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幕后推力

2012年02月14日 20:08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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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车站吻别的情侣

“心灵总是拥有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冲动。”三个世纪前，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帕斯卡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作为人类情感活动的一部分，爱情，既是人类精神生活和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也是人体经过千百万年进化发展出的错综复杂，然而精密的神经系统的产物，遵循某种宏大的、我们只能努力了解却无力改变的宇宙运动定律。我们为何会被某一特定群体的异性吸引？我们为何反复在爱情中经历欣喜、焦虑与幻灭的惊涛骇浪？直到19世纪末，科学系统才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开始小心翼翼地探寻解开这个戈耳迪之结的路径。到人类进入第二个千禧年的今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神经科学研究者共同将这场宏大的探索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从而试图阐明，爱情，是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体生物构造这两个极宏大和极细微，仿佛处于光谱两端的所共同塑造的产物。

边缘共振与童年依附——亲密关系的幕后推力

科学难道就不能把爱情还给情人和艺术家们，而留给人们一点神秘感吗？用《洛丽塔》的作者、著名文学家纳博科夫的话来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没有现实也就没有艺术。在加州大学生物心理学专家托马斯·刘易斯、范尼·阿米尼以及精神病学专家理查德·拉农最新出版的著作《爱情通论》中，最终锁定了诞生神秘爱情的魔法工厂：主管情绪、记忆与注意力的脑边缘系统（LimbicBrain）。“正是边缘共振使观察一张异性脸孔所呈现出的情绪反馈变成了一种多层次的体验。当我们深入这心灵的窗户直至边缘大脑，我们的视觉也变得更为深刻。”托马斯·刘易斯写道，“感觉复合。就像两面镜子对着放，产生了某种闪闪烁烁的弹跳感，互相反射使得各自的深度渐渐向后扩展至无穷无尽。当我们遇上了他人的凝视，两个神经系统此时就能形成一种真实而又亲密的接触。”

到这里，我们大脑的一部分似乎记得并找出（往往是无意识的）那个在我们家族内从情感上能和我们产生共鸣的人（通常是父母的一方或双方）。然而进化则要求我们寻找一位比由家族设置的GPS系统更好的伴侣。一旦我们离开父母与家庭，我们的大脑和内心便开始进入搜索状态，寻找相同点，我们的潜意识正如GPS系统一样运作，为我们找寻一份似曾相识的，曾经在自己家庭中体会过的一种爱情：1921年，年仅18岁，日本著名耽美女作家森茉莉偕同新婚丈夫山田珠树前往巴黎游历，来车站送行的父亲森鸥外，在火车开动的一刻，默默地向她点了两三下头，森茉莉顿时热泪盈眶，大哭起来：“那温柔的蔷薇刺，在我心脏中间，现在仍扎着。这是我简直可怖的恋爱。”50年后，森茉莉在回忆录《记忆的画像》这样写道。众所周知，森茉莉的童年，是在父亲精心构筑的童话王国城堡中嬉戏、蜷睡中度过的黄金岁月，从而使得她的作品中的感情只有一种，掩盖在忘年同性之爱中的父女恋，而如其笔下知名洛丽塔型女主人公藻罗般任性的森茉莉，却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始终颠沛流离，辗转在儿子、情人、暗恋的咖啡馆陌生人之间，一如维多利亚·格丽芬（VictoryGriffin）所说：“在儿时感到必须用乖巧去赢得父爱的女人，更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情妇。”

听上去像某种新弗洛依德主义的腔调，对不对？然而研究者们确实发现，家庭影响与童年经历在我们处理爱情问题时候，发挥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2011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专家艾玛尔·列文即从儿童与父母的依附关系考察中，总结出三种两性亲密交往类型：正常、焦虑与羞涩。拥有正常型交往人格的人，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得到欣快、勇气与安全感，焦虑型恋人则比常人更加渴望亲密关系，索取心更为强烈，并永远质疑对方是否能够投桃报李；而羞涩型拥有者则在恋情中刻意逃避亲密关系，并将其看做是对于自身独立价值与自由空间的威胁。日本Cult电影大师三池崇史的《切肤之爱》，以及亚历克斯·雅丁的《芳芳》，完全是两部为我们解析焦虑与羞涩型亲密关系的大众娱乐文本。

真命天子？——小心假警报！

当然，你为之第一眼相中的伴侣，其特征不仅来自父母的形象，还要符合我们体内基因在千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规定。费城莫奈尔人类化学感知研究中心的生物化学专家查尔斯·维索斯基坚持认为，人类目前在择偶的“第一标准”方面仍然和几百万年前我们刚学会独立行走的非洲祖先没有什么两样，女性期待另一半拥有尽量宽广厚实的肩膀与胸膛，以及浑厚的声线，前者预示着更强的、有利于狩猎的体魄，后者则代表更高的睾丸激素水平，而男性则着眼于象征良好生殖能力的梨形身材——看看詹妮弗·洛佩兹就知道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梅西赫斯特学院的两位生物学家，在研究了1960至2000年的《花花公子》“年度女郎”的体形特征后居然发现，当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时，《花花公子》杂志的“年度玩伴”一般都有较大的腰围与臀围比，较小的胸围与腰围比和较小的体重指数值。

有了这些论据，无怪乎在科学研究演员眼中，浪漫也许不过是一只用丝绒手套、鲜花和巧克力精心包装过的繁衍本能冲动。从《诺丁山》到《缘分天注定》，好莱坞引以自豪的浪漫爱情影片男女主人公总能在风光旖旎的场景中以最佳状态邂逅，一个眼神交流后就迅速意识到对方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灵魂伴侣。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一点，对于95%的人来说，最初的浪漫不过是一个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交往阶段，而我们却拒绝正视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再加上一点酒精来提升自己的荷尔蒙与活性肽分泌水平，那么我们更倾向于感觉身边的某个人具备某种无可抗拒的魅力。”加州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心理学专家吉姆·巴福思说，“在某种环境下，你认为某个人让自己感觉良好，然而真正使你感觉良好的不过是大脑中化学信息素作祟的结果。”

不知不觉中，我们被这些生物化学反应误导，认为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菲舍尔在对200名刚刚陷入热恋的被测试者进行中脑腹侧盖区核磁共振后，发现多巴胺分泌明显增多，而另一个麻烦制造者肾上腺素，也在这种时刻跑出来不失时机地麻痹我们的感知系统，从而让我们为自己的神经系统所误导，以为它在向我们发出“非你莫属”这一神谕，从而开始刻意屏蔽那些负面信息，甚至用牵强的理由来为自己的选择性失明和偏执做出辩解。实际上，有许多情况都可能导致肾上腺素的分泌，比如突如其来的灾难：NFL球星、纽约喷气队四分卫马克·桑切斯曾声称在前往客场比赛的包机上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当时飞机遇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所有乘客在几秒钟之间跟随这个狭小的封闭金属空间骤然下降了几千英尺，他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在刹那间抱住了那位在身边惊慌失措的空乘服务员，他说：“当飞机终于稳定下来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双眼，心中默念，就是她了。”然而接下来的情节却是众所周知的——这段关系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

华盛顿州立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关于爱和性的一切，你全错了》的作者，佩珀·舒瓦茨教授曾经做过一组有趣的试验，让一组大学男生戴着耳机，在屏幕前浏览一组《花花公子》杂志封面女郎照片，受测试者被告知，他们可以从耳机中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脉搏，而在测试结束后，每个人可以带一张照片回家作为纪念。结果，几乎每个男生都选择了自己心跳频率最快时所看到的那张玉照，然而他们事后却被告知，他们听到的只是测试科学家随机播放的模拟心跳。这次试验证明，各种一见钟情进而相守终身的神话，包括其中被电影、音乐和文学反复称颂的那种神秘的直觉和预感并不可靠。根据统计，在最近10年中，美国大约50%的初次婚姻以分手告终，而在相对传统的东亚国家，这个数字也超过了30%。最早3周，最迟大约18个月，笼罩在恋爱关系双方眼上的“浪漫面纱”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很少有情侣能够和狂放不羁的NBA球星“大虫”丹尼斯·罗德曼一样，敢于在酩酊大醉，全然不知的状态下在赌城与“护滩使者”艳星卡门·伊格莱拉开始了那段为其两周的短暂婚姻，但我们所犯的错误似乎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你变了”是几乎每一对分手情侣谴责配偶所用的必备说辞。正如西班牙著名文学家乌纳穆诺所咏叹的那样：“爱情，是幻想之子，更是幻灭之母。”更糟糕的是，根据统计数字，较之初婚，美国公民二次婚姻与三次婚姻的成功率只有可怜的40%与25%，似乎我们非但没有从失败的感情中吸取教训，反而愈发步入歧途而不能自拔。

自由与安全——永恒的悖论？

问题何在？需要为这些负责的不仅是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艾文在《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史》中争辩的那样，后工业社会和美国全球流行文化联手造就了一种贪婪的感情观：一方面要求择偶的完全自由与享乐感的满足，同时也不放弃长久稳固的两性关系。男性们渴望成为娱乐大亨休·海夫纳，和N个年龄在18岁至25岁的相貌卓越、性征明显的女性一起住在庭院里有孔雀和火烈鸟、哥特建筑风格的梦幻庄园里，过着某种和谐、宁静而激情四射的单身生活，

“性革命瓦解了人们之间传统亲密关系的纽结，它的结果使得性快感从长期两性亲密关系中彻底独立，只剩下一个个独立自主而孤独的单体人。”麦克艾文在书中这样写道，“所谓自由的爱是一种极端的自相矛盾，一个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必然要接受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纯粹的性关系与后工业时代的过剩消费一样，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降格为自我与物的关系，从而与人类在千百万年进化中通过基因传递的生存本能相悖。”

拥有固定月经周期而非发情周期，以及灵长类动物的幼年依赖期远长于其他物种，是将人类引向长时间亲密的一夫一妻制的强大推力，它将我们推向和谐之爱，即被菲舍风趣地称之为周日共同购物与清晨咖啡之爱。一如在2011年由伊万·雷特曼执导的热门好莱坞爱情喜剧《枕边无情人》中，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艾玛，与艾什顿·库彻扮演的亚当尽管小心翼翼，但仍然不可抑制地突破了单纯性关系的严苛限制。同样，这种魔法效应仍然是我们大脑中奇妙化学反应的结果：大脑伏核分泌的血清素与后叶催产素，负责将激情转换为某种长期依赖感。

稳定的关系似乎与浪漫水火不容，但并不等于将谋杀爱情中的其他重要因素，如亲密与依赖。2009年，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主编，著名研究心理学家罗伯特·爱博斯坦联合全美家庭关系研究协会，分别进行了一项涵盖9个不同国家，5种宗教信仰，4个不同种族的30对夫妇的两性关系评估，最终发现婚姻关系延续20年后，对另一半的依赖感与欣赏感普遍有所增加，夫妻给予对方的综合评分从3.9增长至8.5。于是，在30对受测试夫妻给出的答案中，罗伯特·爱博斯坦总结了11个跨越文化、种族与社会经济状况的感情维系手段，包括信守承诺、良好的沟通技巧、与伴侣分享秘密（但不是全部）、共同筹划经济支出、共渡难关以及慷慨给予。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养育后代作为联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并未出现在这些手段中，一如佩柏·舒瓦茨所争辩的那样，很多夫妻固执地坚信，一个新生的家庭成员会解决他们感情中遇到的各种不快与障碍，其实是我们常识中关于爱情的最大谬误：我们常常发现婴儿的降生使得家庭关系更加复杂化——诚然，孩子成为双方倾注爱意的共同焦点，但也带来了新的焦虑、疲劳与争执。

这种全新的三角关系（母亲—孩子—父亲）带有先天的不稳定性，而父亲则最有可能成为“多余人”而被排除在外，“多数女人会为了孩子如痴如狂，进食困难、哺乳障碍、疾病、认知能力发展缓慢，每个问题都让焦虑的母亲殚精竭智。即便最通情达理的男性，在经历6个月类似的生活后，也会产生嫉妒、愤怒和失落感。逐渐地，两人发现自己被拽到了两个平行世界中，度假、购物、私密晚餐，甚至枕边夜话等维系亲密关系的手段从生活中逐渐消退了。即便在夜晚，两人也不得不随时竖起耳朵，倾听隔壁卧室或者身旁摇篮中婴儿的呼吸。”在对超过100对夫妇进行问卷测试调查后，佩柏·舒瓦茨惊奇地发现，即便在子女进入幼儿园或者接受家庭保姆的日间看护后，大约40%的夫妻还保持在这样一种类似的生活轨迹上，一方忙于各种与孩子有关的活动，另一方继续做着周末或者下班父亲/母亲，从《绝望主妇》里近乎神经质、心力交瘁的勒奈特，到《摩登家庭》中手忙脚乱的卡梅伦和米切尔。

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必须为一段稳固而长期的感情关系放弃很多东西，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妥协。不过只有在巧合、不幸或者暂时应对突发性事件时，妥协才是必要的选择。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之前，处于恋爱或婚姻关系中的双方都应该平心静气地诘问自己，是否都能保证对方做出同等的牺牲？“没有一项选择或举动能够被定义为‘此损彼益’，所以不要容忍一份不公的契约，持久的关系的基础必然是互惠与平等。”

互惠与平等，听起来很像对于密友的要求，然而不要忘记，男性和女性对于友情观点的差距，丝毫不亚于他们对爱情的期待。在女性眼中，最亲密的友谊意味着彼此分享最隐秘的渴望、错误与欲望，袒露得越多，友谊越深。这与男性通过体育竞技比赛、啤酒和长途自驾构筑的友谊大相径庭——男性对于过多细节没有兴趣，对潜台词、暗示和感受分析更是不厌其烦，多数女性所需要的那种亲密关系，男性压根无法经历，也无法想象。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巴伦·科恩指出，女性在“移情”（Empathy）思维技能方面较之男性拥有显著的优势，即认同他人的情感和想法，并对此做出适当情感回应的能力，能够帮助人预测他人的行为和关注其感受，可以在数据不充分的前提下实现想象的跳跃。

然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期望恋情发展成为某种亲密无极限的友谊，最终导致的很可能不是幸福，而是某种心理上的“熔化”感。舒瓦茨将这种感觉形容为被一段关系所吞没，既没有时间反省自我，也无暇享受一丝其他社交关系所赋予的乐趣，仿佛一个四周被安装了无数镜面的幽闭空间。“期待爱人成为最好的朋友”无疑是我们拥有的另一关于爱情的错误常识。在一次心理测试中，舒瓦茨曾向参与的夫妻与恋人们提出“如果被迫前往一座孤岛，那么最希望带的伴侣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半数以上的男性在反复推敲后，选择了圈子中最好的男性朋友，而女性受测者则倾向于带上自己的亲近闺密，甚至诸如布拉德·皮特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等好莱坞男性明星。“爱人也许并不一定在生活中时刻相伴。”舒瓦茨写道，“反过来讲，如果你花在最好朋友身上的时间，能够达到亲密爱侣的级别，那么朋友在你眼中，也会显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