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猎艳江湖收母小说:走近神秘的二里头遗址文化（2）

        “朝廷”与“礼制”的形成

        祭祀遗存区的发现

　　除了上述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建筑外，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北区域，还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一祭祀遗存集中分布区与其南的宫殿区、官营作坊区南北一线排列，构成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最重要的内涵。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其中，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祭祀设施“坛”。坛面和坛下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坛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属于半地穴建筑，可能是古代文献中的祭祀设施“墠”（音shan，第四声）。这类建筑系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几乎每层垫土上都有因踩踏而形成的路土面，往往还有成片的烧土面。一般不见柱子的痕迹，应是没有屋顶的“场地”。

　　在“坛”旁和“墠”内还经常发现有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目前已知这类祭祀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西连绵约三百余米。这一带也是贵族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十九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著名的时代划分法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其后，又有英国学者将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在某些地区，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铜石并用”的过渡阶段。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主张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因已有零星的小件铜工具、装饰品等的出现而可以称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也正是东亚大陆多个区域迈向社会复杂化的时代。因这一阶段青铜、红铜和黄铜制品并存，合金铸造技术原始，铜器尚未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尚不具有权力身份标志物的意义，所以一般认为还未达到进入青铜时代的程度。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

　　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如前所述，“礼（礼）”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古代的社交礼仪中一定要伴有饮酒礼，酒就像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当时的酒系使谷物发酵而制成的酿造酒，属粘稠的浊酒，可以加入香草以提味，一般是加热后饮用。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盉、鬶、爵，以及饮酒用的觚等。这些酒器当是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粘土精心制作而成，有些系用少见的白陶或黑陶。它们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的场所，大多随葬于墓中。

　　与酒相关的陶器，还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这是二里头文化所独创的代表性器种之一。器高大多超过30厘米，形体较大。

　　此后，大口尊又为二里冈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盛行。自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常见有烧成后刻划的简单符号。这一时期的陶文主要见于大口尊。虽然把这些刻符都看作文字的观点有待探讨，但大口尊在制作或使用时被刻上符号这一现象本身，表明这应是一种受到重视的特殊的器物。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斝和盉等。与身材瘦小的爵相比，盉、斝器高一般超过20厘米，容量较大，因而还应有盛储的功能。这批最早的青铜容器数量极少，只有一部分高级贵族能够使用。除了王公贵族对酒器的重视外，就酒的加热而言，铜器还具有极好的传导性。

　　在中原腹心地区的人们掌握了复杂的铸造技术后，青铜这种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于延展性的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而不是别的什么物件，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陶鬶与“鸡彝”         以成套酒器入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随葬习俗，最早见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的鬶、盉、斝、爵都可以溯源自这一文化系统中盛行的陶酒器--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里头文化的烹饪饮食等日常生活用器基本上继承了中原腹心地带当地龙山文化的风格。因为与祭祀或礼仪相关连，在王朝祭礼的形成与整合的过程中，各种酒器也就被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礼记》记载三代用于祭祀的酒器，“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夷读为彝，彝器即礼器。其中提到的三种祭器究竟为何物，斝比较明确，但对于鸡夷（彝）和黄目，自汉代以后即歧说纷纭，不乏望文附会者。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经过比照研究，认为“鸡夷（彝）”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封口盉，也就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他形象的解说道：“如果我们看看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不用解释，就会想到这件陶器活像一只伸颈昂首、伫立将鸣的红色雄鸡。其实不独鬶如此，夏文化（引者注：邹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中常见的封口盉又何尝不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鸡！原来它们可能都是由共同的祖型--大汶口文化的鸡彝发展来的。”邹先生进一步论证道，正因为它产生在东方，而在古代的东夷地区又曾经特别流行，因此它同时又有了“夷”的名。而金文中“彝”字的字形，像将鸡翅膀用绳索捆缚，左边落下血滴，表示宰后用双手捧送供神之状。古代有用杀鸡来盟誓的，用鸡祭祀更是东方的风俗。“正因为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而红色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

　　这一将古代文献、古文字与考古出土品相比照，来复原当时礼器的递嬗传播源流的尝试，一时被传为学界佳话。
        第一青铜酒器爵的发明         爵是一种小型温酒和注酒器。关于爵的起源，从整体形制和用途看，它与鬶或盉似乎有关，但大小、把手的位置和足的形状都不相同，应该为二里头文化所独创。我们在古装戏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公贵族们举爵干杯的场面，但爵是否是直接用来饮酒的，却仍存疑问。陶爵中一直有夹砂陶（为使受火器物不致爆裂而在陶器胎土中羼入砂粒，是炊器的主要特征）存在，且在有些陶爵的底部发现烟炱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铜爵应是模仿陶爵制成，器高在10～20厘米之间，这是二里头都邑最先制造出的一种青铜酒器。在二里头遗址，青铜爵迄今已出土了10余件，都属二里头文化晚期。铜爵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与觚组成的酒器组合具有代表性，一直延续至西周时代。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爵造型的不对称性。与鬶、盉不同，爵的把手与器流不呈一线，而是垂直于流口，且位于其右侧。二里头出土的唯一一件有纹饰的铜爵（腰部饰带状联珠纹），以及二里冈至殷墟时期饰有兽面纹的铜爵，都是把纹饰施于把手的另一侧，可知有纹饰的一侧为正面，把手所在的一侧为背面。三足中之一足在把手的正下方，另两足则在正面的两侧。这一造型原则被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守着。

　　用这种不对称的器物倒酒，自然是右手持把手，正面面向对方，使爵体左倾。如果是用左手，只能用手握住爵身，这势必就挡住了纹饰，而使带把手的背面朝向对方。这对生来习惯于用左手的“左撇子”来说，实在是不公平的。指出这一点的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教授和笔者都是“左撇子”，因而对此更有深切的感触。

　　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这里的“爵”应是酒杯的总称，并不一定专指我们所谈论的酒器爵），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         礼仪的整饬。从祭玉到礼玉        最初，人们把质地温润、色泽赏心悦目的玉石当作装饰品，又逐渐赋予其神秘的色彩，把玉石看作是具有神性的灵物。中国最早的玉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前的东北兴隆洼文化。随着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在东亚大陆多个史前文化中，先是出现了在祭祀活动中用作神灵替代物的“祭玉”；在国家产生后的宫廷礼仪中，玉器又作为社交礼仪中的“礼玉”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在古典文献中，舜把“玉圭”赐给治水成功的禹，西周时代的册命（赏赐任命）仪式也使用玉器。而在即位仪式或朝见仪式上，诸侯要献上“玉圭”。依王、诸侯及其他贵族身份的不同，其手持玉器也分为多个类别，《周礼》中就有“六瑞”之说。作为昭示君臣关系的礼仪，这种通过宫廷和玉器所表现的授受行为，在王权的维持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礼记》记载，诸侯朝见天子时或大夫访问他国时，以及举行射礼时，都必须手持细长的板状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状、大小和材质都有差别，分别用美玉、象牙和带有不同装饰的竹制成。“笏”的形状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与“玉圭”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由玉圭转化而成的。
        东风西渐：大型有刃玉礼器群         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这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作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石质的钺类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后来逐渐成为东亚大陆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的一种重要器形。二里头的玉石钺，也具有显著的东方和东南方的传统。譬如在钺身上穿双孔和用绿松石圆片镶嵌其中一孔的装饰手法，就见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中，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的钺更为常见。这种钺一般称为戚。玉戚中又有一种璧形戚，或称为璧戚。璧戚始见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已极罕见。

　　二里头文化玉器两侧装饰对称的扉齿，以及玉戚上所见齿状弧刃的做法，都可以上溯到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装饰工艺。

　　横长的梯形多孔大玉刀，系采用较薄的玉石材料制成，一般认为是由谷物收割工具石刀演化而来。但没有使用痕迹，显然并非实用器。此类石刀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的薛家岗文化，作为随葬品见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墓葬中，在陕北一带的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

　　被称为璋或牙璋的玉器，一般认为是铲（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全器由器身和柄部以及两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有微斜而内凹的刃。柄部及其上的圆孔都没有装柄的痕迹，从形制上看也不适于装柄。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陕北一带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代遗存中也有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显现出较山东龙山文化的同类器更强的装饰意味，以及思维的进一步复杂化。相比之下，海岱地区出土玉石璋的形态偏于原始，阑部扉齿较简单，器体也较短小，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玉戈和铜戈均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为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所承继。玉圭和玉戈都应同璋、刀等一样，也是社交礼仪中贵族手持的“礼玉”。

　　也有学者把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归为“华西系统玉器”，认为其与龙山时代的陕北玉器群关系密切。考虑到后者多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年代跨度较大，而上限不早于龙山时代晚期，玉器总体器形和在器缘加饰扉齿的装饰作风多显现出东方文化因素，其远源恐怕仍可追溯至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系统文化。而器表阴刻成组线纹的装饰作风，则是面向内陆的诸文化玉器制作上一个晚出的风格。这也正契合了前述二里头文化属于华东华西两大系统“文化杂交”之硕果的推论。
        柄形器之谜         与上述大型有刃玉器形成对比的，是常见于二里头贵族墓的小型柄形玉器。这类呈扁平或棒状的玉器一般长20厘米以下，最早零星地见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区域。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开始在二里头遗址出现，又为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所继承。在西周时代的一些墓葬中，柄形器的末端一般有短小的榫和玉石片粘嵌而成的附饰，可知它是与其他器物组合使用的。到东周时期，这类器物就基本上不见了。

　　在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玉柄形器仅见于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到商代晚期时，有些仅随葬陶器的小型墓也有出土。但总体上看，直到西周时期，制作精良的柄形器还是集中见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墓，因此，可以肯定它是贵族的专用品。

　　从柄形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最常见的还是置于墓主人的胸部和腰部，也有放在头部、手部和足部附近的。这表明它是用于随身佩带或悬挂的重要器物。

　　安阳殷墟遗址曾在几座小墓中出土了一批石柄形器，值得注意的是，其上分别朱书祖先名字，表明这种器物应是用于祭祀先人的礼仪用品，属于礼器的范畴。以往的一件传世玉柄形器上阴刻有11字，记载这件器物是商王赏赐给作为臣下的器物持有者的，也显示了玉柄形器的重要性。

　　学界对这类器物的定名与功能性质分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的说是用来弹琴的，因此称之为“琴拨”；有的说是用来束发的头饰，因此称为“簪形器”；也有的认为是作为兵器的铜剑的剑柄；还有的认为是人身上的佩饰。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教授则认为应是一种礼器瓒的把柄，文献中称为“大圭”，因属贵重之器，给有资格参加仪式者佩戴；与此相近的说法是用来祭祀祖先神灵的“石主”，相当于后世的牌位。从考古发现柄形器的出土情况及其质地和形制特征看，后两种观点可能较为接近实际。因此，目前学界多认为其属于礼器，但其具体的功用与象征意义，则仍是待解之谜。
        昭示等级秩序的玉器         如上所述，大型有刃玉器都应是贵族手持之物，从其宽片状的形制看，应相当于日后的“玉圭”，也即衣冠束带的贵族在朝廷上所持的“笏”。玉器的种类，可能昭示着持有者的出身与职位的差异，其中的详细已不得而知。但它们都属于宫廷礼仪所用礼玉，则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文化玉器中，有刃器受到高度的重视。

　　从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情况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钺见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较多。较大的墓中都随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组合则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则较为普遍，可知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种祭器。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无乐不成礼：乐器一瞥         在古代中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时，往往离不开乐器。所以常有学者以礼乐文明来概括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确是一语中的的。

　　乐器与等级身份相关连的例子，在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即有所见。晋南陶寺文化超大型中心聚落陶寺遗址的墓地中，鼍鼓（以鳄鱼皮作鼓面的陶鼓）和打制的石磬两种乐器，仅见于最高规格的墓葬。这类墓葬规模较大，都有丰富的随葬品，墓主人应当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社会上层人物。与作为礼器的彩绘陶器和漆木器一样，这些乐器也是彰显其社会权威的标志物。

　　在二里头遗址的一座贵族墓中也发现了一件石磬。磬体略呈折曲状，顶部有一悬孔以穿绳。形体较大而厚重，长50多厘米，厚近5厘米。正面磨制较精，其余保留有打制和琢制的痕迹。

　　铜铃是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中富有特色的一个器种，不少介绍中国古代乐器的书都把它收进去，作为乐器的一种。但它的真实功能，仍是个谜。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可以发出悦耳声音的响器。陶铃在龙山时代的多处地域都有发现，二里头遗址也有所见。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唯一一件铜铃系红铜制品，见于前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它出土于一座墓葬中，位于墓主人的腰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都见于贵族墓，共出的随葬品较为丰富。与陶寺遗址所见相同，一般也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多见以纺织品包裹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中，铜铃往往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或与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共出，表明这类墓的墓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同时也暗示着铜铃与祭祀礼仪相关连的功能。

　　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件漆鼓。鼓为束腰长筒状，施朱红漆，通长50余厘米。遗址上又曾出土陶鼓形壶一件。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陶埙。
        有骨无甲的占卜习俗          把动物骨骼的某一部分加以烧灼，使其产生龟裂从而占卜吉凶的习俗，从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出现，到商代达于极盛。这一习俗最早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区，在龙山时代分布于长城地带及与其邻近的华北地区，二里头时代扩展至黄河中游和辽西地区。从占卜未来的行为看，它应当属于一种祭祀活动，而且与家畜养殖和畜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据研究，“卜”字的字形就是模仿占卜时的裂痕，其读音也是从爆裂时的声响而来。占卜时用的兽骨，主要是肩胛骨。由于这个部位有既宽且薄的平面，受火后容易爆裂，最适合做占卜的材料。但一头动物只有前肩上的两块肩胛骨，不杀掉则无法得到，所以也来之不易。它作为传达神意的媒介被人们精心选出，而供奉给神作为牺牲的动物当然在优先考虑之列。晚商时期的殷墟王都主要是用牛的肩胛骨和龟甲；而据文献记载，西北的游牧族群用羊，东夷则用牛或鹿。二里头文化中牛、羊、猪兼用。
        中国最早的礼兵器         为维持与扩大王权、对抗外敌，保有相应的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古代王朝文明形成中，青铜兵器的出现及其普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里头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远射用武器镞的激增，暴力加害的人牺和人牲的多见，都暗寓着当时社会集团之间战争的频发与激化，构成了王朝形成期社会矛盾加剧所特有的图景。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它们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以双翼镞、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二里冈时期以戈、钺、镞为主的铜兵系统得到光大，形成了以戈为中心的兵器组合。

　　在中国，最早的马拉战车见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车战也应是从那时开始的，骑兵则更要晚到东周时代才出现。商代晚期以前，战争的主角是步兵。
        钺·军事统帅权·王权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 “大辟之刑”的刑具。在西周金文和《尚书》、《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分别记载商周时期的君王以弓矢斧钺赐与大臣或诸侯，以此象征授予其征伐大权。其中，钺又是最受重视的。它作为仪仗用器，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应当是反映了对传承已久的某种制度的继承。 　　对于古文字中“王”字的字源本义，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认为“王”字象斧钺之形，应较接近本义。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小箭头的大启示         弓箭本来是狩猎工具，在箭杆前端安有石制或骨制的镞。在二里头文化崛起前夜的龙山时代，各个地域不同群团间的战争日益激烈，镞的数量也急剧增多。为提高杀伤力，镞也在不断地变大变重。原来的镞两翼较宽，呈扁平状，份量轻而射程较远，适于狩猎；现在则变得重而细长，能达到深刺的效果，杀伤力大幅度增强。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铜、石、骨、蚌等多种质料的镞，基本上出土于生活区，此外还见有箭头刺入人骨的例子，说明它们应是实战用器。

　　这些制作规范的镞的后端往往有细窄的铤，使用时需将镞铤插入箭杆。有的学者注意到，大致以河西走廊为界，以东地区基本上为有铤镞，以西地区则基本为镞底或铤部带銎孔者，可以将箭杆插入銎孔内。这一空间差异或许与箭杆的选材有关。中原或周边地区大概多以竹为箭杆，竹中空，利于将镞铤插入以固定（当然也可以把木杆劈裂，插入镞铤再以绳绑缚）；而西北地处无竹的高寒地带，箭杆可能多为木质，有銎孔的镞就便于固定。这都是因地制宜的举措，最终形成了各自的传统。
        二里头有文字吗？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字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曾经生活在中国文明核心地区的各族群精英之间交流的主要工具。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得以延续至今，汉字的发明、使用与普及功莫大焉。它增强了各族群间的文化认同，维护和增强了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持久的生命力。那么，汉字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二里头时代是否就有了成熟的文字呢？这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话题。

　　在二里头都邑，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刻符，总计达数十例。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者们见仁见智，尚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众所周知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有理由相信在它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即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属于文字的学者，在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文字这一点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认为能够代表当时文字发展水平的、真正的文字和成篇文书还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时的文字应当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和控制，使用范围较小。同时，受文字载体质料及埋藏环境的限制，如果当时的文书写在竹木或帛类等有机质材料上，便很难保存下来。加上考古工作的或然性，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字发现的几率很低，应当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针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口沿上的刻符，有学者考虑到这些刻符所在的器种和位置，推测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如在公共场合使用时便于相互区分；但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器具以及自然现象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进而释出“矢”、“井”、“皿”、“丰”、“道”、“行”、“來”（小麦）以及女阴和鞭子等的象形字。无论如何，它们还无法代表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可以说，即便日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更为丰富的、足以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和早期王朝史的文字材料，那也完全不足为奇，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箭头属不可回收品，以铜来制作，除了表明战争日益受到重视外，还意味着当时珍稀的铜料来源已得到了初步的保障，青铜器生产的程度日益加深。
        蛛丝马迹：甲骨金文中的早期器物
        前文曾提及甲骨文和金文中“酒”字中的“酉”应是对大口尊这一实物的摹写。我们知道，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见、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甲骨文金文中“酉”字所描绘的肩部突出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早期，到殷墟时期已完全绝迹。“爵”字所摹写的器形，显然也与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流行的爵相近，而不见于商代晚期。从甲骨文到小篆中“壶”字，也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壶形状相近。 　　因此，这些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时代就被创造出来，而一直延续至后代。甲骨文和金文虽出自晚商甚至其后的人们之手，却为我们留下了汉字初步发展时期的物证。
        碧龙惊现“第一都”         2002年春，我们在宫殿区的一座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的院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已如前述。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50年来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成组贵族墓。最令人瞩目的是，其中的一座墓（编为3号墓）中出土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

　　3号墓的长宽分别超过了2米和1米，也就是说面积2平方米多。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如果与后世的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是小得可怜，但在二里头时代，它可是属于迄今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这座墓又是宫殿院内这些贵族墓中最接近建筑中轴线的一座，它的面积和位置已表明其规格之高。

　　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内出土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等，总数达上百件。

　　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胯骨处。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无存。这件龙形器应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原应放在墓主人手边或者系于腕上。

　　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

　　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因此更为逼真，尾尖内蜷，若游动状，跃然欲生。

　　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推测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超过70厘米。         超级国宝“难产”问世         在“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汇报会上，这件两年多以前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公众的极大兴趣。那么，这条碧龙是如何出土的，又为什么迟至2004年才“浮出水面”呢？

　　在3号墓的清理过程中，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开始露头。我们对此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它们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绿松石器相对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是粘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的，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很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将使以后对原器的复原成为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我们紧急向我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援。负责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技师建议先整体起取，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在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整体起取了大型绿松石器，并于当年夏天派专车押运回北京。

　　我所科技中心的工作千头万绪，文保技师答应尽快处理我们的“宝贝”。但随后就是2003年春的“非典”，盛装绿松石器的大木箱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这件国宝的重见天日。

　　2004年夏，大型绿松石器终于开始揭箱清理。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浮出水面”，学者们将其誉为“超级国宝”。

         龙牌，龙杖还是龙旗？        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视觉冲击效果。龙牌上的龙图像，表现的是龙的俯视图。而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高级贵族，应系宗庙管理人员，“龙牌”则应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日本学者把它直接称为“龙杖”或“龙形杖”，一种特殊的权杖。的确，在此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用绿松石镶嵌龙图案的器具，也都是罕见的珍品，而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普通器物。

　　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履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并列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有的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绿松石龙祖型探秘 早于二里头，且与这件龙形器有密切关系的纹饰主题，见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发掘者称其为饕餮纹。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诡异的兽面纹铜牌饰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也属于礼器的范畴。以青铜铸出的圆角凹腰状的牌体正面弧凸，其上铸出兽面纹，再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目前已出土了3件，都是贵族墓的随葬品。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兽面纹铜牌饰表现的究竟是何种动物，是龙，是虎，是鸟，是狐，是熊，还是犬？学者们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后，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知道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当是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其中一件铜牌饰上还装饰有鳞纹。而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的墓主人，其地位应当高于随葬铜牌饰的贵族。值得注意的是，绿松石龙形器或嵌绿松石铜牌饰都与铜铃共出，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那么，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主持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还是乘龙驾云、可以沟通天地的巫师？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种种的看法，但也仅是猜测而已，这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待解之谜。         陶器上的龙形象         龙形象文物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有陶塑龙（蛇）、刻划在陶器上的龙图像以及陶器上图案化的龙纹装饰等。这些蛇纹装饰，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就是龙的形象。祭祀遗存区一带还出土有陶塑龙头，额部刻菱形纹，应是某种器物上的装饰部件。

　　刻划于陶器上的龙图像，最生动的要算遗址中心区出土的两件陶透底器残片上的阴刻龙纹。类似的刻于陶器上的龙形象还有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龙形象大多饰于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广肩直腹平底，底部有中空的圆孔，因而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容器。在二里头遗址尚没有发现完整器，洛阳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中曾出土有类似的器形，其上部有高高的捉手。联系到这类器物器身常饰有龙（蛇）图案，它属于祭祀用器的可能性极大。

　　从出土地点看，这些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二里头都邑的宫殿区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如祭祀遗存区、贵族墓地和官营作坊区等处。这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地位崇高。
        从众龙并起到“饕餮”归一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指出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玉柄形器和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有关，其远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作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

　　有不少学者把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文物，与文献中种种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考察，不无道理。但龙作为后来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也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会生活中的龙形象愈益兴盛。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们的出土还是无法让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就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即龙纹。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

　　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大口尊和漆器上还见有兽面纹和几何纹等纹样组成的花纹带，与作为二里冈至殷墟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相近，应属于图案化的龙纹。换言之，以青铜器为主的商王朝贵族用器的纹样主题，有许多可以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祖型。
        最早的铸铜作坊        在官营作坊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遗址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直至最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有学者推测，统治者把铸铜作坊安排在都邑中心区的最南部，一则是因为这里靠近伊洛河故道，可以为青铜器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二则可以避免冶铸行为对宫殿区造成的污染。

　　遗迹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浇铸工场还发现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铸铜工匠，或铸器过程中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作坊遗址内发现的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器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有兽面纹等花纹。从残范的内壁看，所铸铜器多为圆形，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综合已有的资料，可知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有证据表明，在二里头都邑衰微后，这处在当时唯一能够制作礼器的铸铜作坊应被迁于郑州商城，在其后的二里冈时代，当时国家的统治者仍然保持着对青铜礼器的独占。这种对关涉国家命脉的礼器生产与消费的绝对占有，显示了早期国家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权力中心的唯一性。

         礼制需求刺激冶铸业“黑马”跃起         人工合金技术的掌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在东亚大陆，铸铜技术及铜器的使用可上溯到仰韶-龙山时代，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所见只有刀、锥之类小型工具和装饰品等。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看，西亚及中亚地区在更早的阶段即已掌握了青铜器制造技术，东亚大陆的早期铜器也以与其邻近的西北甘青地区及新疆东部较为集中，且年代较早，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铜器的出现要晚到龙山时代。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青铜和纯铜制造技术，应是通过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自西向东传播而来。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上述青铜器制造技术，限于锻造或石范铸造的范畴，这也就决定了这类青铜文化只能制作一些简单工具、兵器、小件乐器和装饰品等。这与始见于二里头时代，用泥（陶）质复合范制造复杂的青铜容器的高度铸造技术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很少有学者怀疑，这种高度的铸造技术，是诞生于中原这块热土的。至少从二里头文化早期开始，在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石范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模具开始淡出，而工艺上极具灵活性、技术含量高的泥（陶）范模具被创造出来。这一变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原地区金属冶铸业的水平。

　　有学者指出，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考虑，这种新工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社会上层对某些专门礼仪用具的需求而创新的技术。换言之，以礼乐文化为内核的礼制的需要是以青铜容器和兵器为代表的青铜礼器出现的原动力。随着一系列“高科技”的出现，二里头文化在铸造技术上将其他地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一跃而跻身于当时世界金属铸造业的前列，并为日后商周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独特而复杂的青铜工艺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锤碟法锻造或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内范和外范合成的复合范。即在泥质阴文范中放入型芯，再将铜汁灌入外范与型芯之间的空隙。只是到了这一阶段，中国青铜时代才真正发端，显现出原创性与独特性。在世界青铜器文化中，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铸造堪称一支奇葩。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青铜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钺、斧、刀、镞等；乐器有铃；礼仪性饰品有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圆盘形器；工具则有锛、凿、刀、锥、和鱼钩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以容（礼）器为主的器群特征，与长城地带及邻近地区盛行青铜武器和装饰品的风格迥然有异。

　　这些青铜器属于铜与锡、铅的合金。铜器造型已比较复杂，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才能铸出整器。器壁一般很薄，装饰有各种花纹以及镂空，因此内、外范的制作与拼合，更具难度。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兽面纹铜牌饰和圆盘状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成动物或几何图案，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水平。

　　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指出，用分为多块的外范合围成反转的形体，要求创造一种规范化的体系。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发明出这种将设计与铸造工艺融为一体的完整成熟的体系。而标准化、协作性和可预见性是这种生产体系的基本特征。复杂的技术与工序，造就了中国青铜器制造过程中高超的控制与管理水平。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这时的器物一般还较轻薄，体量也较小，最高的也不足30厘米。铜器铸成后往往也不经仔细的打磨和清理。器表多为素面，仅见有较为简单的几何花纹如乳丁纹、圆圈纹和网格纹等。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陶方鼎透露出的惊人信息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数件小型陶方鼎。它们都是口稍大于底，方体深腹，四足。其中一件还饰有弦纹和曲折纹，并有铆钉形的装饰。这与郑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冈期大型铜方鼎在形制上非常相近的。它本身可能是模型或玩具，但这种有悖于快轮制陶原则的造型，最大的可能是在模仿铜方鼎。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应当已经有铜方鼎存在了。 　　在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中，有的还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器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这都是我们在目前出土的铜器中还没有看到的。如前所述，出土这些青铜礼器的墓葬的规模都不大，我们也还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因而，可以相信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的发达程度，远较我们现在知道的要高得多。
       承上启下的治玉技术
       玉器和玉文化的兴盛，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国也因此而被称为“玉的国度”。敬玉和爱玉，成了玉石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先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玉经验，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治玉传统。据研究，玉石原料的开片技术，就包含了线切割、片切割和砣切割三种技术手段。其中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最早出现于距今8000多年前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在王朝礼制整合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选择了海岱地区起源的大型有刃玉礼器群，它们与以琮、璧、璜等为代表的良渚系玉器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从治玉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也同时继承了兴盛于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片切割工艺，而有别于达到线切割技术高峰的良渚文化的治玉风格。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以礼器和装饰品为主，其种类主要有刀、璋、钺、璧戚、圭、戈、柄形器和铃舌等，其中不乏大型器和雕刻有精美花纹的玉器。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长达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玉戈也长达40多厘米。这些大型玉器，气势恢宏，前所未见。以片切割技术剖割巨大玉料和使大型玉器规整、光洁，以及线刻花纹、钻孔镶嵌和扉齿等装饰，都需要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而前述贵族墓中出土的分节兽面花瓣纹玉柄形器，综合了研磨切削、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技法，工艺极其精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前述柄形器上的精美花纹，应是用更先进的砣轮来加工的。这种可以连续转动的圆形工具，甚至已安装在简单的车床上。他们对二里头文化玉器工艺的评价是，“无论从造型、纹样和做工等方面来说，可以肯定当时琢玉技艺的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精巧细致的程度”。正是治玉技术所达到的如此的高度，奠定了日后中国玉器文化走向辉煌的坚实基础。
       绿松石制品及作坊的发现       绿松石，一般以蓝绿两色为基调，有蜡状光泽。因色彩艳丽，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装饰品。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小型管、珠之类人体装饰品，如耳饰和项饰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铜器上的镶嵌。镶嵌绿松石使得这些贵族奢侈品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即使是装饰用的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中也仅见于贵族墓，而与殷墟时期普通人即可随意佩戴绿松石饰品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见在二里头时代，无论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各类镶嵌绿松石制品，还是工艺相对简单的装饰品，绿松石制品的使用范围只限于贵族阶层。
        高超的绿松石镶嵌工艺         在骨器、象牙器和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法，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就较为流行；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也见于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上述两地也都发现了拼嵌或粘嵌绿松石于有机质物品之上的线索。二里头文化不仅有镶嵌绿松石的玉器，更有镶嵌绿松石的铜器和粘嵌在漆木类有机质托架上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工艺精美绝伦，已如前述。从其表现主题和技术传统上看，可能更多地继承了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作风。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中出土了多件圆盘状铜器，大多镶嵌着绿松石。

　　前文述及遗址上出土的3件铜牌饰，分别用200～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镶拼成兽面纹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高超的玉石工艺水平。那些小小的绿松石片，被切割成各种形状，长宽只有几毫米，厚仅1～2毫米左右，且抛磨光洁，殊为不易。其中一件只有铜铸的兽形框架，绿松石片原应是粘嵌在有机质的背托上，出土时背托已腐朽无存，而绿松石片尚原样未动地悬空排列在铜牌上，保持着原来的图案。前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片，较铜牌饰所用石片更小，且背托为立体，多有精细的凹凸之处，其粘贴镶嵌技术之高超，则更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社会上层身份地位标志的特殊绿松石镶嵌制品，在龙山时代还见于城址或大型聚落，但到了二里头时代，却只见于二里头都邑。其他同时期遗址，即便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和城址，都仅有少量制作简单的小型绿松石饰品。象征社会等级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反映了二里头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剧增强的趋势。

　　近年，我们又在宫殿区以南的官营作坊区内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发掘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经钻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处绿松石器作坊紧邻宫殿区，在其南的铸铜作坊一带以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有小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废料等，有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绿松石作坊。这些情况都表明绿松石器的生产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漆器：另一重要的礼器品类        顾名思义，漆器是用漆涂在器物表面制成的物品。东亚大陆使用漆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以前。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漆器出土。由于北方土壤干燥而偏碱性，所以漆器的保存状况往往较差。

　　二里头文化的漆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已发现了数十件。其中器形明确者以觚最多，另外还有匣、豆、盒、钵、匕、勺、瓢状器，以及漆鼓和漆棺。漆器上髹红、黑、褐、白四色漆，而以红色最为多见。

　　出土漆器的10余座墓葬，绝大部分是规格较高的墓。漆器一般与铜、玉、陶礼器等共存，且数量和器类组合一般与墓葬等级相对应。作为酒器的漆觚，多与铜（陶）爵、陶盉相配，形成完整的礼器组合。有的漆觚在朱红地上饰有赭色“饕餮纹”，图案繁复，线条流畅，色彩艳丽。
        精制陶器、白陶与原始瓷        中国古代的陶器，从陶色上可以分为红陶、黑陶、灰陶和白陶等。无论哪类陶器都需要放入窑内，在1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在最后的阶段将窑温缓慢降下，胎土中所含铁的成分氧化可以烧成红陶；将陶窑加以密封从而阻止氧气外溢，铁被还原，就烧成了灰陶；用一定的方式渗碳，则可以烧成黑陶。

　　与上述这三种用普通粘土烧成的陶器不同，白陶是用富含氧化铝而铁的成分较少的高岭土（或瓷土）烧制而成。高岭土中铁的成分越少，器物越显得白净，因而成为日后陶瓷器的原料，备受青睐。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以东的巩义，就是高岭土的重要产地，著名的唐三彩的原料即开采于此，二里头的白陶所用高岭土很可能也来自巩义。

　　二里头陶器以酒器和食器的制作最为精致，它们往往被随葬于贵族墓中，成为显示身份与地位的礼器群的组成部分。作为酒礼器的陶鬶，流行用白陶制作，因含铁量不同，有的色微泛红或泛黄，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优雅。陶盉顶部利用流、口和泥钉，做成兽面的样子，颇具艺术性。陶爵一般胎薄体轻，流、尾修长，器壁经反复刮削，腹部刻划纹饰。此外还有一些尊、壶类器具，也做工精致，造型优美。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少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它们基本上仅见于作为酒器的长流平底盉（也称“象鼻盉”）一种器形。薄胎呈紫褐色或青灰色，坚硬致密，吸水性弱；器表往往施透明釉。器身饰弦纹和云雷纹等拍印的几何花纹。该类器物中子活化分析显示胎土成分与白陶相近，是研究由陶向瓷转化过程的重要标本。

　　中国以“瓷的国度”而著称，英文的“瓷器”即因产于中国而称为china。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原始瓷器，确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前述的连续几何形印纹装饰，也往往见于一些精制陶器如尊、罐类器。这类装饰数量少，集中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和等级较高的聚落如荥阳大师姑城址等。其中云雷纹最为学界所关注。这类纹饰制作精致，沿用时间长，更重要的是它们同其后的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之间有着清晰的渊源关系。
        丝麻溢采：纺织品的发现         在二里头时代以前，纺织品已有较悠久的历史。

　　二里头遗址屡屡发现纺织品的实物或痕迹，主要见于贵族墓中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上，由此可知当时有用纺织品包裹铜、玉器下葬的习俗，最多的包有6层纺织品，厚达数毫米。

　　据鉴定，这些纺织品绝大部分是平纹织物（绢），个别织物是斜纹，似为“绞经”织法。组织纤维较粗的可能为麻布，较细的应属丝织品。麻布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在8×8根至10×10根之间；丝织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则在30至50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