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德标转换器:透过辽宁丹东人生活剖析谜一样的朝鲜
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与丹东隔江的新义州,粮食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直到1981年,中朝贸易恢复正常,新义州缺粮的状况才有所改观。那时候,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填补粮食缺口,朝鲜边防士兵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糖果,都很常见。
1992年,中韩建交,王万经也不意外。其时,丹东人早已跨越了姓资姓社、敌我矛盾这一意识形态的樊篱,致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当时在丹东,个体户不断涌现,23岁的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职员刘庆辞掉了工作,摆起了水果摊,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已是一名资产逾5亿的边贸商人。朝鲜却仍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则实行公社制度,下地劳动都要插一个小红旗。
30年里,丹东高楼不断拔起,王万经却只看到对面多了两层小楼。那个曾经帮助过的兄弟,如今却活得如此贫穷闭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02年,他去新义州旅游,限制很多,有两位朝鲜导游跟着,只能在指定地点参观,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临走前,他们被安排参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演完,他们给小朋友送上铅笔,小朋友鞠躬致谢。
王说,他和老伴现在住着100多平米的商品房,而在朝鲜,据说是将军才有的待遇。
朝鲜全靠天吃饭,凡是能种地的地方都种上了,一发洪水,就会颗粒无收。1995年,鸭绿江发大水,丹东这边有防洪坝,不是很要紧,但新义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没有堤坝,那边只看到几个树尖露出水面。”王敏回忆说。
新义州的防洪坝至今都没修起来。
作为导游,王敏常常往返中朝。每次,她都会嘱咐游客多带点吃的东西,走的时候,可以留给朝鲜导游或是宾馆服务生。
钢丝上的来往
而在丹东人商人的眼里,屡次发生的朝鲜商社社长骗钱事件,让朝鲜人的形象一落千丈。
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赖账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1996年后,中朝贸易开始热络,丹东作为最大的对朝口岸,占据7成份额。王景昌的弟媳当时搞的是对朝粮食贸易,有一次,粮食发到朝鲜了,七八十万欠款至今都没追回。
王万经的儿子被骗的金额更高,可能有几百万。
因为有太多的前车之鉴,2004年,刘庆试水无烟煤之初,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
最初,她跟朝鲜人做生意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一年的磨合,慢慢有了信任,她才决定先给美金或人民币,后送煤。
“写个欠条就完事,不会签合同,签合同也没保障。”刘庆说。即便如此,也有出纰漏的时候。2007年,一位社长拿了她500万后,音讯全无。刘庆拖朋友找了好多关系才找他的上司,上司让他还,他没有退路,到去年才把钱还清。
吃一堑长一智,刘庆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但刘庆始终相信,只要以诚相待,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
知道对方不富裕,每次,刘庆去朝鲜跟社长会谈,都会在丹东买些酒、猪头肉和烤鸡带过去,请对方一起吃。碰到金日成生日时,还会给对方送去花篮、现金、方便面和苹果。“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非常紧缺。毕竟我的利润空间比他们大很多,为什么不也给他们一点实惠呢?”刘庆说,朝鲜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意伙伴,更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弱者。
近年来,来往中朝两地的朝鲜商人、华侨越来越多,丹东各种身份的朝鲜人至少有上万人。丹东一些大的商店、餐馆都标有朝文,以此招揽朝鲜人前来消费。“在朝鲜,他们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刘庆说。
朝鲜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丹东商人头疼的地方,最要命的是朝鲜经常闭关。2006年那次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亦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王敏说,一次次教训让她也学乖了。“报名时间会提前一些,并写上如果因政治原因停团,我们不负责。”
此次核试验后,朝鲜并未闭关。
刘庆说,她很难预测下一次闭关是在什么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但她心里清楚,闭关只是暂时的,朝鲜太需要丹东了。“他们需要跟中国合作,他们需要钱。”朝鲜粮食的30%是中国支援的,边贸进口的60%来自中国。
丹东也同样离不开朝鲜。“丹东朝贸纳税额起码占据丹东总纳税额的20%-30%。”刘庆说。这个闭塞邻国的资源就像一座金矿等待外人慢慢开掘。“朝鲜的无烟煤二十年都开采不完。”刘庆说,如果朝鲜能再开放一点,就更好了。
开放的猜想
接受采访的丹东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同样的感叹:假如丹东对面不是朝鲜,而是韩国,丹东肯定比现在发展的更好。因为朝鲜不开放,丹东成了死角。由于担心随时爆发战争,很多大企业不愿意到丹东投资。“战争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一旦爆发,企业会血本无归。”刘庆说。
的确,跟新义州相比,丹东是富裕的,但在辽宁,丹东却是出了名的穷市。根据2008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辽宁14个地级市中,丹东仅名列第十,在全国更是排到180名之外。而在1978年,国家统计局排出的全国50强城市中,丹东名列第44位。
当时,丹东是全国着名的轻工业基地。全国70%的蚕丝产自辽宁,辽宁70%的蚕丝产自丹东。照相机、电冰箱、轴承的产量都是全国前茅,光无线电工厂就有十八个。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丹东企业未能跟上转型的步伐,从此一蹶不振。
曙光曾在2002年短暂地出现。那年9月,朝鲜设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中国商人杨斌得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赏识,被委任为行政长官。但仅隔两个月,杨斌即因农地不合法使用等罪名被捕。自打那以后,新义州开发的事至今没有着落。
而比邻一个不开放的国度,机会永远都要少。
1964年,中朝双方顺利解决了边界线的划分,其中规定,鸭绿江中74个小岛有72个归朝方。让王景昌不可理喻的是,有时丹东人不小心游到岛上,会以越境被抓,等公安去搞定。
改革开放后,鸭绿江上建起了多座水电站。“都是中国投资和建设,朝鲜就等着分一半。按照人口平均来说。电力分配,还是朝鲜占优势。”王景昌说。
自打朝鲜核问题爆发后,朝鲜变得更加孤立无援。王敏有时听到对岸敲锣打鼓,那可能是国家发了块豆腐。
贫穷是朝鲜的痛处,出境前,王敏都要提醒团员,千万不要提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到朝鲜国家领导人,都不要谈,不要问。
即便是在丹东,这些问题也相当敏感。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王敏希望匿名。多位边贸商人直接拒绝采访,他们的理由很一致——以后还要跟朝鲜做生意。
因为比邻,丹东人的生活总要受到朝鲜的影响。
5月底,渔民接到上级通知,6月1日开始禁止在中朝边境海域捕鱼,这比往年提前了15天。少数市民害怕鸭绿江的水受到核污染,开始像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那样去超市抢购饮用水。
不过,这对丹东人而言,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影响。“至少核试验对我们生活层面没有任何影响,各人都过各人的小日子。”刘庆说。
夜幕降临,鸭绿江边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对面的新义州却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唯一看到有点光亮的地方,王敏说,那是金日成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