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简单口诀表:史记 译文01

前言

《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 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 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 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 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 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 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 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 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 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

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 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 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 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 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 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 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 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 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 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 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 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 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 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 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 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 往昔的阶段。

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 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 记》已经基本写就。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 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 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 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 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 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 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 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 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 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 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 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 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 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

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 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 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 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 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 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 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 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 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 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 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 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镕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 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 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 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 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 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 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 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 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 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 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 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 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 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 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 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 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 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 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 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 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 “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 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 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 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 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 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 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 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 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 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 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

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 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 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 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 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 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 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 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 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 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 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 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 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 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 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 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 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 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 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 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 “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 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 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 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 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 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 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 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 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 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 士褚少孙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 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 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 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诸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 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 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祕 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 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 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 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 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 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祕斠证》，都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