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侠电影: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

 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   1957年，邓子恢陪同毛泽东接见昔日闽西女红军战士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        邓子恢没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未获批准却被贬官。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因而一再遭受打击。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还在说“包产……到户……没有错……”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于这位“右倾”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处理严，却说了一句公道话：邓子恢“敢说实话”，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人民日报》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1962年，邓子恢、陈兰和儿子们在一起，邓子恢有五子三女：邓毅生 邓瑞生 邓淮生 邓汉生 邓建生 邓小涟 邓小燕 邓小兰        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穿着大衣带上皮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一切都变了。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见到王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说我也见不到他。王震指着门外说，‘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实际上是监视我’。”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原来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为之一动，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北京日报：邓子恢和毛泽东的情谊与冲突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邓子恢为病中毛泽东炖牛肉汤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        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        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        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1966年8月，毛泽东（中）与陈云（左一）、邓子恢(左二)、贺龙（右三）、叶剑英（右二）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两位地方同志也一块照吧        邓淮生告诉记者，父亲对与毛主席的这段交往非常怀念，也特别引以为豪。即使后来受到了批评，甚到丢官赋闲，这段感情也没有改变。邓淮生手指一张合影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也是父亲与毛主席最后一次合影。那天，邓子恢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一次大型活动。活动间隙，他和陈云在城楼上坐着休息。这时几位老帅向在座的毛主席说:“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毛主席当即答应:“好啊。”老人家站起身，一眼看见了邓子恢和陈云，便招呼道:“两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块来吧。”大家站好，摄影师按动快门，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回到家，邓子恢难抑兴奋的心情，把合影的事告诉了家人，言词中流露着对毛主席的深情。        儿子大胆发问 邓子恢直言不讳        两位老战友在私人感情上没的说，可在关键问题上都很“固执”，坚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闹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邓子恢就因农业问题受到批评，但他不唯上，不唯权，无私无畏，敢于“顶撞”毛泽东。可是在家里，邓子恢从不向子女谈及这些矛盾，特别注意组织原则，特别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形象。        邓淮生平时长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顺心的日子里，他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沉思，子女们都不敢上前打扰，一是怕打乱他的思路，二是不愿意去触及他的伤心事。邓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下下棋，帮着散散心。不过有一次，邓淮生实在憋不住了，大胆发问。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军工大学的邓淮生因病在家休养。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后，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在农业问题上要放宽政策。随后开了广州会议，中央定了农村60条，有些地方的农民允许有自留地，可以养鸡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现了“责任田”。当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        老实讲，邓淮生当时只关注这些争论的表面，还不能深刻的理解争论的本质。一天，邓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亲在农业问题上有着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亲因农业问题挨了批评，以至于自己很长时间不敢触及“农业”二字，这一回邓淮生决定鼓起勇气向父亲发问:报上说的这些责任田、包产到户都是什么意思？出乎意料，邓子恢听后非常平静，既没有伤心也没有沉默，更没有抱怨、发牢骚，只是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        这是邓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亲请教包产到户的问题，父亲的解释虽不能让他完全听懂，但父亲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话，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令其终生感佩。（傅力）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