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题目怎么写:从荀子的正名思想看先秦诸子学说的衰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4:49:59
论文关键词:荀子 正名 三惑 功用主义 专制主义
  论文摘要:荀子的正名理论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3个基本问题:名的作用,名同异的原因,制名的原则。荀子又以此为标准,将当时的诸子学说归为“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以名以乱实”3种谬误,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荀子的正名思想里面所包含的狭隘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被后来统治者所利用,加速了诸子学说的衰落。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他是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荀子的正名思想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特别是墨家的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用儒家的立场对先秦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正名理论,从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荀子的正名理论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为其学生韩非、李斯创立法制思想,限制和迫害其他学派埋下了伏笔。
  1 荀子正名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数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巴勒斯坦、伊利亚等先知纷纷涌现,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如荷马、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等。这一时期古代文明彻底衰微在文明的废墟上,“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里感受绝对。”[1] 8
  春秋以降,原有的奴隶社会的一切都逐渐崩溃:天子权威衰落,礼乐文明瓦解,夷狄文化冲击。社会巨变和文化的动荡,一方面使人们陷入茫然无依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迫使人们重新确立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确定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创立某种作为自身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文化。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学的序幕,其后,墨子、杨朱、孟子、庄周、惠施等众多哲人纷纷创说立教,聚徒讲学。一时间,思想的长空,群星闪烁,相映成辉。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当时道德的沦丧委诸于思想方面中央权威的丧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三)于是,孔子便从“正名”的方法出发,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正名的最后宗旨是要在天下重建理想的社会关系,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 44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最初主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最后却反叛儒教,主张“兼爱”、“非攻”、“贵俭”、“天志”和“明鬼”,代表了小生产者面向实际、讲求实际功用的主张。道家由反叛传统文化走上了纯粹的自然主义道路,老子把文化看作人与自然的壁垒,从而主张无为而治、消灭文化,使人类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怀抱。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不拘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善于辩驳,他们所提出的“两可之说”、“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等命题为世人所瞩目。如此等等,诸子学说纷呈。
  2 荀子正名理论的提出
  首先提出“正名”主张的是孔子。儒家学派是一个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派,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认为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溃都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于是孔子要求正名,即审慎地使用书面的言辞以寄寓伦理上的判断,就像一个国家的法规一样予以褒贬。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候。孔子试图在正名中整顿思想、回复礼乐,以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努力,却不能阻止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蓬勃发展,并因之而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
  战国末年,封建制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逐步开始确立,百家异说,各执一词,相互是非,不仅使儒家学派的学说受到威胁,并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矣。”(《荀子·正名》)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儒家学派的继承者荀子又一次感到了正名的需要。
  荀子的正名学说是为“正政”服务的,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正名的政治作用。“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实者,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统治者的“制名”可以使名实相符,从而使人分辨实际,思想统一。而“析辞擅作名”,会造成人们疑虑丛生,迷惑不解,辩讼不止,是为“大奸”,显然荀子是把正名视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荀子的正名思想是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名的3个基本问题。他说:“然其所为有名,与有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即这3个基本的问题是:1)为什么需要名;2)名为什么有异同;3)什么是制名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为什么需要名,即名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达:“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分,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以为有名也。”(《荀子·正名》)儒家从孔子开始,便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评判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断贵贱。名的另一个用处是区别同异,墨家和名家是非常强调这种用处的,而在荀子看来,则是次要的、从属的。
  其次,为什么名会有同异呢?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阐述了“制名”的认识论基础。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凡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钅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知此缘而以同异也。”(《荀子·正名》)人接触到客观事物,就能凭借感官(缘天官)掌握千差万别的事物属性,并把性质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用一个名称来指称它。事物千差万别,所属的种类亦很多,这就是名之所以有同异的原因。这里,荀子强调指出,客观事物属性的同异,是其名称同异的基础和根据,这也为他批驳其他各家学说,将他们斥之为“诱其名,眩其辞”作了理论的准备。
  最后,制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有二。第一个自然是相同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第二个是约定俗成原则,即:“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命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这里,荀子认为,名的合适与否,决定于是否约定俗成。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正名理论的实施者是“圣王”,“约之以命”也就是每个约定的名必须得经过统治者的批准。那些企图擅自制造新名的行为,就像私造官印、官称和官尺一样是犯罪的行为。
  3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荀子以自己的正名理论即名的用处、名异同的起因和制名的原则为标准,来检验当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混淆了名实关系,荀子将其斥之为“三惑”,并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3.1 “用名以乱名”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见侮不辱”是宋尹学派代表人物宋子的观点,他认为受到侮辱并不就是一种耻辱,如此则人们就不会频繁争斗,他是号召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是墨家学派的主张。荀子认为这些观点违背了常识,是用两个名称表面的相异,来抹煞它们本质上的相同,是用名来乱名,使人使用概念时混乱无章,从而不能达到明贵贱、别同异的目的。
  3.2 “用实以乱名”的谬论。荀子举的例子是:“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山渊平”是惠施的观点,他认为天与地、高山与深渊的高度是一样的;“情欲寡”是宋子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少欲的,与荀子性恶论的观点相悖;“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是宋子或者墨家的观点,意思是牛羊猪狗肉不见得就是美味可口的,大钟等乐器的声音不一定必然给人带来乐趣。荀子用他的正名理论的第二点即名异同的起因进行了反驳。荀子认为名的同异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从人们的常识来讲,山的名是反映地面上隆起之实,渊的名反映的是地面上凹陷之实;人的情欲总是多的;家禽的肉总是可口的,乐器的声音总是悦耳的。而惠施、宋子和墨家的这些命题是用特殊情况去否定反映普遍性的名,是“惑于用实以乱名也”。
   3.3 “以名以乱实”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牛马非马”,这个命题类似于后期墨家的命题。《墨子·经下》篇中“牛马非牛”与“牛马非马”类似,意思是“牛马”这个概念和“牛”、“马”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荀子认为对事物的称谓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牛马群就包括有牛有马,而“牛马非马”之说违反了社会所认可的观念,是用“牛马”和“马”这两个名的不同来混淆实际事物中牛马群和马的关系,其结果是会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这是应该加以禁止的。
  最后,荀子总结道:“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辩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荀子·正名》)
  4 荀子正名理论中的狭隘功用主义思想
  在孔子的正名理论中,“名”被看做是起源于先验的“象”,并且名里面寓意着伦理的褒贬。孔子“正名”的方法是重建名的原始的和理想的意义,以改正现在已陈旧和退化的名的意义。“任何一个现代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看到这个企图是无效的。因为非常明显,即便不考虑这样一个无穷倒退的困难,这些名词在最后被发现时的原始意义不过是比词源学意义略胜一筹。当我们终于追溯到‘象’这个词作为一只‘象’的原始意义时,会获得什么样的逻辑的和道德的好处呢?如果我们抛弃了这种严格的词源学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任意专断的意义,求助于哲学家们自己认为理想的意义。”[2] 64 
  荀子否认名的神秘起源,代之以感觉经验和理智活动,认为凡经过社会约定或者政府批准而变成通用的名就是正确的,这体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荀子认为“正名”的意义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已经规定的用法,防止因时久而讹用,防止狡猾的辩者的捏造。荀子对正名的意义做了过于狭隘的功用主义的解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最灿烂时代衰落的征兆。
  国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诸子学说的兴起乃是思想解放、自由争论、激烈批评、大胆假设时代的产物,荀子的正名思想,主张统治者对诸子的言论用权势加以控制,用正道加以引导,用命令加以告诫,用言论加以开导,用刑法加以禁止,“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3] 233,这对其学生李斯倡导“焚书坑儒”不会没有影响。
  胡适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叹道:“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指荀子、韩非子的学说——引者注),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4] 269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集百家之长,融合百家之学,但他用其狭隘的功用主义思想来限制百家争鸣,他的正名主义“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4] 302。
  诸子学说的衰落固然有其自身很多的原因,如庄子的“不谴是非”的怀疑主义精神泛滥;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奇谈怪论使名学与“不可理解”同日而语;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使人们的兴趣转向宗教;等等。而荀子的正名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一方面在诸子百家内部进行批驳非难,另一方面又借助国家的权势从外部进行钳制和瓦解,最终使诸子百家学说的衰落成为时代之必然。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胡适.先秦名学史[M]//《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李匡武,校.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
  [3] 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刘梦溪.中国现在学术经典·胡适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