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执法纪实网zfjs:一代文人，最骚人墨客 钱江晚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0:00:57
一代文人，最骚人墨客
本报记者 屠晨昕
早春2月，空谷幽兰般地想起了那几个清瞿的身影：1962年2月，“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台北逝世，50个春秋之后，我们再次想起他斯文儒雅的才子风采，而在当下，我们油然生出一种感喟。
使人怀念的还有仙逝6周年的“民末四老”之一的张中行，如今他的《负暄三话》放在桌上，读着他的书，想起季羡林先生对他的美誉，他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这些天，上世纪30年代的“太太客厅”因为梁林故居被拆之事被高调提起，我们对上一代骚人墨客、文人才调的追忆，被再一次强烈地勾起。
绚烂的几年
1928年, 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时说：这三四年“确是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事实上, 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在整整那一代文人的身上，大都散发着骚人墨客的才调。
在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里，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神仙眷侣”，度过了1931年到1937年这绚烂的7年。他们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品茗坐论天下事，好不热闹。
50年前的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这位“温柔敦厚”的长者留在今人心目中，除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名言之外，他做人和言论的风度，同样光耀如灯塔。
极度珍视自由的胡适，却说“宽容比自由重要”，这是雅量和情怀。“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于习惯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思维的人，这是振聋发聩的呐喊。
6年前，同样是2月24日，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为“燕园三老”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溘然长逝。翻开他的《负暄三话》，不经意之间，心灵被他平实朴拙、散淡冲荡的文字所洗涤。
这位季羡林先生誉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的河北老先生，一生清贫、低调淡泊、无欲无求。50多年前，他的前妻杨沫在《青春之歌》里用余永泽影射他，令他陷入“落后分子”的尴尬境地，但他并不愿出面辩解，也从未对杨沫有什么怨言。海一般的人品与气度，令后人折服。
回望的价值
将西方的“民主”、“科学”当作意识形态唯一圭臬的“五四”作家，始终无法真正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诱惑。在今天的知识界，有不少研究者将民国与六朝、唐宋相提并论，这些时代因为文人的放荡不羁、狂傲奔放而富有亮色。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占据了社会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神优越感。其背后, 正蕴积着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对于文人一以贯之的尊重——在中国，即便是一介寒士，仍然会被认为，起码是自以为在精神境界上高于拥有万贯家财却目不识丁的土财主。
在国势危亡之际，民国文人不肯随波逐流，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
历史无情地切断了他们求仕宦的道路，在颠簸流离中，西南联大出现了众多大师和坚实的学术成果，可谓群星灿烂。那一代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难以比拟的。
今天的世人，常常津津乐道于民国文人们的一堆婚外恋、师生情、聚散离合之类的谈资，这些“小道消息”被各种写作者大加渲染，成为一道口味独特的文化消费品。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我们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
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在抄袭、哗众取宠之风充盈学界的大环境下，回望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文人气度，在我们看来，自有其价值所在。
胡适
梁思成与林徽因
张中行一家
金岳霖专访徐岱——
民国文人：
最后的士大夫
一代风气的开创者
“民国时代的文人很复杂，他们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恰恰是因为思想上的中西合璧，使他们的那种精神气度，实际上续起了十五六个世纪之前的那一脉‘魏晋风度’。”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徐岱教授与记者畅谈起那一代的文人精神时，首先选择了中国大历史的恢弘角度来切入。
“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成气候的文人风骨与气度，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就几乎绝迹了。”徐岱的这句断言，令人有些吃惊。莫非绚烂的唐诗宋词的缔造者，配不上“文人气度”这四个字吗？
徐岱举了个“诗仙”李白的例子。“如果你把李白的诗通读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俗人。比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形式上模仿《登黄鹤楼》，意境上，看似怀念故乡，实则是怀念皇帝，透着一股子强烈的权势意识。相较于王之涣的《登黄鹤楼》，就显得浅薄。”
李白所缺乏的气度，“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却有。徐岱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我们知道，混血的孩子特别聪明、漂亮。同样的道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源头上正是中西混血的。或许，这是解释他们精神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皇帝没了，科举制度崩溃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辩证地看，恰恰是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
那个时代就是有这般机缘——在大环境具备了自由表达的条件时，个体也在西方的熏陶下，产生了畅快表达的欲望。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而欧洲人则不然，在他们的沙龙上，双方可以激烈辩论，可以不做朋友，但是都会承认对方的人品和水平，不会压制对方的发言权。这是因为在欧洲文化人眼里，谁都不掌握真理。”徐岱说，源自巴黎贵族达人家客厅的文化沙龙的风气，传入国内，深深影响了京沪等大城市的文化人。
在徐岱看来，“五四”那代知识分子，首先打下了异常深厚的国学基础，接着，走出国门，眼界被打开。同时，甲午战争之后民族遭遇屈辱，国内局势动荡混乱，国势颓微，令他们拥有了强烈的救国使命感。
“我们现在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多从审美价值和文化景观上考量。而‘五四’文人，却是一代风气的开创者。”徐岱认为，他们作为历史先知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本报记者 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