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机场大门图片:这才是《易经》的真面目

[转贴]这才是《易经》的真面目
注：原文是以连载的方式贴出，本文只是节选了一小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原文来源或阅读全书。
bofa 于 2010-4-28 12:40: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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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3 楼
偶然看到这篇转帖。谢谢楼主。
本书己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书名为《揭开帝王的秘籍——正读〈周易〉》。书店及网上有售。电子版搜“苕木匠”即可。书有删节，但配上卦画后更容易理解。
《易》是讲大道的书。三《易》各有分工。占卜也是其功用之一，但主要在《归藏》中，我会逐渐讲到。但整理完尚需时日。现正在解读《尧典》，此为释《连山》的基础。明年这时何可见于网络。
苕木匠/  文
一、 挑点大师的毛病
提到《周易》，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易经》、八卦，算命、占卜。学《易》的人一般也的确是从《易经》、八卦学起，先学阴阳、五行，象、数、义、理，再学《系辞》、《彖》、《象》……
整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累的一件事，而且学到最后一般不外乎是这么三个结果：
一是耐心不够，只看过叁、两本书，学了一、两家的东西就自以为懂了的人，开始用那小半桶水在那里荡：帮人家择个八字、看个风水、起个卦，或者自以为是地持这一家之说去反对其它的各家各派。反正是老子学的最正确，天下第一，地上无双；
二是读书认真，好追根溯源的人，发现越学矛盾越多，越学越糊涂，解又解不开，放又放不下，最后干脆丢开。爷们不学了；
三是博览群书，记忆超群又“大肚能容”的人，最后得出一个“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论出来混饭吃。这也是易学界的大佬、专家、权威们的基本功。有了这个基本功也就可以收徒了，反正你问不倒我这个导师。至于究竟懂没懂，只有自己心里有数。
当然，古今中外像本木匠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敢站出来拍胸说：老子真的是懂了的人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数的人，包括这些拍胸的人及以此为职业的学者们大都还是比较谦虚的，都会在私下或在心里说：《周易》真的是不好学，搞不懂。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佛学研究的哲学博士陈坚副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实在的学者。
他在二零零五年第三期《周易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易经的意义的来源》的文章。其开头两段是这样写的：
“有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
“第一件事是，我的儿子上小学五年级，已能看报读小说了。有一次，他闲来没事，在我的案头上随便翻书。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本《易经》过来问我：‘爸爸，这是什么书呀？’接着，他又在我面前打开《易经》。我一看打开的这一页记载的是‘师’、‘比’、‘小畜’、和‘履’这四卦的内容。他指着其中的卦爻辞满眼疑惑地问我：‘这些话乱七八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一时语塞，但是他的这一问却似禅宗的‘棒喝’，让我有一种‘顿悟’般的心头一震：我确实了解易学史上许多人（比如王弼、二程、朱熹等）是怎么解释《易经》的，可是，你若问我这《易经》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真还不知道，而且说实在的，我从来也没有追究过这《易经》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此时，我猛然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感觉到过的事实，那就是我头脑中所装的原来都只是别人对《易经》的解释而自己对《易经》却是一无所知。我当时愣了一会便敷衍地搪塞了一句：‘等你读大学了，你就知道了。’
“另一件事是：一个跟我学中国禅学的法国留学生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突然拿出一本《易经》来对我说：‘我对《易经》有兴趣，但我怎么能看懂《易经》呢？我把它从头到尾都看了，但还是不知它究竟讲什么，好像没什么意义，难道你们中国人都能读懂它吗？’说实话，我当时有点紧张，不知怎么回答他，思忖了一会，最终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跟他讲了《易经》的一些概况，皆属老生常谈，末了就说了些推卸责任的话，大意思，我不是专门研究《易经》的，他如果对《易经》有什么疑问，可以到易学研究中心去请教有关专家，如此云云。”
对于一个主攻中国哲学的博士、大学教授来说，《周易》这类书应当是了如指掌才对，但陈教授却说自己虽然“了解易学史上许多人是怎么解释《易经》的”，“自己对《易经》却是一无所知”。
一个专家在自己专业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承认自己竟然不懂本专业的知识，是非常少见的，所以程教授的这份坦诚及他应对小孩和洋鬼子的那种机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敬、可爱。
他这种矛盾的表述实际上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他所知的历史上对《周易》的各种解释道理不充分，说服力不够，因此陈教授没有能够接受；二是作为专家学者的他自己，对这本专业内的书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山东大学是我国研究《周易》的知名学府，陈教授所在的哲学系还成立了“易学研究中心”，并主编了《周易研究》这本在我国易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广大的杂志，对于这样环境的这样一个专业学者来说，竟然自称自己并不懂《周易》，其他的普通人对《周易》的理解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陈教授之所以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懂《周易》，原因还在于，这种困惑并不是他个人的迷糊，而是学术界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问题。是一个使有些人感到自豪（因为神秘，所以觉得伟大），有些人感到尴尬（因为说不清，所以感到无奈）的问题。也因此是一个大家都不以为意、更不会以为耻的问题。
哲学博士没有把这本书懂，他让洋鬼子去问的专家是否能强一些呢？前不久我在电视上正好看到的一个专家画面告诉我，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大家都彼此彼此。
那是春节前后的一个深夜，我调电视频道的时候，十分偶然地正好看到一个笑眯眯的学者说：“《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我当时就开玩笑地骂道：“又在胡说八道地害人”。当我定神看过电视上的字幕后，才知道这个人是我国名牌大学的一名博导。而且不是普通的博导，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周易》专家，一位有名的大佬。
我为什么要笑骂他呢？因为《易经》是个比《周易》大的概念，所以无论如何，“《周易》”也不应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这就正如二不可能等于一加三的道理一样简单。
所以我不用继续听他吹牛就知道，他后面讲的不可能正确，只会误导更多的人。
我说专家讲错了，大家可能以为我才是在吹牛。其实说清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几个概念及其演变的过程搞清楚就行了。这几个概念就是：“《易》、《周易》、《易经》、《易传》、易学。
好了，我们学《周易》就从为这位专家挑毛病开始吧。
就从比较二和三谁大，一加几才等于二之类的小学生的问题开始吧。
实际上，《周易》这部让我们今天又爱又恨的书，本来就是一部儿童读物。
当然，不是一般的儿童所能读的物。
一、 帝王的秘籍——储君的教材
我怎么知道《周易》原本只是一本儿童读物的呢？从学习的“学”字和教育的“教”字的甲骨文文义上知道的。
学习的“学”字和教育的“教”字这两个甲骨文的含义，分别是“双手举‘爻’以教膝下之子”和“单手持‘爻’以示人”（抱歉，我不会上传甲骨文，有疑义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学”字的繁体字字形“學”变化不大）。
这两个字中所持的“爻”就是卦的基本单位。而卦是《易》的章节。
三个爻组成一个经卦。六个爻就组成一个别卦，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那种卦。
学“爻”就是学卦。
学卦就是学《易》。
因此，我们知道了《周易》不过是古代小孩子们的基本教材。
甲骨文是商末周初的遗物，所以我们肯定的说，至少在商朝时期，卦就是孩子们的教材了。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前面说“在周公的书桌上发现了他写的《周易》”，这《周易》上的爻怎么会跑到商朝的甲骨上去呢？问得好。
《周易》上的爻当然不会跑到商朝的甲骨文中去。商甲骨文上的爻指的是《连山易》和《归藏易》中的爻。这是两本与《周易》十分相似的书：一本形成于夏朝，一本是形成于商朝。姜太公当时在卖肉之余摆摊卜卦用的就不是《周易》，而是这两本《易》。
这两本书已经失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也许知道一二，但在讲清《周易》之前，讲不了），但有两点在史书上却记载得十分明白：
一是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的品种，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关联。譬如从其产生的时间来说，就有一个先与后的顺序，《连山易》最早，是《归藏易》的源。《周易》最晚，应是前两本的流。等等。
二是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由六十四卦组成。不同的只能够是卦画的排序及卦爻辞（如果这两易也有卦辞的话）。
《周易》与《连山易》《归藏易》这三部书都是古代儿童的教材，也统称为三《易》。但这个教材却不是一般人所可以学得到的。因为在春秋之前，私人不允许著书立说，只有官方才可以办学校，只有贵族的子弟才可以入学，才可以有书籍，因此，只要是教材就与贫民不沾边。而且这三《易》更为特殊，连有入学资格的贵族子弟也是不让读，读不到的。
晋国有一个大学者韩宣子在被派往鲁国任大使时，鲁国的太史让他看了一眼《易象》这本书后，他感叹不已地说：周朝的礼仪都在鲁国保存着啊。可见《易》这部书当时是作为秘籍存在的，可能只有周天子和鲁国才有。
鲁国为什么会有这部书呢？因为鲁是周公后代的居住国, 周公曾摄政当国, 算得上是半个天子。周公在世时, 享受天子的待遇。周公死后，成王特许其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更为重要的是，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周公（实际上，周公正是《周易》的作者，这点我们要在解读完该书后才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鲁国才可能完整地继承了周王天子的礼仪制度，而晋国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自然也就与《易》无缘。诸侯国无《易》，连韩宣子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也没有见过《易》, 可见《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 都能用的，也可见《易》的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天子的孩子们学的当然不会是董永和七娘要学的耕田、织布之类的农家活，他们学的应当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帝王之术，因此，我们说《周易》这部书是帝王的秘籍，其内容应当与储君需要具备的知识有关。
这三部书在当时也被称为《易经》。这个名字的来历与当时书的制作工艺有关。
上古的时候没有纸张，一般是将字契刻或书写在兽骨或竹简、木牍上，其中的竹简可以用牛皮绳穿成一卷成为书。这种书的制作过程有些像织布，而人们将织布机上的纵线称为“经”，横线称为“纬”。因此，古人也就将开卷看书时横在书中的那根穿书的绳子称为“韦（纬）”，而将竖着的契刻有文字的竹简称为“经”。后来又引申为作为古代书的通称。于是，这三本《易》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易经》。
至于《易经》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当时的普通人都不知道，否则还叫什么狗屁秘籍？
好了，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三点：
一、《周易》的源是《连山易》和《归藏易》；
二、这三本书都是天子国储君的教材，春秋之前的整个周王朝，除鲁国外，其他诸侯国可能没有。也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三本书都讲了些什么；
三、《易经》这个名字在春秋之前是这三本书的通称和统称。
三、宝书沦落
春秋后期，周室衰败，礼乐崩坏，原来掌管《易经》的周室史官也纷纷离开王室。他们离开时同时带走了自己当饭碗一样捧着的书，并将它们作为珍贵的礼物献给诸侯国国王，以为进身之路。《易经》及有关周礼的典籍才逐渐在诸侯中传开，并最终流入民间。宝书开始了其沦落天崖的历程。
沦落之初，人们是这样理解《易经》功用的：
“《易经》中包含有伟人所遵循的四条原则：用以讲说道理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辞的内容﹔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变的道理﹔用以制造器物的时候，遵循《易经》卦、爻象所表示的形状﹔用以卜筮预测的时候，遵循其所得到的结果。”
或者说，当时的人们认为，作为天子储君教材的《易经》有四项主要功能，即作为人的言论、行为、制造器物和占筮的依据。我们现在从《左传》、《国语》中选取四个小故事，来说明其在王宫沦落之初，古人是如何应用《周易》的。
1、《庄公二十二年》记载：有一个周王室负责占筮的太史官，带着《周易》这本书跑到舜的受封国向当时的国君陈厉公献宝。陈厉公就让他给自己年幼的儿子敬仲算一算命，看今后的命运如何。进献者奉命占筮，得到了《观》卦“ ”变成《否》卦“ ”的结果。这个卦变是《观》卦六四爻变。《观》卦六四的爻辞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于是，周太史说﹕这个人将来恐怕要代替陈侯而拥有一个国家。但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别的国家。不是在他的身上发生，而是应在他的子孙。时间是在陈国衰亡之后。结果果真如此，等到陈国第一次被楚国攻克，陈恒子则开始在齐国拥有了强大的势力。后来，楚国再次灭亡陈国，陈成子则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2、《襄公九年》记载：鲁国国君鲁宣公死后，他的妻子耐不住寡居的寂寞，与鲁国大夫叔孙侨如通奸，并且干预国政。因儿子成公对其不信任，她则与叔孙侨如于成公十六年密谋推翻鲁成公。结果阴谋失败，叔孙侨如被驱逐出国，穆姜则被囚禁于东宫。
刚被送入东宫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如何。占得《艮》“ ”变为《随》“ ”卦。穆姜是太后，权力曾经很大，史官不愿得罪她，故讨好地对她说﹕“《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会很快出去。”穆姜自己学习过《周易》，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她说：“我出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周易》《随》卦卦辞说：‘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人得以生长的根本；‘亨’是美好的品性相聚积的结果；‘利’是道义添加后的产物；‘贞’是事物应保持的主体。要有仁爱之心，才可以生存。要有美好的品德，才符合于天地的规律。要有利于物宜才合于道义。端正的行为要巩固，才能办好事。如果这样去做了，就不会受到侮辱。所以，虽然处于《随》卦的境地，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现在，我作为一个不应干预政治的妇道人家而参与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爱之心，不能算‘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算‘亨’。自己的行为反而害了自身，不能算‘利’。丢弃寡妇的位置而生情爱，不能算‘贞’。有四德的人，处‘随’之时不会有问题。而我什么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卦的卦辞吗？我自取邪恶之心，能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前一例的主筮者主要依据“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来判断占筮结果，然后以卦象说明爻辞的来历和确定时间、地点。
第二例则是分别以卦名的含义和卦辞的含义来判断结局，不管卦变和卦象。
这两个故事主角都是将《周易》这本书当成了占筮的工具。而以此同时，更多的人却不这些用《周易》。譬如荀子、知庄子、孔子等。
荀子就说：“善《易》者不占”：真正领会和掌握了《易》理的人不用占筮就知道结局。反过来说，占筮的人是因为《易》没有学好。楚国名将斗廉也说：“占卜是为了解决自己感到疑惑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疑问，又有什么需要占卜的呢？”在他们看来，《易》理学通了，就胸有成竹，遇事有主张，依照《周易》的道理去做就行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根本就不用占筮。而《易》没有学好，就会遇事无主见，就疑惑，就要求助于占筮来帮助自己拿主意。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善《易》者”又是如何运用《周易》的：
3、《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就派桓子荀林父率领中军，彘子先毂作为辅佐，去解救郑国。部队刚行军至黄何边，就听说郑国已经被楚国攻破而投降，荀林父也就准备收兵回国。但作为军队副统帅的彘子刚愎自用，违反中军统帅恒子的部署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逼迫统帅桓子为救晋军不得不战，最后惨败而归。
当时担任晋国下军大夫的知庄子，在得知彘子不服从命令而擅自渡黄河的消息后，引用《周易》《师》卦初六爻爻辞，对其行为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战争结局作了分析和判断。《师》卦初六爻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军队出征，以严明的纪律为胜利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彘子违反命令的行为，正是违背了这段爻辞，所以，知庄子作出判断说：“这些军队很危险。”“如果与敌人相遇，一定失败，彘子会战死，即使幸免而回，也一定会受到严重处分”。战争的结局被他言中。
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简公时，诸侯国中只有晋国和楚国最强大，他们交替着主持诸侯的结盟，也就是当霸主。襄公二十八年，应由楚国主盟，于是郑国派大夫游吉出使楚国。游吉高高兴兴地到达楚国的边界汉水时，楚国人却拒绝他入境，让他回去，理由是上一次晋国主盟时，是郑国国君亲自前往，而这次楚国主盟，却只派大夫前来，规格太低了，不合规矩。游吉的面子受到了伤害，回去后心中不平，就运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迷复，凶”的爻辞为依据，臭骂了楚王一顿。他说﹕治国的根本是修其政德，而楚国恃强凌弱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是抛弃了修德的根本，其结局就将如一个想回家又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将是凶险的。他因此判断“楚王将死矣。”结果是当郑简公与鲁襄公、陈哀公、许悼公去参加会盟，刚到达楚国国境线汉水时，楚康王就死了。
这两则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爻辞，将爻辞之义与事件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对照，然后对其结局做出判断。《周易》卦爻辞在此成了真理的标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孔子也曾引用《周易》《恒》卦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爻辞说：“南方人有句话：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够去做巫师和医生（古代的巫与医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却是同一个人来承但的）。这句话说得好啊！《周易》上说﹕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操，经常违背道义去行事，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一个人的结局如何，不用占卜就可从其行为上知道了。”（见《论语·子路》）
孔子这里直接引用《周易》的爻辞说明应该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与知庄子和游吉对《周易》的运用是一致的，都是将《周易》的卦爻辞看成是做人的标准。而且，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和荀子“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完全吻合。他们都是将《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理解为是作者为后代子孙制定的行为准则。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懂得《周易》又遵从《周易》原理行事的人，应该是品德高尚，方法得当的人，他一定料事周全，言谈有理，行为有节，制物精密。而《周易》没学好者，遇事就迷惑不定，就要靠占筮来帮忙拿主意，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以上就是《易经》沦落之初的典型应用实例。从中我们发现两个特点：
一是分为迷信的占卜和行为标准两派。后者略占上风。智者大都持后者的态度；
二是大多是引用《周易》文本，而有关《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应用几乎绝迹。
人们将这个时期学者们对《周易》的各种解释统称为《易传》。“传”就是传授的意思。“《易传》”就是“传《易》”，是自以为懂《易》的人对《易》的解释。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记住最后面的这几句话。至少要记住这样一句话：这个时期的所用人对《周易》的解释都可以被称为《易传》。譬如，本木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现在所发的帖子也是可以被称为《易传》的。
四、孔丘乱世编教材
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日落西山，周公建立起来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制度失去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没有谁还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诸侯国内部也是大夫主政，甚至于陪臣坐庄。
乱了，乱了，全乱了。
乱世中有三个诸侯国鹤立鸡群。这三国就是晋国、齐国和楚国。而曾经为周王室制定规则的周公的封国鲁国却是危机四伏，只能够看这三个大国的脸色行事。在昭公七年的时候，甚至于发生了一件让鲁国国君及全体国民感到十分羞辱的外交事件。
当时的楚灵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章华台，并想搞一个落成典礼，请各国诸侯来开开眼界，以此炫耀炫耀。鲁昭公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他就带了大夫孟僖子一同前往楚国凑热闹。
当时的随行大夫一般都要承担类似现在外交部长的事务，为自己的老板安排好各种应酬，不使他难看。这个任务在当时被称为“相礼”。要命的是鲁昭公这次带来的孟僖子不善于社交场合的那一套应酬之术，结果途经郑国，郑君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昭公时，孟僖子却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他老先生又不知道怎么做好。最后连楚灵王送给鲁昭公的宝物都被楚国的大臣重新骗回去了。
这一连串的洋相发生在鲁国自己的君臣身上，在当时的鲁国人看来，是将制礼作乐的老祖宗周公的“底子”都掉干净了。所以，孟僖子回国以后，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
孟僖子失礼事件不仅对孟僖子个人的打击很大，对鲁国当权者的刺激也很大。当时的鲁国国君昭公有名无权，实力强大的是被称为三桓的季氏、孟氏、叔氏三大贵卿集团。其中季平子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所以，他就在贵族的子弟中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特殊人才招聘大会，并成功地将贵族中的聪明人一网收尽了——外星人都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是吧。
这一来就把希望上进的孟僖子搞得投师无门。还好，有一个季平子不想要的人在那里等着。这个人姓孔名丘。也就是那个被大儒朱熹说成是：如果没有这么个人的出世，我们中国人就会如生活在漫长的夜晚一样分不清糖稀和鸡屎的人，那个被历朝皇帝封为“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人，那个近一百年来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亿万只脚后却依然没事，最近正在拍拍尘土，重新慢慢站起来的那个人——孔子。
季平子招聘的时候，他跃跃欲试地以为机会来了，并自称自己的那位谁也不知道的父亲就是当时的一个已经死亡多年的流亡贵族叔梁父，以此资格而去报名。
当时负责招聘考试的是季氏的家大夫阳虎。阳虎看着这年轻人眼生，又翻了翻贵族子弟的花名册，的确没有孔丘这个名字，所以他认定来人完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就对他说：“我家老爷招的是贵族子弟，你个街头小混混跑来干什么。”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跑了。
真是一个投师无门，一个报国无路啊。于是孟僖子和孔丘两人在考场外一见如故。孔丘成了孟僖子的家臣、师爷。
下人不能当师爷，这是规矩，否则有辱家门。得把孔丘包装包装。于是孟僖子就找到鲁君昭公为孔丘通融。他对鲁君说：我这里有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懂得很多的规矩，如果这些规矩都能够落实的话，季平子那小子就应当把权力还给您老人家了。
这时的鲁君其实比孟僖子更需要孔子这样的人。因为他做梦都希望周公所制定的那一套制度能够得到遵守，那样的话，他自己就有权了，哈哈。君就应当高声说话，要像个真正的君，臣就只能在一边听命，说话轻点。季子还不快滚下台去。这么一想，他当然也就同意了孟僖子的计划。
两人一合计，还得让他先到周天子那里进几天修，顺便取把尚方宝剑回来。于是给孔子放了一个使臣的职位——这点权他还是有的，又不是什么能弄十万八万的肥缺。
此时徒有虚名的周天子当然支持鲁昭公的计划，天子的梦比诸侯的梦还香呢。于是他对孔丘说：“啊，想要几本破书闹革命是吗？支持支持，库房取去吧。”
又把管理员叫来：“啊，谁，那个老聃啊，鲁老板派小孔来找几本书，你给他介绍介绍，让他随便取吧。”
老聃虽然看不上这个小青年，但老板的指示哪敢不从，所以只有照办。
孔丘当然不会客气，把《诗》、《书》、《礼》、《乐》、《易》等这些记有周天子礼仪制度的书，这些周王室学校的教材都搬回来了。当然，有些鲁国本来就有的书就免了。
搬回来有什么用呢？老季又不会读。读了也不会照着去做。
没关系，咱们办学校，培养自己的人，然后去宣传。
于是，在鲁昭公和孟僖子的暗中鼎力支持下，他的平民学校办张了。
“三婶、四叔、五爷的孩子们，都来吧。只要想读书就都来吧，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
孔丘从此成了孔子——姓后面加一个“子”，那是尊称，是大师的标签。为什么加个晚辈的称呼——儿子的“子”反而成了大师呢？是取其赤子之心、道德榜样的意思。
但是问题来了，教师太少啊，而且所招的学生大都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贫民子弟，这书太多了，讲不完啊。没关系，咱们办学的方针不是就为了学习礼仪及想通过这种学习从而恢复周礼所规定的秩序吗，那就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统统删除吧。
怎么删？有“仁”、“义”、“道”、“德”四个字的留下来，其它的统统送到伙房去，成年老柴，发火好得很呢。于是他的学校教材解决了——大约是周天子学校原教材的十分之一。
孔子带回的书中，当然也包括《易经》，但《连山易》和《归藏易》是夏、商两朝的古书，显然不属于周礼的范围，而且还可能没有文字。怎么教？学生问我，我答得上来吗？办法是有的：
“杂七杂八的，什么东西，也送伙房吧。”
从这时起，从孔子办学开始起，《易经》这个名称成了《周易》的专称。
好，到这里，请记住三点：
一、《易经》这个概念至少从孔子办学开始起变了，从三《易》的通称，变成了《周易》的专称。缩了三分之二的水。
二、由于孔子的教材是从周王室请回的权威教材，因此“经”字的含义这时已经不仅仅只是指书，而是成了权威的象征，上升到“经典”的高度了；
三、这时五经的排序是《诗》、《书》、《礼》、《乐》、《易》。《易》处于摆尾的位置，而不是和后来一样跑到前面去了。
五、孔子的变性手术
《周易》虽然被孔子作为教材保留了下来，但这却是一本奇怪的教材，因为孔子办学期间并没有教过。或者说这本书发给（如果有书发的话）学生后是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十多岁的孔子自己并没有将这本书看懂。而且，这时的孔校子忙得很。他要抓紧时间办速成班，组织力量斗季平子。斗争失败后，则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流亡之路。
士为知己者死。孔子一生都在为知己者鲁君昭公、孟僖子及其继承人卖力。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忙碌。但他是很不得志的，除了五十二岁那年在鲁国受到短时间的重用外，他一生都在流亡中度过。都在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那帖没人要的复辟牌狗皮膏药。直到近七十岁时，他才开始安静下来，承认自己的复辟梦破碎。
但这个就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老头依然不甘心。他要作最后的一博。他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由他的学生们完成。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孔先生开始违背自己办学之初只解释而不创作的标榜，“随心所欲”起来了。结果是诞生了两本新书：《春秋》和《孔氏易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再杀下去，齐国就没有太史了。
从这二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都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就是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
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
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好威风啊，夹着尾巴的时候。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自己的美好意愿篡改历史。他的这种做法有如一个本想要女孩的父亲强行给自己初生的儿子做变性手术。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及“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我在《春秋》这本书中篡改了历史。”
一个还算诚实、可爱的老头。
不诚实能行吗？大家都知道的事盖得住吗？能打马虎的时候也还是要打马虎的。譬如对《周易》这本大家都读不懂的书，忽悠忽悠就没有关系。
对，《周易》也是他在改编《春秋》的同时，选择的又一本他以为可以寄托其政治理念的载体。为了将这张王牌打好，他老人家还真是下了不小功夫的。晚年的他日夜都带着这本书。因为翻书翻得太勤，将穿书的绳子也翻断了多次。但可惜的是他依然似懂非懂。
“唉，这破书怎么这么难读啊。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易》就好了，那么的话，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他有一天这么叹息道。
但不懂也不能让自己的学生看出来，否则还怎么当老师。所以，当有一天他的学生子赣问他：
“老师，你也相信《周易》是本占筮的书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的功夫也还不错呢，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就是现在占筮技术最好的那个叫周梁山的小子不是也不过如此吗？”
也不知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又以什么为标准认定其准确与否的。当然，这个比率是个进退自如的比率。因为比百分之五十概率高，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后退的余地。当然，要检验我这个老师说的比率是否正确，那可不行。我是有理由拒绝的。
“我从不为别人占筮，不搞这一套。我学《周易》是从中学习有关道德的理论。占筮这类观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技术是为了把它的道理弄明白。明白了道理是为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观察到了事物的细微变化却依然不明白道理，就成了巫人。明白道理却没有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成了史官。我自己是直接从中读出道德的，我与史家巫人虽然用的是《周易》这同一种东西，但各自达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看这话说的，一听就让人的脚丫子都生出敬意来。
在孔子看来，他就是那个比巫人和史官站得更高的人。那么，孔子站得有多高呢？他又是如何从道德的角度解读《周易》的呢？他从中读出了哪些道德呢？大都记录在他及其学生们编的五本书中。这五本书就是《彖》、《象》、《系辞》、《说卦》和《文言》。
我们这里就不一一分析这五本书的内容了。我在此想说的只有一点：他及其学生们合编的这五本书与《周易》本义几乎是无关的，说对的地方不会超过百分之五，比中彩还难。
譬如《彖》和《象》两本书对六爻卦画及卦变原理的理解就完成是错误的。什么“动乎险中”、“柔上而刚下”，什么“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等等，没有一句话是对的。《周易》的六爻卦画根本就不是由两个三爻卦画组合而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后面解读《周易》卦画时我们会详细解释，这里不讨论。
好了，这一段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 孔子一直是戴着“道德”牌的有色眼镜在读《周易》这本书。也正是因为他的主观意愿太强烈，所以他虽然十分努力，却依然没能把这本书读懂。而且还不懂装懂；
二、 他认为《周易》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占卜的书，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 他晚年时与学生一起编写了《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这五本书。但编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周易》，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说好听一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托古改制”，就是现代人评价他的：是“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其中的观念可能很好，但肯定不对，与《周易》这本书中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仅就我们解读《周易》这么个学术问题而言，是有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