师。中国著名书法家、国画家、书画教育家,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可参看拙文《张大千喜爱的一枚红印章》)刘铁宝先生,师从郭风惠、刘冰庵(其叔,齐白石的高徒)、启功。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可参看拙文《书法大家刘铁宝》)以上二先生均为笔者学长。   樊榕 樊榕(1861~1942年),字荫荪,号退安,河北清苑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他是光绪癸己举人,授山西知县。

个人履历

  民国后实施实业救国策略,投资河北乾义面粉公司、清苑电灯公司,在保定组织同业公会和无公会组织的商人六百余家,成立保定商会,自任会长,为保定的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商业资本从沿海全面推向内陆;1872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后,日商大举进攻河北保定,极大地震惊了保定的读书仕子。当时学者黄彭年主持莲池书院,樊榕的父亲樊达汇一边读书一边经商。据《清苑县志》记载,樊达汇“常为同人津津诵太史公货殖列传,以为得其术者,小之可以富家,大之可以富国。自东西岛人到中土辟埠互市,天下大势,贫富强弱,群机括于商。中国财命操纵于敌人之手,奄奄待尽。诸君苟不早变计,易其所常学,研治实业及古今货殖诸法,以与列国权有无斗智力巧拙,以自阜其财,恐不数十寒暑,家与国相随而尽,有求为乞丐、奴隶。”在樊达汇、樊榕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之下,“?樊?家大饶裕,遂创设商会于保定,广建学堂,与开四民之智,凡国家利用厚生诸事,屡出巨资助之成立。”

相关事件

  樊达汇、樊榕父子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返哺文教,主要在三个方面:一、资助清苑县创立初级师范学堂。师范教育是中小学教育之母。清苑开师范教育之先,为保定的师范教育奠定了基础。此后保定的中小学才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河北省的文化中心。二、设立阅报处和宣讲处。宗旨是普及时事知识和科普知识,弥补学堂教育之不足。阅报处和宣讲处全日开放,备有开水,派人常年服务,不取分文。为开启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保定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也是北方新文化的中心。三、筹集资金,修复古代建筑。地处保定市中心的大慈阁为元代汝南王张柔所建,因地势高耸,形状十分雄伟,数十里外可见,列为畿南上谷八景之一;只因年久失修,柱檐倾斜。樊榕与乡绅联手出资,落架修复,保护了此地重要的文物设施,使古代建筑保留至今,为后人所称赞。  二、樊榕书法艺术
   
    樊榕早年受业于莲池书院黄彭年、张裕钊、吴汝伦三山长,工书,楷书取法欧阳询、颜真卿,后以唐楷入魏碑。有《退庵老人墨迹》、《静寄轩诗钟》、《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等存世。
  
    在《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里,由他的子女收集了他的书信、诗文、联句等墨迹,编印成册,由启功先生题签,署日为丁亥秋日,即1947年。参见图一。在这些墨迹里,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变化的来龙去脉,也是研究此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启功先生手书题签,也使我们看到他早期书法的某些基本特征。
   
    樊榕在莲池书院与王树楠、胡景楼、贺涛、刘若增、安文澜、傅增湘一起,承接桐城派余绪共研古学,一时保定人文蔚兴。光绪十五年,学者张裕钊返乡里之前,在此书院教授文史,此时他在楷书领域,已有书名。张裕钊是晚清最著名的北碑派书法家。康有为认为,六朝以来,写楷书无人能与张裕钊相比。张裕钊1824~1894年 ,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为曾国藩幕僚。他精于训诂、音韵,有《濂亭文集》传世。他晚景不佳,贫困而死。终其一生,与其说他是书法家,不如说是学者。可是康有为却认为,他的书法可以与经学之戴震、骈文之胡天游、散文之龚自珍相比肩。在康有为看来,有清一代书法,八分以伊秉绶为代表,隶书以邓石如为代表,行书以刘墉为代表,楷书以张裕钊为代表,是国朝书法的最高峰。此说在保定书界颇有影响。张裕钊的高古浑穆的书风,深深地感染了樊榕。樊榕早年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精心揣摩,他曾用心研习《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史事帖》、《房彦谦碑》、《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因此他的早期书风很有欧阳询“劲险刻历”的遗味;他也临《千福寺多宝塔碑》、《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因此也有颜真卿那种丰盈强劲、不趋古人的风格。中期以后,在张裕钊的指导下,樊榕以北碑刀痕所现笔意为准,以唐帖入魏碑,力求清新之姿。他以一部分资金投入北京琉璃厂各古玩铺,搜罗汉魏六朝碑版,临碑摹写;他平日一边口诵唐诗,一边默写,刻意以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锐笔而实留,涨墨而实结,因此其书精气内敛,劲洁清拔,直追魏碑,写出一片浑灏深古的新气象。参见图二。晚期,由流入源,尤喜汉隶,钻研裴岑、尹宙、乙瑛汉碑,并以《开通褒斜道刻石》指导自己女儿习字,使两个女儿都成为书法家。

    樊榕的墨迹,据其后人所示,尚有若干品种:其中五尺对联三种,五尺四联朱子家训两种,都是他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三种对联中,其中一种是他六十九岁书写的:“诗书夙所好,松兰欣相依。”另一种是他七十二岁写的:“万顷烟波鸥世界,九秋风露鹤精神”。参见图三。还有一种无年款,内容是:“回首鹅行有入主,来依鹏背负青天。”
 
    三、樊又安的古隶书法
   
    樊榕有四个女儿,在他的指导下,有两个女儿成为杰出的书法家,而以长女樊又安为最出色。在《清苑县志》卷五《金石篇》里,有贾恩绂写的樊又安墓志铭,记录了她的书法成就。墓志铭说:“余尝游保定,同年樊君荫荪长女今字又安者,方在龆龄舞剑器,顿挫琉璃,惊奇长老。余以聪敏颇矜异之。民国以来,四方骚乱,僻地走都下者日众,余与君皆垂垂老矣。忽解京师联欢道故,益倦倦焉。荫荪年衰无子,以又安之颖异也,诲若丈夫子然,素工书,尽以所得,授又安自石鼓,下逮秦汉篆、籀、分、隶,竟能神会心领,不懈而及于古。余惊喜赞叹,旋持分书、联语为赠。余张之壁,遒古开张,笔力惊刃,见之莫知为妙龄弱女子也。更以其所得,转授诸妹。家法井然。一门父女,自相师友,人目其为天伦乐事焉。……又安生于民国元年壬子五月二十四日,殁于十九年庚午五月二十九日。余时旨荫荪冀有以慰之也,然每晤辄道及又安,继以哽咽,夙矜其才艺,其行事又目睹耳熟焉。援铭厥墓,以至余哀。”由此可知,樊又安在河北省这一文化中心,已享有书名。
   
    樊又安的艺术修养与樊榕的悉心培植密不可分,这可以从《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中写给又安的一幅扇面诗文里,看出端倪。诗云:“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巢丝恨更长。躇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身上饰衣裳。读经看书四十年,乌纱须上即青天。男儿尤画青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烧来只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瞧苏。凭君算话封侯事,一将功成百骨枯。旨淆嘉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侯门深处还去否,百万黎民在露天。范妹绨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棉袄,谁与天公赐以均。得福常应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瞧螟杀贼纹巢上,弯触交争蜗角中。比例诸天观下界,一频墓里斗英雄。国手围棋分黑白,村儿斗草计输赢。转所一叹全无味,不解当场底死争。四边高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也应随例化灰尘。”樊榕以理学治家、教子,传承文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其与子女书信中,每每叮嘱“温经、习字、阅史,三者不可间断”。
   
    樊又安的作品,因其英年早逝,传世不多。笔者仅见一帧三尺卷轴,临《开通褒斜道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与《莱子侯刻石》一样,属于汉隶早期字体,不似后来通行的书风,有优美的波磔;它的字体方正,朴素有力,属于古隶字体。褒斜道是从陕西省眉县西南通至褒城县以北的一条险道,先秦时是从关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之一。秦统一中国以后,此路多次开凿。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即公元63年,汉中太守钜鹿畜阝君受诏书,率领广汉、巴、蜀三郡的囚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将已废弛的故道,重新凿通。为了记述这件功绩而勒刻此石。此石长期埋没于苔藓,无人知晓,迄南宋绍熙甲寅,即1194年,由南郑令晏袤发现,在其后刻上释文和题记。以后又渐渐被人忘记,直至到了清乾隆时的翁方纲1733~1818年 在《两汉金石记》里重新提起此石,书家才加以注意。由于他是碑学前期的倡导者,人们发现研习隶字,追古溯源,必习《开通褒斜道刻石》。此字是刻在褒城县北石门的石壁上,横列分前、中、后三段,十六行,一行由五个字到十一个字不等。字大而细,长短宽窄极不整齐,却极富古意。樊又安在樊榕指导下,悉心琢磨汉代刻工勒石之法,直取汉人笔意。细审此条幅,看出又安以舞剑器顿挫琉璃之腕力,悬拳握笔,用力重而稳,一笔到位,绝无拖沓;肩架骨肉,恰到好处;其笔力雄健,自出新意;金石之气,盎然纸上:墨迹虽显松柏树皮苍老之意,却有刚锐不折之气;执笔如力拔千钧,绝无儿女之气也。实为上乘之作。参见图四。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间,在西力东渐的时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在民间尚有顽强的生命力。
   
    光贤是樊榕二女,也是一位书法家。在其父亲指导之下,书艺也迅速得到提高。我发现她在二十岁写的一帧横幅:“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三十个字,年款是1931年。参见图五。她的隶字与其姐又安极其相似,也出自摹《开通褒斜道刻石》,属于古隶字。八十年代初,我曾有幸在其寓所一晤,届时她已是七十开外老媪,但精神矍铄,记忆尤强。当时中国书协谢冰岩先生组织一届全国书法展,光贤一幅集联入选,展览闭幕,却不见自己的作品返还。此事经我手所办,无以言对。她却爽朗地说:“丢失是不可能的;既然人家喜欢我的字,就让他收藏好了。”另赐墨宝一帧:“古为今用”。我细心保留至今。参见图六。如今,一般写隶字的书家,多钟情于今隶,其中原因一是今隶有波磔,美丽耐看;二是可以藏拙,一笔写坏,尚可修改。古隶则不然,每笔必送到而无涂改的余地;一笔写坏,通篇皆废。因此没有人肯下这种硬工夫了。

      

吴葆贞 花鸟 四屏

  介 绍:蒋汝中题诗款作者简介:字锡堂,光绪末供职清宫如意馆。作品赏析:此花鸟四条屏以四季的代表花卉海棠、荷花、菊花、梅花入画,一只只伫立枝头的鸟儿使画面活跃起来,充满了生气。花卉争奇斗艳、生机勃勃的景象.画面构图精心巧置,工写结合;盛开的花朵色彩缤纷,浓淡相宜.疏密有致,变化多端;花朵各具形态,有的舒展怒放,有的含苞欲开,花瓣花蕊层次分明;花叶有俯有仰,有浓有淡,丰富自然,图中笔法多变,墨色晶莹,详略得当。画家扎实精到的绘画功底在此图中一览无遗,不论鸟儿的片羽、神情,还是菊花、海棠花、梅花等都笔笔认真,绝不苟且,构图虽满,但不感阻塞,从而使层次、空间各得其法。实是画家创作精神的最好诠释,给人以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欣欣向荣的艺术效果,表现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是真、善、美的寓托。   楷书治家格言 纸本 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