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剑网3遗失的美好2017:中日甲午战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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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很快批准了条约，并任命内阁书记官伊东已代治为全权办理大臣，前往烟台换约。清廷则派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和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为钦差换约大臣，同往烟台换约。
《马关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第一，割占中国大片土地，进一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继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对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大掠夺。清朝整省地割让土地前所未有，台湾从此落入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魔掌达半个世纪之久。而辽东半岛则是皇家的故园，向为清王朝视为根本重地，不得不同意割给日本，虽然后来经三国干涉赎回，但不免成为列强角逐之地。
第二，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这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这是对中国的一次残酷的经济掠夺，使清政府财政进一步破产，同时也为侵略者进一步控制中国创造了条件。日本通过战争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
第三，适应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而对华实行资本输出的需要。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投资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给予日货诸多的运销特权。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得以任意在中国投资设厂，大肆进行资本输出。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巨大阻碍和沉重打击，使民族工商业在原料、劳动力、市场等方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另外，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这为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据点，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四、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种分析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清朝的毛瑟枪、克虏伯炮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
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地不堪一击呢？
1、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为了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作侵略中国的准备。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可能遭受的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开支，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2、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是能够挫败敌人进攻的。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 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这样既殆误了战机，又影响了士气。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高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等条款得到了很多好处。
3、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倡导和运筹，大大地推动了洋务运动，并且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这无疑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是李鸿章把武器的作用极端化、绝对化了，并由“武器决定论”导致了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后，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了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等不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光绪皇帝也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得了的。对于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上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投入这次海战的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如果单纯从军事实力上来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战略作用。
4、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上，这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而能否掌握制海权则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能否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 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至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这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上。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果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举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
不久，荣城湾和威海卫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湾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仅有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来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5、军队素质低下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冲突；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另外，他属淮系，而军中多闽人，故事多掣肘。到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则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据史料记载：因邓世昌“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
另外，北洋海军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但管理模式却仍然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难怪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则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金州，只放了一排枪，金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白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包括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缴获。
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是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倚峙。临战不走、临阵不苟是对军队的基本要求。在国家危难的当头，这群所谓的“精锐之师”竟作鸟兽散，这就如同一个精壮的男子看到一个歹徒欺侮他的母亲时，他竟然扭头走掉一样，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军心民气会是如此呢？梁启超曾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批评中国历久以来民众爱国心的薄弱，对国家利益没有归属感。实际上，中国现代意义上国家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甲午战争时期是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相反，民性中存在的是严重的趋利避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