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麻将教学:康梁往事(1):需要信仰的中国

康梁往事――需要信仰的中国

作者：壶公评论写于2012－1　于麒麟山麓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深刻的反思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种种清新的思潮，动摇了梁启超往昔的观念，重塑了彻底推翻滿清猪犬鄙政，再造中华的信念。

与之相对应的是梁启超自己的老师。这时候的康有为仍然无法走出光绪皇恩的束缚，已经从一个充满朝气的书生变成一个老成持重的思想家。他拳拳执着于祀天配孔，硁硁自守于诸经诸义，诚惶诚恐于保皇护教，在他心目中极神圣的是改革行程中的稳妥与慎重。

评论康、梁，其实不应该在保守与革命的分野，而应该着笔于社会的诉求：民族生存的保障与社会进步的可能。

－、两首诗言志：

梁启超是激昂的，1901年变法失败，梁启超作诗《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

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

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这是一首类“新体诗”，宣泄了这一代人参与大变革而在其中煎熬的痛苦心情。“出瀛”句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谈天地，谓九州之内有稗海环绕，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环绕。山外有山，海外有海，求索而无穷尽，作者的鲲鹏之志跃然纸上。

康有为是沉思的，辛亥年近除夕，康有为得知清帝退位，在日本的他刚刚游览箱根的玉帘瀑布归来，赋诗一首：

“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

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意思是明白的，他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皇朝的厄运，更关心的民生的惨苦；他感觉到了强烈的使命感，即使作为一个逃亡之臣，即使处身于横遭禁锢的乱党之中，自己又怎么能够袖手旁观着大好河山暗无天日。他对皇室与民生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自生活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晚期的龚自珍和魏源始，中国仕子已经感觉出社会大变局的端倪，他们的依据是孔子学说演绎的《春秋公羊传》，事实上，后来的康有为的理论依据也是《春秋公羊传》。他们思想的共同点是《公羊传》的核心思想“通三统”与“张三世”，即通过变革引导社会走出“据乱世”，以进入“升平世”，而达于“太平世”；他们的不同点在“大一统”上，龚自珍和魏源有否定满清的倾向，视满清为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康有为则认为满清可以复兴，即以满清朝廷为政治舞台，中国社会可以走出衰变期。

康有为与龚自珍、魏源在理念上出现分歧，大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对于西方社会的了解的程度不同，康胜于龚、魏：

《年谱》记：

1879年底康有为到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萌发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

1882年5月，康有为到北京应试落第，却“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他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

由此康有为“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其二、时代的差异，时势造就康有为：

满清的皇帝们对世界的变局有一个认识过程，如果说乾隆对变革的态度是是傲慢和自我封闭，由此引发龚自珍等人产生暗无天日的感觉；道光皇帝却派出了林则徐和徐继畲等人前往一线，对西方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有所考察，于是产生了徐继畲和魏源的两本地理书，打开了嘉庆、咸丰二朝的曾国藩等一代人的视野；而光绪皇帝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经从器物的模仿上升到了政治的效仿，康有为适逢其时，在公车上书之后光绪皇帝给予的信任使他看到了满清政治的一线希望。

其三、理学透彻于汉学：

龚自珍和魏源是主张汉学，所应用者不脱“张三世”、“通三统”诸论。而康有为却深受高举理学旗帜的曾国藩等人的影响，《年谱》载，11岁的康有为已经频问邸报，“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19岁的康有为就学于朱九江，“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更在于理学的再度兴起，理学是宋代开始的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理学的形而上的本体性和“理一分殊”认识论必然导向一个理性的社会――就近代政治而言，理学本义上就是否定皇权及于其它专制权力而主张宪政。

从上述三个区别看，自曾国藩以后，中国的理学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不只是如同汉学――仅仅只是否定满清，而是产生了民主宪政的萌芽，这一点从曾国藩的两个最看重的学生李鸿章和俞樾的生平事迹可以更为明白地读出，而康有为又在其中脱颖而出者。

但是即便是康有为，仍然希冀皇权的自然演变，而不愿意破壳而出，而与孙中山、梁启超和章太炎不同。或如李鸿章颇具深意地对孙中山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情。李、孙之事发生于康、梁，俞、章之间，却是以师生关系的分分合合进行的。分者，因为认识论上的差异；合者，则在于信念上的共同。其实就信念而言，康有为远远超越了梁启超，表现在“大同论”的思想上，这一高度只有后来的即是传统文化继承者又是共产主义者的郭沫若才能够达到。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争论，其实就在于对于理学的“理一分殊”论的把握上，后来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其理论依据实质上就是“理一分殊”，或者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李鸿章“一代人”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