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刘如
(2010-03-19 12:50:36) 刘如（1927-2003）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后，广州军区选中了三个重点人物：政治部李副主任，负责接待，他最厉害。还有保卫部长赵国南、司令部副参谋长刘如。刘如在三人中最轻，关在家里。家变成监狱，电话撤了，门上站上双岗，每天写交代材料。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心扑到工作上的他会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
首先扯出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刘如说:“一号命令”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全军指挥所进入战时指挥位置。10月22日，军委办事组下令各军区，从现在起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早日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1970年5月3日，又下达了组织战时指挥班子的补充命令，首脑防护工程，凡有条件的现应考虑平战结合的指挥体系，把战时一套精干的指挥系统离开城市，在原来的机关驻地进行一般日常工作和对外活动。司令部指挥系统搬家，不是林彪“一号命令”的产物，是军委总参让搬家的，是正常的战备工作。
这怎么是阴谋呢？
1980年审判“两案”，罗列起诉书的罪行时，总参作战部认为“一号命令”和“北兵南调”不是阴谋，坚决顶住。广州军区没有人知道“另立中央”，也坚决顶住。如果这三条罪名成立，总参和广州军区成百上千的干部将被株连。经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反复查证，认为证据不足，在“两案”起诉书中取掉了这三条罪行。
1974年批林批孔中，给毛泽东盖房子竟成了给林彪“另立中央”修房子。
专案组逼刘如承认给林彪盖指挥所，刘如坚决不承认。
刘如的问题升级。每天到办公室接受批斗，谁要你干的？多少电报？多少电话？你是具体办事的，你讲了你就没事了。
事实是：1971年4月13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江副司令员叫刘如给总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打电话，大意是根据汪东兴同志指示，要在广州为毛主席盖房子。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保密性高，急需部队进场施工准备，希望总部批准调动。阎仲川说，可以调动。6月，刘如选址南湖，经广州军区领导批准，动工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盖房子。因广从公路距离南湖太近，来往的车辆多，噪音太大，对首长进出的安全也不利。刘如和施工办共同研究，提出改线。新建线路十多公里，地形较平坦，只是中途有座山，刘如建议打隧道（300多米）。为了照顾交通发展和有利于战备，建议把路改修得完整一些，直一些，平一些，隧道打宽一些，这样战时可作我区飞机迫降用，对交通发展也有利。刘如的意见报告广州军区丁、刘、江、孙。他们同意后，刘如和广州市负责同志讲了，广州市同意承担这项任务，仅提出不知道为使飞机能够迫降在设计上有哪些要求。刘如告诉他们可以找广州军区空军联系，请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地方同志还提出打隧道缺乏经验，刘如请示江、孙后，改由工程兵派技术人员去协助指导。这项工程直到1973年后才竣工。当时没向总参和国务院报告，这不是刘如的事情，他不知道要报告，只以为建议首长采纳了，地方也接受了，承办了，就没事了。现查明国务院和军委有规定，修建这样的工程，必须向上报告。刘如检讨：由于我的建议增大了工作量，对人力、物力、财力是个很大的浪费。
那些日子里，刘如一心一意给毛泽东盖房子，深感光荣重要。
专案组逼刘如的另一件事是林彪“南逃广州”，广州军区准备迎接。
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张春桥逼迫和利诱下，违心承认迎接林彪“南逃”。
卜占亚突破了，但他挂着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名，实际上是在湖南省主持工作，根本不在广州，广州军区还一无所获，专案组重点攻副参谋长刘如。刘如坚决顶住，说根本不知道。他坚决不承认“另立中央”，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就是以“组织”的名义，也坚决不承认。没有就是没有。
刘如顽强申诉，讲明真相，写一次不行，再写，一遍一遍。
很多年以后，刘如见到卜占亚，说首长，你“揭发”了，解放了，我们呢？
1978年，刘如又被捆到“四人帮”身上。按照专案组的推理，作为广州军区修建指挥部负责人，九一三事件前盖房子，显然是为林彪修的。既然为林彪修，那理所当然是林彪“另立中央”的成员了。
1978年5月，刘如被正式免职审查。每天不停地被审问、交代。刘如弄不懂，作为副参谋长，他负责的国防工程，有屯兵洞，有火力点，有炮位，也有首脑指挥部。修建了多年的指挥部工程，怎么就成了为林彪“另立中央”修建的呢？
1979年1月15日，刘如在申诉材料中写道：1971年4月，为在广州给毛主席把房子盖好，吸收武汉、杭州房子的优点，我根据江副司令的指示，率领参观小组4月15日至18日到武汉和杭州参观。我们认为武汉接待工作和警卫工作合一的办法较好，基本上仿效他们的编制，经过多次研究，才提出我们的编制草案。按照丁盛、刘兴元的指示，把省委的小岛和从化两个招待所也列入，几个警卫连、炮排改为高机排，这样就增加了总编制人数，由初稿的800多人增到1300多人，主要是增加了两个警卫连。3月26日原则通过，但我没有建议向军委报告。
刘如在整党中写的体会，说明了他的心迹。“文革”初，尽管自己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热爱和信赖，我从思想上是认真学习，努力紧跟的。尽管我没有造什么人的反，对造反派冲击机关，抓领导干部、抢档案、夺武器、搞武斗等进行过一些抵制和斗争。但从整体上说，那时是推行极左路线，思想受“左”的影响是不少的，在不同场合我都说过“左”话，做过“左”事。通过这次整党，在思想上做了认真的清理，总结了经验教训。一是重大政治性问题，不了解情况背景，不要轻易表态，绝对不要盲从；二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说违心话。
夫人张元惠坚决支持刘如，说我相信你，你一定是好人。
刘如坚决顶住，坚决不承认为“另立中央”修建指挥部。否则广州军区从上到下不知要有多少“冤死鬼”。政委讲，好好养病，出来工作。但政委肝癌去世，又算了。刘如从入伍到逝世的60多年中，前30年工作，后30多年却泡在漫长的批判和申诉中。
1979年7月，刘如终于解除审查，待分配。
1980年，广州军区党委结论，刘如“说错话，办错事”。
刘如的申诉“大战”还在继续，“错”在哪里？
1984年，广州军区党委撤销刘如“说错话办错事”的结论。
1988年3月，刘如按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离休，也算最后的结论。临时给刘如分配了工作，先任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后任武汉军区善后办副主任。
认识刘如的人都认为他英俊潇洒，充满活力，一个标准的军事干部。他13岁参军，小学文化，从测绘员、作战参谋，一路干上来，官途坦荡。20岁，5师作战科副科长；21岁，39军116师作战科长；22岁，四野司令部作战处参谋；24岁，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29岁，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33岁，作战处副处长；35岁，作战部副部长；38岁，作战部部长；1969年11月，42岁，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打下大半个中国，作战部门功不可没。刘如作为作战部门的一员，表现杰出。在东北战场上，一面大墙，挂50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标满红蓝小旗。第一次解放四平，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辽沈战役，他都积极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作战建议，并具体组织实施。追歼白崇禧集团时，各师都以最快速度向前推进，有的部队搞不清自己进到哪了，发电问总部，马上告诉你现在的位置，面前敌人的番号，兵力，左邻右舍是谁。刘如还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四野由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刘如一直在作战部门，参与歼灭台湾从海上空中派遣18股300名多特务。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后，他负责军区作战计划与战场建设纲要的拟制，并组织国防施工勘察和检查验收。
44岁，刘如被迫停止工作。
离休后刘如有时间好好读书了，诗梦绕，墨魂牵，家中到处都是满满的书柜。刘如报名上老年大学，学写诗词。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查字典，一字一句推敲，一首短诗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写完还要四处求教。练书法，为练好一个字，常常几十遍上百遍地练习，琢磨字的每一个笔划。刘如还积极补习文化，以后为《战士报》写了很多出色的文章。
90年代后期，刘如出任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病魔终于击倒了他。2002年心脏病、血管瘤加重，连着两次大手术，心脏四支架，植入术和腹腔血管扩张术。数月后发现胰头癌，不久又发现扩散。他不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都坚持锻炼身体。没做化疗前，仍每天由夫人张元惠陪着走楼梯，从一楼走到十楼，坚信自己可以战胜癌症。刘如希望病好后，首先回家乡看看，再去西藏、九寨沟，还想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国家看看。除了旅游，还想研究历史、地理，历史……
去世前不久，刘如写了一首《浪淘沙·七十有五抒怀》：
回首忆春秋，
白发何羞。
不须叹息莫须愁。
鞍马烽烟已往昔，
岁月悠悠。
息影学从头，
再荡飞舟，
诗书为伴远王侯。
功过是非任评说，
应自风流。
2000年底，刘如的病情恶化。
他向医生表示捐出遗体，最后为医学做点贡献。遗嘱丧事从简，骨灰撒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