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卫青:中美道德体系的不同要素

　　第二期模式的三要素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本国传统，一党执政。它们三者的组合因为内涵一直不稳定且边界模糊，并不被当时已经取得经济成功的西方世界看好，因此被边缘化，中国政府试图单独从经济（大跃进）和文化（文革）两个方向分别取得重大突破，以全新的路径复制西方模式的成就，来证实第二期模式在中国具有操作性，结果适得其反，不过在新型信仰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原有模式遭到其猛烈冲击，一度失去统治力，但是中国传统上是个小农经济社会，家族被认为是最佳的活动单元而不是公社之类的集体，且悠久的历史形成特定语境，抵制外来思想虽然很温和，却很坚定，毫无妥协之意。在中国的政治领袖选择路径转向后，西方经典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社会持续开放的一种有力奥援，而中国人勤劳务实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帮助国家实现了财富积累的第一过程。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从社会意识和国家财富上与工业化国家差别最小的时期。

　　美国林肯时代之前至少与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存在一个类似的之处，大量被合法奴役的有色人种在教育程度、经济基础等方面明显落后，刺激了美国社会上层人性中的傲慢情绪升级，导致肤色之间存在严重的理解困难，不断加大了两者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其实发现并强调肤色、人种的区别，并不能优化劳动效率，反而妨碍国家经济进步。好在美国开拓者们在新大陆立国的动机来自对自由和人权崇高信仰与追求，奴役黑种人的快乐并没有令其整体彻底堕落，忘记理想。尽管争议巨大，道德感、理性、决心和献身精神还是帮助林肯赢得了南北战争，从此，美国朝正确的方向再一次迈开大步，尽管道路并不平坦，最高尚和最邪恶的人之间较量的结果并非完全没有得到天佑，黑种人的天赋比如运动能力逐步展示就是帮助该人种在国家和世界地位取得全面提升的因素之一，从而证实每个人的价值都有待发现。相比之下，中国式的歧视主要发生在贫富之间和官民之间，强势的阶层往往享有特权，为捍卫特权，他们编织的理论和掌控的舆论（包括命相、占卜）都声称平民和穷人不需要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为他们缺乏自治和甚至自控能力。这种结论变成合法制度之后，对公众精神具有高度的诱导、控制力，从而实现思想的模块化，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内的多数人对上述宣传信以为真，一生中一次也不会向不良的制度挑战甚至质疑，而是埋头抱怨自己的命苦或者八字不好，乃至最文明善良的人竭尽全力也无法说服他们。

　　中美最开明的人都同意，国家应该同时受到本性、理性和理想三大支柱多元的支撑，如果其中之一比如理性覆盖其他二项，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有可能偏离人性，虽然预先的计划可能看起来更有条理，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参与度，或者只是一群精英闭门造车，越俎代庖，他们越是自诩优越，就越可能脱离实际，也就会更危险，就像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危险一样。在类似中国这样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中央政策看起来总是充满最大的善意，可是实际产生的效果与往往本意有距离，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地方受阻力倒不是法律赋予地方相应合法的自治权力，而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在于追求完善，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却往往不可能与之同步，中央力图做到最好的愿望与地方因此而产生的上进心确实有可能形成合力，迅速有力推动国家进步，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力不从心的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安排的指标而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弄虚作假的风险虽然很大，未完成中央安排的任务问题对主要责任人后果更大。美国的州不是联邦划分的次级行政单位而是组成联邦的成员单位，它不是地方政府。中国包括省以下行政单位都称为地方政府，在中央制定预案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要为计划未实施到位承担主要责任，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国的地方首脑始终需要好数据，也完全有理由取悦中央政府，要实现个人的抱负，冒犯地方远没有冒犯中央危险，靓丽的地方GDP 数据与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存在就是地方权力视中央指标高于地方利益的例证之一，国家希望人民幸福，地方政府也不敌视当地人，发展的结果却是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美国没有如此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的选举制度虽然只是反映民意的一个渠道，多数选民们却经常可以选举出自己想要的领袖，州和联邦在不少地方享有平等的地位，这使美国各州保留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的空间，不需要集体一致行动。

　　有两种十分不同体制的中美为何不能形成互补，互相纠偏？这可以归咎于有不同的道德体系，追求利益的方式不同，不同的价值观让他们有各自的政治临界点，虽然不管问题具有何种政治高度或抽象性，总是会和经济有关，可是道德的要点在各自的体系中份量不同。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大约是3600亿美元，越南战争大约支出5000亿左右，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到2009年估计已花费了9000亿美元，为价值观的战争和为安全从事的反恐战争费用在数据上大体接近，说明美国愿意为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付出的成本额度是相似的，而自2003年以来，中美贸易中，按中国官方给出的统计数据，美国逆差约8000亿美元，美国计算出的数据还要高，这个数字级别是美国对贸易赤字容忍度的临界点？是一场已经结束还是刚刚开始的战争？鉴于经济获益也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可以判定为双方贸易战的前奏。只要中国追求财富的心不自行衰减，短期内无法调低对外贸的依赖，中美之间的贸易争议就不会消失，因为这还不是单纯的争夺贸易利润，而且涉及两种不同政治的优劣评估，即价值观问题，美国对华开放市场的初衷既有对中国廉价产品的需求，也希望借此加深双方政治、文化交流和融合，但是，中国获得的盈利越多，似乎就对自己固有的政治见解就更自信，也就更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国际化，这让原本寄希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促使其政治模式理想化的美国政治领袖们有挫折感，美国重新成为产业大国的等课题就因其同时具有经济利益和政治急需变得更具操作性，不过美国产业与中国的竞争中将面临劳动成本远高于中国的风险，中国人口结构有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众多，中国2500万到2800万在校大学生工科大学生占在校生百分之四十左右，美国大学在校生人总数比中国约少1000万，而中国人人均收入不到美国三十分之一，人力质量可能不如美国，支出则很低。在劳动成本，人力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三项指标上，中国有两项占优。尽管如此，美国重新成为产业大国却不是口头威胁，因为它一直优先追求对政治抱负有帮助的利益，谷歌公司在华是盈利的，它会单纯为了自己设定的言论自由尺度而放弃利益选择退出中国市场？存在这种可能性，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人愿意为价值观付出的代价，通常并不低于为经济利益、安全的付出。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选项与之差异虽不大，但内涵大不同。中国现在还没有决定是否迅速加强社会参与政治的广度，君臣、父子意识继续半公开半隐蔽的方式决定人民的社会地位、思维等级层次，地位高级的比地位低的正确，虽然荫子传统并不需要全盘否定，典型门阀时代太原王氏和会稽谢氏家族中也曾经英雄辈出，但现代的父子相续可能让出身相似的人之间形成攀比氛围，仅仅因为出身高贵就可以轻易获得权利，会导致一些不合格的人不能胜任职务乃至低效率，贪污腐化，最大的问题是当两种利益出现对立时，行政、司法部门偏袒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利益攸关方，而不是以是非真相为依据，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影响国家信誉，社会矛盾累积、激化，。

　　中美道德体系的差异是未来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的重要节点，两国都需要避免经济差距缩小而政治嫌隙急剧增大。中国可以更自信，却不能自以为是，以已有的经济成就作为评估一切的标准，中国需要为走向世界做成更大的改变，这有利于世界的安全、繁荣、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