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边的茶楼: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

新华网 （ 2004-11-22 09:53:26 ） 来源： 资料卡片杂志2004年第11期
语文教育百年大事记
一、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
抗战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回想起幼时在私塾背诵经书的场景：“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在他的眼里，这样的教育“简直像监狱”。伴随着保国强种的需求，清政府在回光返照的最后十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政”，落实在教育上的，即是1904年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及大致同期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
“语文”也在这一大潮中渐渐走出混沌，但当时的学科设置并未使用“语文”这个概念。出现在小学及中学学堂章程中的，与现在语文有关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这两个科目，后来语文课程的发展及针对语文的讨论也多从此而来。语文教研界一般将其看作是语文单独设科的起点。
二、辛亥前后，语文教科书百花齐放
辛亥时期，年轻的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看准了形势，暗中开始筹划适于共和制的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在同一天扯起了营业的大旗，陆费逵由商务编辑摇身一变为中华书局总经理。随着民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制教科书，陆费逵先期预备好的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渗透进原先由商务独霸的市场。
“五四”之前，商务与中华占据了教科书的大半江山。在中学语文教育里，前者的国文教科书有林纾(1908年)、吴曾祺(1908年)、许国英(1913年)版，后者有谢蒙(1914年)、谢无量(1917年)版。不过在学者孙俍工看来，“大都不外以下四种的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的诗”。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国文改国语，商务凭借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良好关系在教科书市场抢得先机，将国语运动、新学制改革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在语文教学中。平民教育运动使得受教育人数有了持续的增长，也带起了教科书市场的巨大商机。
众多出版机构共同逐鹿教科书市场，这使得语文教科书的色彩变得更加斑斓。早期“文选”、“桐城”的选文模式早已打破，白话文因普及知识的需要堂而皇之地进入课堂。
三、1920年，国语教育兴起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国民学校中实施国语教育。黎锦熙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国语课本，选入了这样一篇课文，它讲述几位中国学生到日本后遇见同胞，但语言的障碍令他们形同两国人。幸好有文字还能沟通，最终“我们”知道了这位女学生是“中国”人，怅然而去。不懂“国语”就无法求得认同，似乎是这篇小文章试图“编码”进教科书的深层意义。
概括来看，当时国文(古文)与国语的冲突很像是“民族主体性”与“国民素质”的冲突。一方面，是国家主权的危机，这需要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培植“国语”与“现代文学”，促进传媒(现代报刊)发展固然是塑造想像共同体的手段，但重新浮出固有的“国文”也不能忽略。20年代后整理国故对中学语文的影响，30年代后读经重现、文言文在教科书中比例回升，都是与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
四、1922年，学程制分阶段实现教学目标
1922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1922年11月正式颁行。此学制称作“壬戌学制”。
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思想对“壬戌学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平民教育”、“个性发展”、“生活教育”都直接写进了学制的七项标准中，在学制改革的带动下，1922年12月，各学科课程纲要出台，参与制定中小学国语部分的有胡适、叶圣陶、吴研因、穆济波等人。
课程设置几乎照顾到了语文高级阶段所能容纳内容的方方面面。如当时著名的江苏省扬州第八中学在高中选科甲组(文科)中的学程设置是：
第二年：文学概论、高等文法。
第三年：文字学、修辞学、应用文。
第四年，名学大要、文学史、美术文、群经大义。
五、1924年，《新著国语教学法》问世
黎锦熙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的重要业绩是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详细地说明国语教学的目的，在语文形式方面，揭示了听说读写四项共通的关系，他批判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广采博取，引鉴国外的教育科学理论，总结国内语文教学改革与实验的新成果，设计了讲读教学的三段六步法(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有理论架构，也有实际的“操作指南”。黎锦熙将语文教学分解成注音字母、读法、话法、作文、写字等几个教学单元，为这些基本训练做出了经验概括。
六、1930年，《中学生》创刊，课外读物与语文
1930年，有感于青年读物太少，夏丏尊、叶圣陶、金仲华、顾均正这些从立达学园就在一起的朋友们围绕在开明书店周围，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学生》的杂志。它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常见栏目有：世界情报、科学拾零、美学讲话、文章修改、文艺竞赛……基本上都是与中学生成长相关的话题。
七、1935年，《国文百八课》出版，语文科学化
1935年，叶圣陶与夏丏尊编辑出版了《国文百八课》。这套教材原计划编六册，每册18课，后来因为抗战只出了四册。它的最大特点在于“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也就是说，以应用语言学的知识统领整个教材，以文话为中心编织单元，从“工具”意义上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语文能力。
作为语文教材科学化的代表，《国文百八课》对后来的教科书编制影响很大。
八、1940年，《国文月刊》创刊
1940年，任职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们主办了《国文月刊》，主编是著名学者浦江清，先后出任编委的有朱自清、罗庸、沈从文、王力、余冠英等。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编者还特意提到“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
九、1949年，国语、国文更名为“语文”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和“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叶圣陶对此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1950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由罗常培、魏建功、吕叔湘、王泗原等编订的初、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认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十、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
1956年4月，教育部正式下达了在中学及中等师范学校中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通知，一场全新的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可惜的是，摸索中的文学课受苏联的文学教学法影响比较大，被讲成了繁琐的文学知识课、模式化的文学分析课；文学课与汉语课的教学任务也没能很好地结合。汉语课同样存在问题，教学语法体系固然完备，然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问题，忽略了叶圣陶早在40年代初就曾说过的，“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再加上“左”的影响及师资问题，试验一年半即被停止。
十一、1959～1963年，语文教学问题讨论
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此，全国开展了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主题：1.语文教学目的任务；2.怎样教好语文课。
1961年，《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对讨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应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与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
这场讨论还提出了“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主张，上海语文教育界把“加强双基”具体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这场大讨论的成果迅速反映在1963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和以后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十二、1966年，政文合一的语文
1966年，在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导下，政治和语文合一，教材中应多多“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十三、90年代末，文学教育回归
1997年11月号的《北京文学》注定在语文教育史中无法被遗忘。本期刊发的一组文章(邹静之《女儿的作业》、王丽《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试图道出语文教育中的沉疴。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多的杂志加入到语文讨论中来。世纪之交，又有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孔庆东等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论文集出版，语文教育界一时热闹非凡。
60年代初的语文大讨论主要是语言学界在发言，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如何让语文回归语文是当务之急，那时文学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这一次的参与者主要是文学界的学者或是作家，面对消费社会对精神的侵蚀，面对机械的语文教学，面对标准化考试对文学的肢解，文学界不再沉默。
十四、新世纪，“语文”将会是什么样?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基础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各科教学大纲也随之开始修订。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阶段颁行。截至今年，新课标在实验区已经有毕业学生。
从教育部新课标跟进项目的调查报告来看，一线教师普遍欢迎课改，但对于如何把握语文新课标所界定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师找不准方向。如何将新课标的一些概括，诸如“语文素养”、“语文实践”落实，仍需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来看，改变知识本位、学科本位，提倡学生主体，课程管理适当放权，改革评价机制，这些以往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都已被提出来。在当下大的时代背景下，“语文”将会，什么样，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担当的使命。
(章奇摘自《书城》2004年第9期，蔡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