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惊愕交响曲海顿五线谱:名人最后的日子（周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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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晚年周而复
梦棠
周而复
我们在为周而复的党籍终获恢复，而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与历史的公正，同时，也对周而复先生的遭遇表示理解和感佩。然而，又使人分明看到，由于时代的因由与他本人的过失而注定其晚年的悲剧命运似乎也在所难免。当人们回首已逝的往事时，难道许许多多的升沉悲欣不都是如此吗！
周而复先生于去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周先生生前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还曾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顾问等职。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书法家和文化使者。在其漫长的一生中，都在为国家和民族努力工作，都在勤奋地进行文艺创作，有卓著的业绩和显耀的荣誉。然而，这些并未使他在晚年余生时得以安宁，他很不顺，以至面对“有意造谣中伤”而上书给中央最高领导，还打了一场官司……笔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始识周而复先生的，后又多次向他求教和采访。在此，周而复辞世周年忌辰之时，略作回忆，以表对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辈怀念之思。
《上海的早晨》和“文革”苦难
《上海的早晨》，从构思，写，到写完最后一个字，共用了27年，这中间有10年没动笔……10年，主要是“文革”期间受批斗。当时“文革”一起，我被列为文委第一名走资派，第一个受到全委批判的是我，批判所谓“错误”，其实更主要的是批我的《上海的早晨》，当时被钦定为“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开道的大毒草”有“三大罪状”。我为此失去自由，劳改、专政，达7年之久……——周而复先生一次对笔者说。
1964年，周而复作为对外文委干部，被派往山西介休搞“四清”。1966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思想”和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被通知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刚走进朝内大街对外文委办公大楼，就看到“造反派”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黑线人物”，“《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随着“文革”运动与日俱进，对“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批斗也不断“升级”。“造反派”对周而复的“逼、供、信”更加厉害，经常把他打得满面流血，浑身痛楚，一次还特地用手浸凉水打他的脸，这样打出的血混着凉水流在地上，淡淡的不显痕迹，以掩盖其劣行。
周而复住“牛棚”期间，每天由人押着到食堂，在“专政对象窗口”只许买5分钱的份菜吃。结果营养奇缺，双腿浮肿，用手一按就现出一个“坑儿”。即使这样，他还要常常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脸上的汗水，淌湿了地面，一遍又一遍地听造反派们在“声讨”《上海的早晨》的“罪状”。
1968年8月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方泽生的长文《〈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给这部小说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列举三大罪状，是（一）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二）丑化工人阶级，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三）颠倒历史，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些“反对”和“妄图”，则都是“按着他的黑主子”刘少奇意旨炮制出来的。
1969年底，周而复被押送到河南省息县，那里设有对外文委的“五七干校”，他被强迫去打扫厕所，拉车运砖坯和砖头，活儿很重，他咬牙坚持着。有一次运大米，一个“造反派”故意把一个200余斤重的米袋压在他的背上，他立即汗如雨下，刚移动两步，沉重的米袋就滑了下来，幸亏旁边一个中年干部考虑怕出事故，才阻止了那个“造反派”的恶作剧。
一天劳累后，身体如散了架，咬着牙回到当作宿舍的仓库。更让人难忍的是，他的铺位被安排在仓库的窗口下，外面刮风，他首当其冲。外面下雨，他先被淋湿，一连几日风寒雨湿，他被冻病了，只好写信给家属，让把留在北京家中的棉衣、衣箱送来，以蔽凄风冷雨。可后来令他更为心寒意冷的是，家信中说：“看到许多高级干部被打倒了，感到和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要“决心离开”。此时，身心俱创的周而复忽然想到了战国时的苏秦，苏落魄之际，“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自己正值艰危中，妻子竟然提出离婚，不啻是雪上加霜，内心的苦痛，煎熬着已年近6旬的周而复。
重病之中的周而复，已经完全想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以及他们所把持的《文汇报》之所以这样整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历史有什么“政治问题”，主要就是写了《上海的早晨》，小说反映了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当时不仅中央发过有关文件，而且自己亲自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等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谈话。小说反映很真实，没有大问题。张春桥一伙“项庄舞剑”，大加讨伐，目标是针对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
1971年底，周而复回到北京被“继续监护”，虽说还住牢房，但条件有所改善，他不断催促对外文委对他做出“结论”。1973年被释放回家，进门一看，两间房子和家具已被退掉，自己要找的换穿的西装也被她改了女样式自己穿，一问，却得到这样斥责：“你这一辈子还想穿西装？别做梦了！”周而复后来回忆这件事儿，写道：“她最后两句话却像毒箭射进我的心窝！铭刻在我的心田上！在她眼里，我注定完蛋了，一辈子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周而复忍受着心上的创伤。因为他不会舍弃他的写作，到前门外旧货店买了一张非常喜欢的大书桌，孤灯寒夜，开始读书、思考……。转眼到了1976年夏，他想去南京“走走”，不久又去了武汉，好友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孙耀华欢迎他，他就住在孙家，开始修改和续写《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每天清晨3时起床，直写到上午9时，放下笔，洗漱，到马路上吃早点。大街上有很多零散早点摊，有时没有座位，就蹲在路边树下吃。吃完，散一会步，边走边想，回到住处，再写一阵。放下笔，再出来到小饭馆吃中午饭，饭后回住处睡一会儿，下午又继续写。主要是修改《第三部》……孙耀华也尽量不去打扰他，好让他专心写作。对外人也“保密”，只说周是“来武汉休息”。一天，孙看到周太疲乏，就劝他到荆州的郢都和荆州分洪工程去看看走走，调解一下身心状态。周很高兴地去了，原因是他所心系的古代大诗人屈原在那里生活过，并且后来写了《哀郢》后，自投汩罗而逝。周而复站在郢都废墟前，缅怀古贤，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所感动、激励：“伏清白以死直兮，因前后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很快，到1976年10月，他把《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修改完毕。周而复如释重负，他想，《上海的早晨》惨遭批判已近10年，自己将用全部心力继续保护它、完成它！下边还有第四部，还得努力。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四人帮”给抓起来的好消息！他激动地放下笔，走上了大街……
《上海的早晨》自1952年开笔，到“文革”后才完成，共175万字，是周而复作品中最具有影响的一部巨著，可和茅盾先生《子夜》（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比肩。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周而复得益于解放初期，担任过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对工作认真、努力，深入实际，融入生活，有了素材、感受，随时记录在本子上，这样的素材本就有几十个。他说“即使最深刻最精彩的人物与事件细节，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不靠记忆，靠的是素材记录本”。他还说自己是“业余作家”，“不是离开工作岗位脱离实际生活去专门写作。我是在生活中写作，一边写作一边不断积累生活。”
《长城万里图》和“参观”处分
我的《长城万里图》是个长篇，原来叫《搏斗》，后来拿第一部的初稿给楼适夷看，——他是人文出版社的社长，也是我的老朋友，看完后，毫不客气地给“毙了”，他建议我全面写抗战八年。名字也改成《长城万里图》……我为写这部小说，尽量地去搜集、占有资料，特别想更多地了解日军有关侵略我们的资料，这很难，……我在访日时，参观了靖国神社，是为了看看那里的情景，了解有关的知识。后来我在书里（指《长城万里图》第三部《逆流与暗流》）有一章（指第77章）描写了东条英机参拜的情节，如果不去看，就难免不真实。搞创作，你不了解、不深入生活，你能写吗？———你也是学文学的，这个你懂！——周而复一次对笔者说。之后，当笔者又问及如何面对由此而受到的“处分”时，周边说边在笔者的采访本上写了8个字：“福至不喜，祸至不惧”。
也就是在《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第四部基本定稿后，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而复开始了另一部宏篇巨构：《长城万里图》的工程。其实，萌生写一部反映8年抗战的长篇小说的想法，早在40年代初就有了，但因战争年代的条件所限，一时未能动笔。建国后，又因写《上海的早晨》也不得不将其后推。20多年后，他开始翻阅并再次收集有关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查阅自己幸得保存的素材记录，并经过漫长岁月的酝酿构思，于是，在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开启这项浩繁巨大的文字工程。这一下，又付出了16年的心血与光阴。于1987年到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部出齐了《长城万里图》六卷本，分为《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和《雾重庆》，共375万字。出版一年后，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文学奖。
这是一部以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且是写一个伟大民族历经8年艰苦战斗和惨烈牺牲而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场伟大的正义的战争。周而复感到责任、压力俱重，他时而觉得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完成，时而又担心自己会不会有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正在此时，即1982年春上，他体检发现“大便潜血”，四个“+”号，强阳性，确诊为上消化道出血，医嘱需采取保守治疗以止血。于是，他住进了医院。
当病情稍显稳定时，躺在病床上，他重新阅读了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多少年来，他只有此时在病中得以轻闲，他仔细研读托翁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和布局，特别注意到文学大师如何出色地通过小说中人物活动来写战争场面，及特别善于通过人物内心活动来写战争场面，以达到生动活泼、极富变化、引人入胜的效果。在写《南京的陷落》，就很好地借鉴了这一点，如在淞沪之战主要通过蒋介石、张治中、陈诚和谢晋元来写；南京保卫战主要通过蒋介石、唐生智和敌方松井石根大将等官兵来写……
1982年4月，周而复正在写第二部《长江还在奔腾》时，不幸消化道又大量出血，病情恶化，被迫停笔。6月，治疗已见成效，出院，打算抓紧时间继续写，心想已是“退居二线”，可以专心专意写作了，不料中国作协委任他为作协代表团团长，赴意大利出席意作家工会举行的第14次代表大会，写作又被迫中断，这样，第二部到1983年4月才写出初稿，然后放在抽屉内“冷处理”，换上稿纸，开始构思第三部《逆流与暗流》……
周而复之所以能胜任如此重大题材的创作，无疑与他个人特有的、丰富的经历有关。抗战时，他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亲临战场，在敌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多次参加反“扫荡”，参加过“百团大战”等战斗。在紧张危险的日日夜夜里，他用手中的笔，不断地记录着战争中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抗战胜利后，他又以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身份，参加了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调停处执行三人小组的采访工作，辗转南京、上海、武汉、延安、重庆、香港等地，有机会有条件接触或结交当时各界著名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沈钧儒、黄炎培等等。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和安排下，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任务是“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目的是“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研究历史的参考”。周而复在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同时，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这又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比如，委员会有一个重要任务，即让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重要人士，（他们被俘后，服刑期满或者特赦释放，大多数任命为文史专员，少数是政协委员，如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范汉杰、溥杰、沈醉等。）回忆和记述他们过去所闻所见。周而复经常和他们见面联络、开会或一起参加活动，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往，他得以了解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情况，取得了别人无缘接触到的第一手素材，这为他撰写《长城万里图》提供他人所难以企及的幸运之助。
周而复还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到中央档案馆与南京的国民党档案馆查阅有关抗战的文件电报资料，又不辞辛劳专门往延安等自己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访问收集资料，再重点访问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当年国民党和蒋介石活动的地区，及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汪精卫的有关场所，由于涉及到抗战期间国际援助的内容，他又去了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
周而复曾四访日本，先后参观过东京、广岛、长崎、冲绳、箱根等地。1984年10月底，周而复奉命率代表团赴日，去参加日本新制作座歌舞团成立35周年活动，此间，在日方安排下参观了靖国神社……
回国后不久，中纪委七室一位副主任约周去谈话，指出他访日期间有四个问题：一、去靖国神社参观问题；二、对新制作座态度傲慢，中途退席问题；三、在东京停留三天游山逛水问题；四、打手印买春药并要女翻译陪看黄色录相给予翻译问题。对此，周而复当即向七室说明了真实情况。
到了1986年1月中，中纪委七室再次找周谈话，指明这是政治问题，要受纪律处分。果然，1月22日，中纪委做出《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草案。周提出对《决定》“保留意见”，并又以书面报告中纪委“核实后”再“给予应有的处分”。中央虽开除了周的党籍，但又做了“特殊处理”：副部长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不变，除撤销对外友协副会长外，其他职务保留，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出版作品等不受影响。到了3月4日，《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通过全国各报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等媒体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
无疑，周而复此时此刻承受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和痛苦，但他说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心境，很快地投入了他的辛勤写作中去，他起居如往常一样，凌晨即起，擦把脸，即伏案写作，写他未完成的《长城万里图》，并开始撰写后来印成三卷本的《往事回首录》。到1990年秋，周而复去法院办了离婚手续，了结了这一段旷日持久的婚姻冷战，他感到自己是“跳出苦海，自由了！”第二年，他迁居到北京玉渊潭湖畔的翠微园新居，宽敞舒适的居住条件给他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从未有的便利，他用一间大屋子做写作的书房，书架上，写字台上，甚至地毯上都堆满了书，桌子上摊放着一叠叠的手稿。同时还有一间书房，设置笔砚碑帖，写文章写累了，就到这间屋子里练习书法，或者还“笔墨债”……这时，他已将《万》的第五部修改完毕，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回过头来，再写《往事回忆录》。
然而到了1999年11月，即是人们正准备辞旧迎新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周而复却再也无法坐在安静的翠微公寓的写字台前，再也无法控制已控制了多年的激动情绪了，他愤怒了，原因是山西省一家报社主办的一种“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谁是最贪婪的人———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的文章，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建国以来涉贪人物刘青山、张子善、孟庆平、王新民、褚时健、陈希同、禹作敏、王宝森等人，让他们搞一场“足球比赛”，将上述人物“排位”后，最后将周而复分配为“守门员”。文章指出：“严格说来，周而复并不是一个‘贪官’，他的贪婪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贪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而复“作为一名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的本职工作应是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守门员’，但是这位并不安分的守门员却在这点上栽了个大跟头……”后文即追述周而复的“四个问题”。这篇文章后来立即又被北京的一家文摘报全文转载。
“我因为撰写反映八年抗日战争的小说《长城万里图》，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阀有关侵华的资料，为此准备去参观。参观前，我将日程表报我驻日大使馆，送出四日，没有接到大使和文化参赞等人劝阻勿去的通知，我就理解为同意我的日程安排。于是我便于11月10日由日方安排参观了靖国神社，并且向日本老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没想到当天晚上，文化参赞才对我说，最近国内有通知，不要去靖国神社参观，如果工作需要，需中国大使馆批准，但我并没有接到通知，而且已经去过了。文化参赞说，去过就算了，我们大使馆通知迟了也有责任，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被告称我‘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没人通知我中央的通知，也更没有人劝阻。另外，拍照也不是为了什么‘留念’，而是为了写作时参考。”
周而复在法庭上又解释道：“日本政府官员几乎每一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我驻日的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为了发消息，了解何人去参拜，每年都有人去，在此之前，中国许多访日代表团，包括部长以上代表团和我驻日大使也去过。”
至于“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本友好组织”，以及“买春药”、“收看黄色录相并要女翻译陪同”等，周而复都一一作了辩驳或说明。最后，周而复指出，被告说什么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是在“伪造中央决定”，他本人现在仍担任着中国书协副主席等多项职务，至今仍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法庭经过听取原、被告的陈述，并合议后，认为原告和被告分歧较大，周而复状告两社侵害名誉案作出一审判决，于是周而复诉讼请求被驳回，他表示将继续上诉……
周而复为此还于2001年6月，上书给中央最高领导同志，告“有意造谣中伤”者的状，并说：“16年来，迄未核实。特此报告，并请批示有关部门按党章规定核实、平反，恢复党籍”。
周而复多年努力终未白费，2003年夏，中纪委和中组部的有关同志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他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决定。时已90高龄的周而复每念及此，百感交集，且不免于怀耿耿。
我们在为周而复的党籍终获恢复，而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与历史的公正，同时，也对周而复先生的遭遇表示理解和感佩。然而，又使人分明看到，由于时代的因由与他本人的过失而注定其晚年的悲剧命运似乎也在所难免。当人们回首已逝的往事时，难道许许多多的升沉悲欣不都是如此吗！
晚年有闲多用心作书
我现在每天都在写！（周而复先生不止一次对笔者说过这句话，估计也曾向许多人这样介绍他自己的晚年生活）写小说、写评论（1997年结集出版《六十年文艺漫笔》）、还写我的100万字的回忆录（即2004年，他临终前出版的《往事回首录》三卷本）。除此以外，差不多每天我都写写字。过去，我从小到大学期间一直坚持练字，后来参加革命，战争年代，还有解放后，工作太忙，职务太多，练的少了，但尽量抽出时间写写，或者读碑帖……这些年，我有功夫了，差不多天天可以写。初学书法的人，还得从临帖开始，临帖、师古，向古代名家学。如果不下功夫临帖师古，自命‘天才’，信手写来，还说是‘创新’、‘自成一家’，其实一看就知道缺乏基本功，很可笑，也永远不能成家！‘书成’还是晚一些好！‘纸札’的书法家维持不会久，宁可晚一点成名！急功近利，很不好！……不管你是什么头衔，是什么会的会员、甚至理事、副主席、主席，重要的是你应拿出作品来，是画家拿出绘画作品来，是作家拿出文学作品来，是书法家拿出书法作品来！可有些人就把官衔看得太重，甚至想方设法弄一个虚名、走关系，甚至哭哭啼啼要当这个那个……”——周而复先生一次对笔者谈。
周而复晚年移居翠微西里寓所，舒适、宽敞，仍享受着副部级的生活待遇，特别是1992年，因年龄关系退休后，一人独居，读书写作外，他可以拿出较多的时间，来练习他数十年不能忘怀的书法了。加之他后来健康情况不佳，因脑血管硬化，有时缺氧，供血不足，所以常被迫放下书本、稿纸，这时候，看看碑帖，写一幅他最爱写的行书，既是调节，又是休息，还可有的寄托。
周而复的书法主要走的是“二王”的路子，又深得欧阳询的精髓。因此，赵朴初先生曾为1988年出版的《周而复书琵琶行》题诗写道：“欧书端严可南面，气清骨秀胎羲献……”启功先生也随后奉题一诗，有句：“周书下笔开生面……神清骨秀柳当风……”至于所写的内容，据笔者所知，多是古代志士、名家的诗文，如他多次写屈原的《离骚》，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些诗文的内容除了其本身经典性的人文内蕴和永恒的审美价值外，还可使书写者假以寄志述怀吧！当然，他还写了一些自己所撰的诗句、短语等。
回忆周而复先生与笔者关于书法的几次谈话，可归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书法要继承传统；（二）书法家要勤学苦练；（三）书法家要多读书，要有“书外功”；（四）追名逐利可耻，当今书界浮风邪气不可长。对于最后一点，周而复先生每每论及，情溢言表，深深厌恶之。
周而复逝世后，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在—篇悼念的短文中说他“精通八法，对书法界也有很大的贡献！”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国书协的副主席和顾问期间，真的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纵横》2005年第1期）
晚年周而复：憾事与恨事
周而复
周而复，安徽旌德人，青年时期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夜行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当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部175万字的巨著，是周而复亲身经历了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的。他还著有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长篇叙事诗《伟人周恩来》、长篇系列小说《长城万里图》等。
没有人怀疑周而复作品的价值。但对他本人来说，作家的荣耀并不能使得他的晚年安宁。他是夹杂着恨事和憾事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的。
“严重错误”
报道这样描述周而复的“严重错误”——在代表团访日期间，周而复身为代表团团长、高级干部和入党多年的党员，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不听劝阻，擅自参观了供奉有战犯亡灵的日本靖国神社，丧失民族气节，损害了我国的尊严；对待日本友好组织傲慢无礼，损害友好关系；在生活作风上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影响恶劣。 
1963年3月周而复在北京西便门寓所续写《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的声誉就此发生了和以前天壤之别的变化。直到1999年11月，山西青少年报社主办的《山西青年》杂志在发表《谁是最贪婪的人一一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涉贪人物刘青山、张子善、盂庆平、王新民、褚时健、陈希同、禹作敏、王宝森等人进行足球比赛场上位置排列时，还将周而复安排为守门员。文章说：“严格说来，周而复并不是一个‘贪宫’，至少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他的贪婪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的角度上。”“作为一名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的本职工作应是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名真正合格的‘守门员’，但是这位并不安分的守门员却在这点上栽了个大跟头，1985年10月，由他率领的中日政治家书法展代表团在访日期间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开且在活动中的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方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他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节目的闭路电视。并要求女翻译陪看，而且还到药店购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1986年 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周而复的党内外—切职务并开除党籍。”该文后来又被《作家文摘》全文转载。
关于“最贪婪的人”的争辩
在法庭上，周而复认为《谁是最贪婪的人》所举关于自己的事例，未经核实，颠倒是非，恶意诬陷。为此他进行了论辩发言。
针对文章中周而复“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周而复回答，我因为撰写反映8年抗日战争的小说《长城万里图》，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阀有关侵华的资料，为此准备去参观。参观前，我将日程表报我驻日大使馆，送出4日，没有接到大使和文化参赞等其他人劝阻勿去的通知，我就理解为同意我的日程安排。于是我便于11月10日由日方安排参观了靖国神社，开且向日本老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没想到当天晚上，文化参赞才对我说，最近国内有通知，不要去靖国神社参观，如果工作需要，需中国大使馆批准，但是我并没有接到通知，而且已经去过了。文化参赞说，去过就算了，我们大使馆通知迟了也有责任，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周而复强调，当时有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李海卿先生在场。而《山西青年》中的文章称周而复“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没人通知我中央的通知，也更没有人劝阻。另外拍照也不是为了什么“留念”，而是为了写作的参考。
为此周而复及其委托代埋人当场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周而复1985年访日时由日方提供的用日文打印的日程安排表，以及周而复的作品《长城万里图》(注：该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三部《逆流与暗流》第77章中有关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 
1999年的周而复
记者看到该日程表中确实在11月10日有“参观靖国神社”一项，而且周而复《长城万里图》中对于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如果不是作者亲自参观过，的确很难描绘得如此逼真。
周而复还在法庭上解释说，日本政府官员几乎每一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我驻日的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为了发消息，了解何人去参拜，每年都有人去，在此之前，中国许多访日代表团，包括部长以上代表团和我驻日本大使也去过。另外，参拜和参观是两个概念。但是周而复在法庭上，并没有具体指出都有何人参观过，记者在事后采访周而复的时候，周而复也同样没有举出具体参观过的人。
就周而复提供的两份证据，被告律师认为，原告提供的日程安排表难辨真伪，至于原告提供的《逆流与暗流》中对于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与本案无关。
谁的傲慢?
关于《山西青年》文章中称周而复“在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本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周而复答辩说，那次是中国友协代表团专程前往日本祝贺日本新制作剧团成立35周年，当时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规格很高，而日本新制作剧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已经给了日方一个好大的面子。中国代表团到达时，按照日本的礼仪，新制作剧团的团长是应该亲自迎接的，但事实是，新制作剧团团长真山美保不但不出来迎接，反而让工作人员通知下午3点他才接见我，我当时就很生气。到下午3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没空，改在下午4点。到了4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有事改在5点。到了5点日方又通知真山今天不能接见了，改在第二天庆祝大会上接见，日方如此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的。第二天去大会现场恰巧我与真山在电梯门口见面了，真山和我握了一下手，就算“接见”了。一个日本艺术团团长对中国部一级的代表团团长的态度如此傲慢，世所罕见。
不仅如此，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写信祝贺新制作成立35周年，我通知了日方，他们准备在庆祝招待会上宣读，不久，却通知王会长的贺信不必在招待会上宣读。而等到举行招待会时，又要宣读，根本不重视王炳南会长的贺信。在庆祝招待会上，日方冷遇、压低友协团和我驻日文化参赞王达祥，安排他在倒数第二排无名次卡的座位，而一般的日本客人都安排在前排，座位都有名次卡。团长真山以自己的名义举行欢迎我团的宴会，主人席上有她的名字，她却谎称临时有事，要宴会先进行，她晚到一会，但她始终都没有出席。本人出面宴请，而自己却不出席，可见傲慢到了什么程度。我团举行答谢宴会，表示感谢之意，真山又称有事拒绝出席。为了多做友好工作，我决定答谢宴会改期，请她指定时间，她才出席。
当时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部分青年也在新制作，真山通过另一个译员王庆英转告我真山要宴请青年团和友协团，友协团地位高，以友协团为主，请友协团全体出席。可在第二天宴请的时候，青年团却坐首席客人的位置，而我们却被安排在第二客人的位置，真山的讲话也是以欢迎青年团为主。宴会结束，青年团代表表演小节目后，王庆英译员宣布演出结束。我向真山赞赏宴会与演出并且告辞，真山未挽留。当我将要走出宴会厅的时候，日方来人告之，日方还要演节目，请你们回来看，我立即回到了原来的席位，直到演出结束，大家一起离开宴会厅。而真山过后却不顾事实真相，诬我中途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个宴会怎样安排，宴会完了，青年表演结束了，我向真山告辞时，她也没有说日方还有演出，当我们知道以后，还没有走出宴会厅就立即返回原位，这怎么仍算是中途退席，这又如何谈得上“态度傲慢”呢?
周而复接着解释，当我们访问完新制作之后，友协团曾经开会讨论真山的冷遇和离座的问题，经友协团秘书长留炳培综合讨论情况，写出了《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全体团员通过。笔者看到这个活动总结，总结得出的结论是，“态度傲慢”等是日方对中方的误会，并且中方已经向日方做出了澄清。
《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的复印件，被周而复当作证据之一，出示给法庭。但被告律师认为，此文件没有签名和公章，且真假难辨，因此不足以作为证据出现。
只道歉了一点
针对《山西青年》文章中，周而复“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内容的闭路电视，并且要求女翻译陪同，还到药店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等。对此，周而复辩解道，那次从日本回来，女翻译张莉莉曾诬陷我在旅馆看淫秽电视，要她为我翻译，稍有常识的入都知道，淫秽电视节目，无非就是男女的床上动作，一看便知，不需翻译，当时在核实会议上，我曾当面质询张莉莉对我的诬陷，张不得不承认并无此事。另外我也没有买过舂药。众所周知，不要说在国外，即使在我国，多年以前北京机场和免税商店等都有经我国工商局批准出售的性保健商店，出售各种春药和淫具，既然批准出售春药，购买者又何罪之有?这和外事纪律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我也根本没买。
周而复还指出，文章“伪造”中央决定，说什么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事实是，我1986年受到处分，而并未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我继续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2年因为年龄的关系，才和一批老同志一起退下来，我还继续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换届后任该会顾问，此外还继续担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其他的社会团体兼职就更多了，我至今仍享受着副部长级的待遇。
根据这些中辩，周而复的代理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林青在法庭上认为，被告应该停止对于周而复先生的名誉侵害，停止发售侵害周而复名誉的报刊，两家报刊除在本报刊显著位置公开赔礼道歉外，还必须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显著位置刊登道歉声明，以消除给原告之名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赔偿原告名誉及精神损失费10元人民币。
原告《山西青年》的代理律师扬厉首先代表《山西青年》对于此文的发表所引起的周而复先生的不安和最终以诉讼方式解决问题，表示理解。但扬厉认为，这篇文章没有侵害周而复先生名誉权的故意，因为此文的基本事实出自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书，书中涉及周而复先生的部分，来自中纪委对于周而复的处分决定，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早有定论的。但两家被告也承认，文章中涉及开除周而复先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说法与事实有误，事实正如周而复先生所盲，处分中只是开除党籍和党内—切职务。所以，他们一致表示就这一点愿意郑重地向周而复先生道歉。
对《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一书，周而复认为，即使是书中的内容也不能作为根据，因为它毕竟不是法律条文。而且文章外没有注明引自何种书籍。
最后原告代理律师认为，第一、该文将周而复先生与其它10人并列，是违背常识的，其他10人犯的都是经济罪行，而周而复犯的则是政治和外事错误，其他人都已触犯刑律，而周而复先生并没有，周而复先生与他们不能同日而语。第二、原告坚持认为贪婪指的是经济上的行为，周而复先生的行为即使是真实的，能叫贪婪吗?第三、文章350多字，有多处涉及对周而复的人身攻击。第四、中纪委的处分决定中只是说周而复先生“有损国格和人格”，而文章中则说有损国格和人性，人格和人性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根据社科院《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人格”是指人的道德情操，而“人性”则是指人的本性，道德和本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尊重中纪委处分决定的基础上，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于周而复先生的名誉侵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给子周而复先生以精神和名誉损失赔偿。
被告代理律师扬厉最后陈述则认为，第一、文章发表的目的是抨击当前的腐败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和典型事例加以抨击。第二、文章发表的出处是根据《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一书，而该书则是摘录中纪委对于周而复的处分决定，书中的主要内容基本属实，法庭已经当庭认证。第三、法庭经过调查，认为周而复先生不是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此被告已经确认，郑重表示道歉。第四、我国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是要看主要事实是否失实，经调查主要事实属实，虽然有个别出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尚构不成侵害。第五、被告认为，人性和人格没有太大的区别。第六、被告对于原告的经济赔偿不予承认、清法庭依法驳回。
最后法庭认为，原告和被告双方分歧较大，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判决。2000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作家周而复状告山西青少年报社、作家文摘报社侵害名誉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周而复诉讼请求被驳回。他表示将提起上诉。
恢复党籍观念进步
2003年S月17日，笔者与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的夫人梁佩兰女土一同拜访了周而复先生，周而复拿着中纪委的决定告诉笔者，前不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都部的有关同志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不断上诉的结果，他相信党会还他一个清白，虽然目前组织上还没有提到为他平反。他说他还要继续向上反映，平反是他有生之年最大愿望。
90高龄的周而复已经老态龙钟，但谈及往事依然唏嘘不已。关于当年他参观靖国神社所受处分一事，他说姜文作为艺术家要拍“鬼子来了”，去日本靖国神社参观，虽然在国内引起了一番争论，但是舆论民众都给予了理解，政府也没有追究，应该讲是历史的进步，也是观念的进步，姜文是名人，在当时我也是名人，他为了拍电影，我为了写小说，都是为了艺术，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我当初在《黄河东流去》中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日常生活，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曾经走访了他们生活过的所有地方，甚至他们在庐山别墅“美庐”中睡过的床的长度我都丈量过。 
周而复为读者签名
笔者反问周而复先生，我也过去靖国神社，我是一个旅游者，可您当时对靖国神社是部级干部又是代表团的团长，是有官方身份的。他回答，去参观过靖国神社的，有官方身份的人去得多了，况且我当初是以个人身份去的，我是去参观而不是去参拜，这是两个概念，况且我参观的目的是为了写作一本反映中国人民8年抗战的小说。
当笔者提及周先生对日本友好组织做慢无礼一事时，周而复告诉笔者，1985年和1986年，是当时我们十分希望与日本方面修好的时期，我的所谓“傲慢”态度是与当时的政策气氛不合拍的，况且我是一个感性化和情绪化的人，我跟随毛泽东参加过抗日，(周先生随手指了指客厅上他与毛泽东和刘少齐奇延安时的合影)，我是恨日本人的，在任何时候，对于日本人的傲慢和无礼我都十分气愤。
由于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特殊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审视许多夹杂其间的事件和人物时，都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公正。周而复晚年的悲剧性命运，有其自身过失的一面，也有时代的因由。他的党籍的恢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的恢复。(2007年11月29日《南风窗》)
附录
悼念周而复
楚民
去年6、7月间先生还和我通信，想不到那么快就病逝。拨乱反正时期，我写过文章，评论他的作品。20世纪七十年代末，周而复住北京医院时，我和同事去看过他。我调上海后，每次到北京都去看他。他到上海，几乎每次都约见我。
上世纪三十年代，周而复在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时，已开始文学创作。郭沫若作序的诗集《夜行集》，是他的第一本书。郭沫若说他“活画了一张忧郁而悲愤的时代相”。他同田间、沙汀等办过文学刊物；与鲁迅、茅盾、欧阳山等发表过文学工作者宣言。大学毕业后，他奔赴延安，以自己的文学特长，从事艰苦的抗日斗争。我们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出自他手。1949年5月他随军进上海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统战部的工作，使他熟悉了与著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关的生活，成为这一小说的创作源泉。我大学毕业论文评论的就是《上海的早晨》。
“文革”中，《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打成“大毒草”。“四人帮”垮台后，《上海的早晨》得以平反。这时周而复已进入老年，他完成了《上海的早晨》后二部的创作。
1977年开始，他突破了已有的抗日战争小说题材，全面地写八年抗战，定名为《长城万里图》。
七十年代末，癌症袭击他时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
他反复看了有关前方、敌后和大后方创作素材的本子，读了1亿字左右的档案、文献和资料。他在国内外参观访问了有关抗日战争的场所，到过日本等许多国家收集了大量素材。
16个春秋，终于写成由6部系列长篇小说组成的《长城万里图》。这三百几十万字的巨著，从不同角度，全景式、多层次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影响。
《长城万里图》出齐时，周老已过80大寿。但他没有搁笔。他与周恩来有过长期接触和了解，对周恩来有着深厚感情，于是又继续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写出了《伟人周恩来》一书。
去世前，他还把长达3部的《往事回首录》交付了工人出版社。
周而复同志临终时已90周岁，他把退休后的岁月全都献给了沉甸甸的文学创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03月01日)
与大家同行——我与周而复的交往
刘岚
1996年秋天，我应邀来到万寿路翠微西里部长公寓，见到仰幕已久的著名作家周而复。他是我从小就崇拜的作家。记得上中学时，我曾夜以继日地看完了他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当时的文艺作品大都是反映艰苦岁月中的革命斗争生活、阶级斗争、打打杀杀，惟独这部小说，写的是十里洋场上海资本家的生活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所以感到题材特别新鲜。“周而复”三个字就印在我脑子里了。如今能见到作家本人，兴奋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已经八十多岁的周而复，非常注重仪表，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双眸透着睿智。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不像80多岁的老人，只是耳朵背，和他交流很费劲，我只是默默地听他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这次见面，主要是谈《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在我社出版事宜。这部49万字的书稿，是作者60年间对文艺创作的随笔、对人生的感悟。第一次见面，这位经历过各种风暴见过大世面的文化部前副部长、大作家是那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甚至教给我延长生命，多做工作的方法。他说他每天早上6点前起床，看书写作到8点上班。每天能挤出2个小时，一周就有12小时，加上星期天，一个月就是72小时，一年就多出了36天，几十年下来，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可以做多少事，生命不就延长了吗？他自豪地说，这个作息时间在退休前，他坚持了几十年，所有的创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只有早上的时间是最安静，最没有干扰，最能保证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即便在出国访问期间，他都是这样挤出时间写作的。其勤奋的程度非一般人能比。
编辑《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大家就是大家，非同一般寻常人。周而复知识的渊博，文化底蕴的厚重，绝非与生俱来，完全出于作家个人的勤奋、刻苦和睿智，尤其他那不趋炎附势、坚持独立人格的做人风格，令我景仰。编辑名家的书稿，尤其要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虽说周老交给我书稿时说：“我已经编好了，没问题了。”我却丝毫不敢懈怠，毫不客气地挑出两百多个问题，纠正了几十个重要错误。如陕北民歌“顺天游”，按常识是“信天游”，是不是自己孤陋寡闻？我查了资料，又请教了音协的同志，确认应是“信天游”，但不敢轻易改动，又和作者沟通，周老并没轻易言改，他也查了资料，请教了陕北的专家，最后确认应是“信天游”。可见就是大作家，也是相当严谨的；还有一处介绍屈原写到顷宣王，前后不一致。我一直查到《史记》，查到《屈原列传》才确定是顷襄王。而这两篇文章都曾在报刊、书籍上多次刊用，却没有纠正。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当我将样书送给周老时，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说：“这是近年来我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你的工作非常认真。”当时，周而复开始考虑他的封笔之作《往事回首录》交给哪家出版社出版。虽然我明确向他表示希望能拿到这部书稿，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而这最后一本书，是他为自己的一生画的句号，关系如何评价他一生的重要著作。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说过：“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自己。”像周而复这样的大作家，经历过左联、抗战、解放战争、延安整风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始终身处风口浪尖，辛勤笔耕70年。他的著作真实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还出访过30多个国家。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磨难，用他的眼睛观察到的历史，由他心灵感悟到的人生滋味，用他如椽大笔记录下的史实，绝对是独特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往事回首录》具备了文学作品的两个要素——独特性和独创性，作为有20年编龄的编辑，我当然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和分量，但周而复会把这本书交给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辑吗？我心里确实没有底。在《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出版以后的三年中，每到年节总有机会去看望周而复，尤其难忘的是1999年11月26日《作家文摘》竟用一个版的篇幅，转载了《山西青年》刊登的《谁是最贪婪的人——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该文把周而复列为守门员1号，苦于周而复无经济问题够不上巨贪，该文自作聪明地称周是“精神巨贪”。这篇文章把周而复那本不平静的心境彻底搅乱了。2000年初愤怒的老人把《山西青年》《作家文摘》一同告上了法庭。记得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旁听庭审，要给我送相关的申诉材料。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当我按约定的时间6点到家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在楼道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他记错了时间），看着愤怒含冤而又无奈的老人，我心灵受到了震撼，对这些哗众取宠不负责任的报刊感到愤怒。他们打搅了老人平静的生活，要知道，他惜时如金，是以每一天计算自己生命的，他有那么多的著作还要去完成，尤其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往事回首录》正在紧张的写作中。对于这样的大作家，你无法不认真。2000年3月6日，我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旁听了审理。对于那些胡搅蛮缠，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我真想报以老拳。因为赴日事件是党内处理的，此案不了了之。后来，《山西青年》、《作家文摘》两家报刊的主编登门道歉，《作家文摘》还刊出了“致歉声明”。但我明显地感到重创后的周而复已元气大伤，身体大不如前，每次见到他，他会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地讲述那不堪回首地往事，“那是为写抗日战争长篇《长城万里图》才到靖国神社实地考察啊……”这时的周而复明显地有些老态龙钟了。
更没想到的是不久他毅然决定，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往事回首录》交给我编辑，交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记得在中国工人出版社50年社庆那天，周而复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全总领导倪豪梅，握着周而复的手连声说“我们是看着你的《上海的早晨》长大的。”全社职工对他表示了十分的尊重，也就是社庆十天以后，1999年10月25日，他和我社签下了《往事回首录》的出版合同。签了合同，让我喜忧掺半，喜的是多年的努力有了结果，忧的是，这本书将涉及许多政治敏感话题，我一个普通编辑，能否担此重任。两年后，2002年，我拿到了完成的全部书稿和300多张照片，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编辑工作。书稿涉及到的难点不少，涉及到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千的人名、古旧诗词都要核对确认；作者年事已高，记忆有误，写作的时间跨度大，不是在一个完整的时段完成的，前后重复，尤其是赴日事件，反反复复说了七次之多；对于书稿中涉及到的其他人的问题，有些过于情绪化，言辞过激，是否妥当；对中央已下结论的问题如何处理，很难把握；作者又是书法家，手写的繁体字极难辨认，又经复印，复审、终审都感到头痛，将来发排工人如何操作？300多幅照片，如何选择，插在哪里，120多万字超出合同约定20多万字，又要考虑成本……在编辑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比编一般的书稿投入的精力要大好几倍。而我本人又要完成个人的创收指标，还得同时编其他的书。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使《往事回首录》的发排十分艰难，尤其是资金的压力，是此书的出版一度搁置。而因为书稿涉及太多的重大事件，按规定还需报批、送审。出版的时间一拖再拖，最后触怒了作者，周而复竟给原全总领导倪志福同志写信，指名道姓地指责“找不到刘岚延误了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违约”，为此全总的主要领导都做了批示。我真是有苦难言，出了这么大的力，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反而遭此责难。幸好，社里领导很理解个中的难处。王晓龙总编辑并没有指责我，而给我创造了条件，社里统一了认识，加快了编辑出版的步伐。
对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查阅有关资料，各国概况、史记，近代史、古旧诗词，堆了一桌子，随时核对、备查，有时发现一首诗、一个事件版本不同，说法有出入，就选用最权威的。好几种版本的，选用大多数说法一致的，纠正的硬伤几百处；照片的选择，定了一个原则，尽量用真实的历史照片，如重要人物没有当时的照片，就选用相关的照片，只要真名真姓真有其人；关于涉及到的敏感事件、人物，难免有恩恩怨怨就尽可能避开、保留最客观的叙述，删去情绪化的攻击的臆想的措辞，激烈的文字；作者耿耿于怀的赴日开除党籍事件，最让我苦恼，这是中央的决定，曾上过新闻联播、国内外报刊。作者因此受了处分，开除党籍达16年之久，作为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是不可能回避的，共产党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应该尊重历史。经反复研究，最后下决心，在书中完全保留，按时间顺序，客观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应该给老人一个说话、说明真相的机会，毕竟这是封笔之作，以后不可能再有机会了。
当我带着书稿到北京医院1009病房，向老人汇报、商量编辑书稿的情况时，我再次见到的89岁的周而复，他已十分虚弱，十分消瘦。老人拉着我的手说：“让你受委屈了，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请你理解，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切委屈，埋怨顿时烟消云散，面对老人的信任、重托，我深感责任重如泰山。我责无旁贷，无言以对。看得出来，他的生命已快走到尽头，他尽量节省着自己的体力，分秒必争地策划着未竟的事业——《周而复文集》的出版，《长城万里图》电视剧的改编，全部手稿、图书的捐赠，书信集、照片画传、书法作品展……他耐心听取我讲述三审对书稿的意见，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思路清晰地提出删减的意见，对封面的构想，对照片的安排，将亲笔写下的书名交给我，包括从四本合成三本，从120万字压缩至100万字……我们一老一少，在病榻前商议、探讨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每次到医院，我都预先拟好提纲，争取用最少的时间解决问题，生怕耗费了他那本已不多的生命，而周而复总是抱怨我太不主动，去医院的时间太少……说心里话，我真不忍心老去打扰病中的老人，他真的需要安静，需要休息，他实在太累了。
周而复顽强地走完了他90年的生命历程终于得到了安息。
在他的灵前，在和老人做最后告别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为没能让他在生前看到《往事回首录》的出版而痛惜。而又为本书在最终面世时，将会收入人们为他送行的照片、挽联，收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周而复同志生平”，因为在这份生平中，周而复终生追随的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至此，《往事回首录》为周而复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今年6月，我终于取回送审的书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该书稿是个人回忆录。回忆录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对研究党史、国史有一定的史料、认识价值。”出版社紧锣密鼓，加紧修改、印制，《往事回忆录》终于出版了。我终于可以告慰周而复的在天之灵了。
如果老人地下有知，会瞑目了。(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