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人鬼情未了1999:邓小平南方谈话内情：强调中国不能倒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发自深圳

20年前，他是深圳市委唯一指定的记录者，负责全程跟踪记录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谈话；20年后，他出版《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讲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情”。他就是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

吴松营说，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扭转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才有了2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意义很大，出版这本新书是他作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记录者的一份责任，“对国家、对人民有一个交代”。

全面总结南方谈话背景

吴松营认为，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系统披露、归纳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历史背景。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重新走回计划经济、阶级斗争的路子，曾经有很大的争论，小平同志虽然退休了，但对党、人民和历史的责任，促使他继续强调深化改革。”吴松营说，中国的政治生活原来有一个现象令人玩味，那就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天线很多，图像不明”，党政干部在会前会后，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说的或听到的与上头文件或党报党刊的声音不大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左。当时的情形让人们在担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同时，更多地在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决定再次去深圳，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意思一样：“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

在这本书中，吴松营还回忆了小平同志给深圳火车站题词的经过。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视察深圳半年前，就亲笔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写“深圳”两个字。这个题词就是吴松营受委派从北京中南海取回来的。1990年4月“退休”之后，邓小平已经很少给各个地方题词。1991年，在中国仍然被“姓社”、“姓资”的争论困扰的时候，邓小平欣然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名，有着很特殊的意义。

从北京取回邓小平的题词后，吴松营就来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家里，把小平同志的题字交给他。“李灏马上把邓小平的题字在茶几上展开，认真观看，好一会儿都没有做声。估计他大概是在思考邓小平为什么没有按深圳方面的希望，写深圳站，而写的是深圳两个大字，还在琢磨其中的含义。”吴松营回忆，“至于邓小平为什么不写深圳站而只写深圳两个大字？这恐怕不是为节省笔墨的问题。广义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试验田。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后，深圳都不能靠站、停站，而必须勇敢地闯，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一直向前，向前！”

披露更多南方谈话内容

在吴松营看来，这本新书的价值还在于书中记录了更多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内容和相关考察的细节，很多谈话都是首次披露。

吴松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全面记录小平同志考察深圳过程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不可能对小平同志的谈话和相关细节披露那么多，现在时隔20年之后，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很多谈话和细节都可以披露了”。

吴松营举例，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长时间的一段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还把话题转到大局方面，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中国倒了就是一片灾难。首先，成亿人没饭吃，这可不是小事情。我曾经对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首先是老百姓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动乱。可能会有几十万人跑到香港，还会有上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跑到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再有很多人跑到欧洲、美国。”

邓小平说：“有人说，苏联缺少个邓小平。这话有一定道理，我是起点作用的。现在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这个班子。”吴松营说，这些谈话在当时文件中是不可能被完整披露的，“但这些话当时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老人家很幽默，一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从“内情”到“真情实录”

吴松营形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经“千辛万苦”。

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反复查看自己当年的笔记、听取全部录音外，吴松营还努力查证数据、档案，重新访问一些当事人，分析、思考，花了近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历史记述和论著。

当年的记录工作颇费了一番心力。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回忆，当时他和吴松营住同一房间，每晚饭后就急回宾馆一起整理，核对记录，写大事记，每次都到深夜2时。

该书的定名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讨论、改变的过程。一开始，吴松营将这本书命名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内情》，后来，人民出版社反复推敲之后，觉得《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的名字更好一些。“这本书毕竟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话题，不能为了这本书的畅销做一些炒作，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考虑使用揭秘、内幕之类的书名。”吴松营说。

人民出版社最初决定将这本书同《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同时推出，但后来时间没赶上，最后决定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出版。吴松营说，两套书书名同为“实录”，从作者身份来讲，他自己当然不能和朱镕基总理相比，“但从这本书讲述的主人公来说，以实录作为书名是很合适的”。

这本书的出版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程序，“书写了一年，送审三个月，这已经算很快的了”。吴松营说：“交给人民出版社后，出版社又把关并报给国家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又进行了审核，最后才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