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rok 内网穿透用不了:中国身处十字路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该如何转型？

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今年一直在为经济增长复苏而苦苦努力；而此时，北京一直忙于努力夯实其经济基础。关于增长过度的担忧已经让北京不断踩下刹车，试图避免经济过热。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已经出现适度的减速；第四季度继续保持该态势。这表明控制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举措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软着陆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尽管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减缓，但增速依然必须保持相对高位，以避免国内的社会压力爆发。中国政府最新的五年计划显示，中国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再指望美国作为其“最终的消费者”。相反，中国必须试图拉升其国内的消费需求，以保持强劲的、且可持续的增长。

为了实现该目标，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设法进行经济转向，从一个全球制造装配平台转型成为一个以科技、服务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并且能够培养出成长中的消费阶层。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首先，中国必须改变其需求结构，从出口型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师黄冠华说，“其次，她必须改变其产业结构，从重化工工业转变为更均衡的结构，加强其服务行业。第三，她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从高投资、高能耗的模式转变为更具创新性和更具生产性的模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中国基金管理公司。黄冠华补充说，中国同时也将必须将更多的重点放在节能和环境保护上。

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影响深远的结构调整和改革上的确拥有数十年的经验。但在沃顿商学院和其他地方的专家们看来，要推行依靠国内增长来驱动的模式，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纵然在2010年进行了缩小贸易顺差的工作，但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仍然超过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大型投资仍然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尽管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增长，但国内消费在整体支出中所占比例依然呈现下滑势头，而且相比其他主要的经济体来说，国内消费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有限。

“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近年来持续下滑，而且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黄冠华表示，“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那种情况将会给我们带来挑战。”

如果不将重点调整放在国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否会持续被侵蚀，或者甚至是突然出现经济衰退，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很多分析人士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例如，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在今年早期对1000余家机构投资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中国国内出现所谓硬着陆的可能性是金融市场中最被低估的风险。

迈耶（Marshall W. Meyer）称，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现在绝对是中国应该进行经济转型的时候了”。迈耶是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和社会学教授，也是一位长期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

转型面临的挑战

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GDP增长的推动力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组织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20世纪80年代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约为30%，目前已经增长至约45%。这种投资水平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经济学家们相信，与市场驱动的投资相比，这种支出往往会产生浪费，而且效率低下。

对中国来说，另一个痛处就是对出口的过于依赖。尽管第三季度的出口增长继续在减速，但与2010年同期相比仍然增长了近16%。而且对美出口再一次出现上涨，在持续数月维持在10~11%的增长之后，10月份的增长达到了14%。这种高位可能只会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升值加速施加更大的压力。

但由于国内通货膨胀仍然走高，实际工资在增长，而且人民币在继续缓步升值，中国的制造商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即便如此，要从低薪的出口加工工业转变到高价值的制造和服务行业，说比做要容易许多。

“这一点比较棘手，因为（中国的）新五年计划提出，中国不能继续依靠大型固定资产投资和低成本的制造业来支撑GDP的增长，”沃顿商学院的迈耶表示，“但是，中央政府的期望和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和提高消费支出并非什么新的要求，但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工资和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也在持续下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黄冠华称，中央和地方政府常常会在工作安排上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将重点放在增长速度上，这是衡量其绩效的一个关键指标，”他表示，“但中央政府必须把控宏观的一些指标，”其中包括通货膨胀和财富差距。尽管像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和重点更为平衡”，但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仍然将重点放在增长速度上。”

此外，专家们警告称，中国的经济动力依然极为复杂。他们认为，中国仍然必须继续大力投资住宅、运输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中国交通部在2015年年底之前计划投资9500亿美元来对道路、桥梁和港口进行升级改造这样的项目。

“你必须明白，与其劳动力队伍的规模相比，中国的投资量其实非常低，仅有美国的14%，”黄育川说。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曾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还有许多追赶工作要做。所以虽然重点在于提高消费需求，但投资也必须在同时保持比正常情况更高的水平。”

风险评估

中国在多个领域都面临危险。除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对经济过热的预期之外，收入差距的加大可能会导致社会紧张状况加剧。

信号集团（The Signal Group）是一家经济和竞争情报公司，每月会发布中国信号报告。据该集团的分析，如果过多地进行投资支出，出口出现踌躇之势，或者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等情况导致增长出现急剧减速，中国新兴的消费市场将会容易受到挤压。

信号集团的评估提到了多个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可能导致风险加大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了低端制造商被迫大范围裁员或关闭的迹象、更多出口加工向越南和柬埔寨等竞争对手转移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增长率降至一定的水平之下，无法为每年加入劳动力队伍的3000万到4000万人提供工作，则社会的不稳定性会恶化。

“没有哪个新兴国家能够依靠自身的消费获得非常快速的发展，单靠自身消费只能每年带来3%到4%的增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如果你是发达国家，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人均收入只有4500美元，情况则不那么乐观。那并非什么增长战略。”

不过现在，尽管令人担忧的迹象始终存在，但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在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年度增长率为9.1%。

在这背后还潜藏着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控制政策现在已经奏效，”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黄冠华说，“尽管长期来看，其风险仍然在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推高了需求。”

黄冠华称，另一个较大的风险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良资产在增多。他补充说，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风险，地方政府将难以为每个新项目争取到资金。“中国政府不再扩大贷款资金，希望利用经济的增长来消化该风险。”黄还提到了另外两大风险：全球经济的衰退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高涨。这两大风险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的能源供应和农产品严重依赖于进口。

与此同时，专家们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将会全心忙于次年的领导人改选，这会不可避免地加大政治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商业前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早已经开始经济转型工作。他今年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某天也将会有国内市场，”尽管他补充说那将会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

今年以来，北京政府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率。专家们称，人民币汇率的上升突显了此政策转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在所允许的升值空间上依然小心谨慎，但如果人民币更为坚挺，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消费购买能力。此外，对美元汇率的提高将有助于控制石油和其他全球以美元定价的商品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情况。

与此同时，分析家们表示，财富的增长几乎肯定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消费者短期内对外国品牌的需求。这将不仅仅拉动进口的增加——10月份的进口激增28.7%——同时也会促进对美国和其他外国消费品公司中国分公司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

事实上，只要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存在，城市消费支出就会继续保持强劲；与此同时，进军农村市场的公司将会从刺激农村消费的再平衡工作中受益。制造业从成本相比较高的沿海地区外迁，这将扩大资本设备、建筑材料、以及耐用消费品的潜在市场，尤其会为内陆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提供动力。

在新经济计划中，服务行业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该行业应该也会受益。“在我看来，那里存在巨大的机遇，”沃顿商学院的迈耶说。他着重强调了对更具活力的法律系统、更高质量的会计服务、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我猜想在中国，机遇现在更多地来自服务行业，以及知识集合型专业服务……在制造业中更为如此。这些（服务）行业目前并未得到良好的发展，需求将肯定会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营企业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介绍说，最近有人要求提高国营企业向政府所支付的红利，为重要的社会性支出提供资金。

黄育川说：“在过去十年左右，这些公司的利润率和回报率激增——既然他们是国家所有，国家应该获得回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表示，相反，这些企业常常将他们所留存的利润投资到失去理性的领域，例如房地产；或者将钱贷给其他公司。“这里存在问题……但可以得到快速的解决：所要做的只是决定将红利水平定在接近于10%至15%，并且对资金流向和支出人进行改变。”

如果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能得到控制，其他领域也应该能受益，其中包括了房地产开发、上游石油行业、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分析家们称，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过热，而且出现硬着陆，几乎所有行业都将受到影响。

“切记增长是一把双刃剑，”沃顿商学院的迈耶说，“一方面，中国一直是一个增长拉动型的经济体。她一直是一个GDP马达，年年在增长。现在的问题是她是否能带来正确的增长类型。如果仅仅只是资本投资的增长，将会出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所以关键在于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建立平衡，而改变那种情况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