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美发会员卡:卅年磨一剑 泣血祭英魂 ——我的西路军研究和创作

                              ——我的西路军研究和创作

 1979年我开始调查研究西路军，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间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我矢志不渝，从未放弃过西路军的研究和创作。如今，我虽已年过花甲，仍然以极高的热情，毫不懈怠地完成着国家课题西部项目：西路军资料长编、研究述评和述论。我对此充满信心，并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支持和西路军研究的大好形势。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央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许多党史、军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西路军已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被正式写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经中共中央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我为此感到欣慰。回顾三十年来我对西路军的研究和创作，不禁感慨系之。

一、《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创作、影响和价值

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后文简称《蒙难记》）从1988年《西北军事文学》第二期首次全文发表，至今已近二十年了。编辑部是将拙作作为长篇报告文学推出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在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和评论界，已是被绝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所接受和坚持的主流思想理念。从当年在北京举办的作品讨论会，到众多评论家、作家在各种报刊媒体发表的数十篇评介文章，一直到2001年第一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对拙作的真实性，从来无人提出过疑义。笔者常为此略感欣慰：尽管拙作还存在着一些缺憾，诸如文学性不足和有些粗糙等；但对其真实性，笔者还是十分自信的，因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根据作者长达十年的调查采访写成的，部分内容则引自馆藏档案。所有被采访者当时都健在，没有人对其总体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原西路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甚至鼓励我可以写得更大胆些，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她什么都交待过。原西路军前进剧团演员陈素娥后来更加祥尽地给我讲述她与孙玉清军长恋爱生子的经过，让我把情况写成申诉材料，上报中共甘肃省委。为此，当时的甘肃省长曾去慰问过她，民政部门也给她和孙玉清的儿子刘龙发了烈属证。

      （一）、长达十年的调查和采访

我们对西路军的调查和采访，是从1979年开始的。起初，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张德芳和郑子文组成了一个“红军在甘肃”的课题组。目的是想把红军在甘肃的历史搞清楚。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条十分新鲜和重要的线索：一是甘肃省档案馆存有西路军专题档案二十多卷；二是两册关于西路军的回忆录《悲壮的历程》和《气壮山河》。于是，我们决定将“红军在甘肃”课题组改为“西路军史”课题组，企图集中力量调查研究鲜为人知的西路军历史。这年9月，我们三人带着借来的三件皮大衣和两架照相机，从西路军西渡黄河的甘肃靖远县河包口（虎豹口）出发，开始了我们艰辛而又饶有兴味的实地考察访问。靖远县、景泰县、一条山、双龙寺、五佛寺、寺滩、古浪县、武威（凉州）、新城（满城）、永昌、张掖（甘州）、高台，沿着西路军的西征路线，一边考察重要战场遗址，查阅相关资料，一边访问西路军流落当地的老战士、当事人和见证者。由于当时西路军还戴着“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帽子，相关部门对我们的考察采访，并不全都十分支持。被我们采访的数十名西路军老战士，由于在“文革”中几乎全被当作“张国焘路线的走狗”“叛徒”“逃兵”批斗过，大都心有余悸，往往在无他人旁听时，才能放开讲当年的真实情况。

尽管如此，两个月之后考察归来，我们还是颇有收获。我把两三个采访本都记满了，另外还拍摄了两三卷战场遗址和被采访者的照片。根据所获材料，主要由我执笔，写了三份关于西路军的考察报告，发表在1980年的《社会科学》（甘）上，之后又全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转载。今天看来，这三份考察报告尽管粗浅，但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央是知道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并非如某些回忆录所云，是张国焘假借“打通国际路线”私自调动西路军西渡黄河；二是考察校证了西路军西进的准确时间、准确地名、战场实况，以及重要烈士熊厚发等人的牺牲真相，发现了一些进一步深入调查的线索；三是埋下了撰写长篇报告文学《蒙难记》的种子，为其写作做了最初的准备。这并非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我有一种终生未变的情结：做为烈士子女，一直想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此，我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企图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正是由于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和训练，在考察和采访过程中，我非常注意细节的观察和记录。《蒙难记》中张怀碧、吴兰英和陈茶秀的事迹，都是根据我这次采访记录写成的。

为搜集更多的西路军资料，我们给一些老红军发涵，请他（她）们撰写回忆录，提供相关线索。很快，我们得到老红军寥作庭夫妇的回信。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们整理回忆录。寥作庭当时任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离我家很近。我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听他讲述在红军中的经历。寥副院长的夫人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与西路军前进剧团女战士陈素娥很熟悉。她十分肯定地告诉我：陈素娥的儿子刘龙，就是西路军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遗腹子，长得和孙玉清一模一样，很多见过孙玉清军长的老红军看法都是这样。于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我到兰州火车站附近，多次采访了陈素娥。

为进一步证实陈素娥的身份，从1980年夏天开始，我到北京多次采访了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王定国曾是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服装股股长，当年和陈素娥是无话不谈的密友。她精力充沛，记忆力很好，许多牺牲或健在的战友的姓名，她都记得十分清楚。她不但证明了陈素娥的身份，还为我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以及其他战友的事迹。《蒙难记》中“前进剧团的覆灭”“西宁‘新剧团’”“军长和他的亲人们”“甘州星火”等章节主要就是根据对王定国和陈素娥的多次采访写成的。

1981年，主管历史室的副院长和室主任，不让我们再继续西路军的调查和研究。理由有两条：一是党史研究有禁区，西路军史的研究就是禁区之一，若出了问题他们负不起责任；二是应集中全力进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研究。尽管我心里不服，表示出了问题自己负责，但还是不得不服从所谓的组织安排，将大部分精力摧投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资料搜集和编纂的工作。此后，我又利用外出开会和帮老红军重访故地整理回忆录的机会，到西安、江西、北京、西宁、大连和河西走廊等地，采访了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的妻子杨文局（曾任西路军供给部保管科长）、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妇女团营长何福祥、陶宛荣、妇女团秘书李开芬、女战士李文英、姚芝珍、安明秀、王玉春、董桂芳、张秀芳等。

在此基础上，我于1986年底写成了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俘》。此前，我曾根据从中央档案馆搜集到的相关电报文献和采访资料，写成历史传记《董振堂》《西路军大事记》和《西路军妇女团考略》等相关论文。《董振堂》于198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路军妇女团考略》，《党史研究》让我修订后在1985年第6期刊用。《党史研究》编辑部先是给我寄来了两份《西路军大事记》的“送审稿”，后又当面告诉我“上面”不允许发表。投到他刊的相关论文，也迟迟不见刊用。怎么办？在困境中，我写成了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俘》。写作的动因，一是由于西路军女战士被俘后的悲惨遭遇和艰难的生活现状，使我寝食难安，不吐不快；二是想借报告文学的发表，为西路军的研究和创作找一个突破口；三是让世人了解，革命成功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胜利是耸立云天的丰碑，悲壮的失败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不了解革命进程中的艰难，就会害“营养缺乏症”。当然，我也意识到，作为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们被俘的命运和遭遇，还有更多的内涵，见仁见智，会给读者更丰富的人生感悟，但写作和发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主要和直接的目的，就是上述三条。

（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发表和影响

大约是1987年初，我将《西路军女战俘》寄给了大型军事文学期刊《昆仑》。不久，编辑部复信，对拙作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但对公开发表，表示了顾虑。我又拿着退稿，亲自登门到兰州某妇女杂志投稿，一位姓刘的男编辑，看着我手中厚厚的手稿，当即拒绝。理由是太长，他们主办的杂志一期都登不完。我怏怏然归来，发现刚创办的《西北军事文学》刊登了我投寄去的短篇小说《山溪水清清》，一阵欣喜。于是，我带上两次被拒绝刊登的《西路军女战俘》手稿，直奔设在兰州军区政治部的《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编辑部共四个编辑，挤在一间房子里，主编叫贺晓风，戴着眼镜，有点谢顶，看起来比我年龄稍长，比我年轻些的陈作黎和徐光泽分别负责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最年轻的小殷则负责编辑诗歌。他们都很朴实，没有架子，问清了我的姓名，便以我的小说已被刊用相告。我表示感谢之后，径直说明来意，便将投稿留给了他们。

一个月后，记得是1987年9月份，《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电话约我去谈话。编辑部对拙作《西路军女战俘》表示肯定。主编贺晓风当面鼓励我说：“你知道的很多，要放开写，其他问题由我们负责。”他让我在12月底之前将稿件修改好后交给编辑部。

是的，我确实知道很多西路军的事迹，但由于传统观念作怪，我顾虑重重，写得拘谨。贺晓风等编辑居然能看得出，并且一语中的。我十分佩服编辑们具有穿透力的眼光，也由衷感谢他们的鼓励。经过两个月废寝忘食的补充和改写，12月底，我终于提着满满一小皮箱手稿和数十张当年西路军遭残害者的原始照片，送到了编辑部。编辑们看过17万字的修补稿后震惊了。陈作黎建议分期连载，贺晓风则果断决定：一次全文刊出。我喜出望外，只是觉得还有些粗糙，想再润色謄抄一遍。贺晓风主编说，剩下的工作由他们来作。我告诉编辑们，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被俘过的西路军将士，对“被俘”字样十分反感。贺晓风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决定将拙作的题目改为《蒙难记》。

《西北军事文学》是双月刊，1988年3月20日《西北军事文学》第二期将《蒙难记》一次全文刊发，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

文学评论家周政保首先在《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拙作的文章《真实的魅力》。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今晚报》《兰州晚报》《齐鲁晚报》《文学自由谈》《评论选刊》《求是》杂志等十几家报刊杂志相继评介、选载或连载。6月26日，“《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品讨论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会议由当时的《西北军事文学》主编贺晓风主持，应邀到会的有著名作家、评论家唐达成、徐怀中、王愿坚、鲍昌、何西来、谬俊杰、冯立三、丁临一、周政保、朱春雨等四十余人。会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各大媒体迅速作了报导。《西北军事文学》在同年第五期以《在花岗岩上雕凿的女战士群像》为题，发表了作品讲座会记要，并刊发了评论家谢昌余的长篇评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著名作家魏巍在《求是》杂志第7期发表评论《读〈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评论选刊第9期在选登拙作部分章节的同时，刊发了著名评论家冯立三的长篇评论《评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还有一些评介和采访我创作过程的文章，如《用脚采写的报告文学》等，兹不一一赘述。

国外影响也有一些。耶鲁大学的博士、前来中国的美国和法国留学生都曾到兰州来访问过我，也有旅居英国的华人来涵商酌翻译出版拙作。

据我所知，到2002年为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先后出过了三种版本。

更加令我欣慰的是，《蒙难记》首次发表十四年后的2002年，荣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这次评奖范围包括1977年到2001年国内发表和出版的所有报告文学，共评出长篇十部，中短篇12篇，按得票多少排序，《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名列获奖长篇第七名。

2003年12月15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石宗源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陪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湖南和江西瑞金参加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途中谈及西路军的历史及相关作品，李长春同志表示想看一看。因此，石宗源署长让我用特快专递将我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一式两份速寄他，一份由他转交李长春同志，一份他自己读。2004年夏秋之交，我出差北京，见到了石宗源署长。他说，已将我寄他的《蒙难记》等西路军相关著作，转呈了李长春同志。1988年《蒙难记》发表时，石宗源同志正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兼临夏州委书记，90年代初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后，曾与我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虽未专门谈及西路军和我的相关著作，但他对我的相关著作是肯定的，对我是信任的。

（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价值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众多评论家、作家肯定的思想、题材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二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影响；三是其口述史的价值。

1、思想、题材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

（1）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魏巍在《读〈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文中说：“我认为这部作品，对揭示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颇有价值。我们常听革命老人感慨说：‘革命来之不易啊！’而这一点在文学上却表现得非常不够。过去在文学作品中，对于失败、困难、挫折、错误等方面，作者常常不敢放手去写，到了‘四人帮’时期，又把一些作品说成是‘渲染战争残酷，颂扬战争苦难’，弄得作者更不敢接触这个方面了。我自己在‘文革’中就受到许多内行同志的反复围攻，弄得人啼笑皆非。其实这样做，非但害了艺术，也害了政治，革命历史的伟大而艰巨的真实图景，也就不能生动地充分地反映出来，实际上反而削弱了它的教育力量。这是一个教训。”“作品表现了许多女战士的命运和各不相同的遭际，这些合在一起，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深沉的主题：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它将深刻地告诉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革命战士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也包括这些女战士所付出的昂贵代价！”①

（2）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深沉颂歌。冯立三先生在《评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文中说，西路军的历史悲剧，“是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军人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巨大的失败和敌人的灭绝人性的摧残的反衬下更其辉煌的集团性的证明”。作品“秉笔直书。不过，这种描写并不是不顾常识地指责那种适应战争需要的万不得已的命令的残酷性，而是要表现女战士们在执行这种残酷的命令的过程中那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失去依靠，绝无胜利可能的绝境中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着力表现蒙难女战士凛然难犯的正气，万难不屈的信仰，使作品于苦难的描写中依然轰响着斗争的主旋律。这不完全出自人为的选择和强调，主要的是如实表现蒙难而不屈的女战士和精神世界和行为特征的结果.这种来自于周密的调查研究，其客观真实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经历、环境、行为动机、方式、结果的相互印证得到逻辑证明的描写，使人不能不相信：被俘的生活依然可以是战士的生活，忠贞的被俘者依然不愧为忠贞的革命者。这种显示在被俘环境中的忠贞、勇敢和智慧，是只有真正的革命军人才能具有的品格。有幸不必经受这种考验的人，没有资格轻视这种考验的价值。”

（3）深刻的人民性。冯立三指出：“作者在调查西路军女战士的历史与现状的整个过程，既是一个创作准备的过程，也是一个敦促地方党政机关落实有关当年西路军战士的政策的过程，这很值得赞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艺术修养无疑不可或缺，但给作品以时代性灵魂使作品与人民声气相通的，毕竟不是技术，而是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的深刻的人民性。”“可贵的，令人感动的，可能保证着作者有着远大前途的，是他对人民的忧患的切肤之痛和为解除人民的忧患奔走呼号的战士之情。”“《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朴素、沉重、悲怆、有力，于文学的题材的开拓有功，于现实的改造有利，值得重视，值勤得推荐。” 魏巍则肯定：“作者还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他对失散和被俘的男女同志怀有深深的同志之情。他跑遍全国各地去访问她们，不仅给了她们以抚慰，也写成文章为她们说了话。不然谁知道她们艰巨的奋斗和所受的苦楚呢！现在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女战士（男战士也一样）是有功的，她们对党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她们在革命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太大太大了。作为女战士，真正在第一线作战的，恐怕她们是第一份了。这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应当尊敬她们，感谢她们。”

（4）相当充分地揭露了敌人的暴行。魏巍说：“作品相当充分地揭露了敌人的暴行。”“要认识敌人的真面目吗？要认识敌人的本质吗？我想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里可以认识一些了。看了这部作品，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将是一个很好的温习和有益的提醒。” 冯立三说：“作品对西路军女战士奉命流落、战败被俘、惨遭迫害的描写，毫无讳饰，惊人的真实，令人目不忍睹。许久不见这种满怀革命义愤揭露敌人的残暴的文字了。不写血肉相搏的阶级斗争则已，若写，这种文字决不可少。” “在关于她们被活埋、被拷打、被虐杀、被奴役、被强奸、被强行分配给‘马家军’官兵作妻妾等惨绝人寰的情景的描写中，我们深深感到作家对革命战士惨遭蹂躏的炽烈的同情和对野兽般的敌人的深刻的憎恨。” 

 （5）“深厚博大的历史意味”。冯立三说：“《 蒙难记》不以当年兵败祁连山，身陷马步芳、马步青之手，受尽敌人摧残凌虐及其反抗为限，而一直延伸到极左路线及其流毒对她们更为漫长，就精神摧残而言还要酷烈的迫害与虐待，这使作品具有一种深厚博大的历史意味并与现实社会的脉动相通。善于学习者，将会从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的历史、人生经验与教训，总结出种种关于生与死、荣与辱、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信念与人生、爱情与责任、道义与功利、手段与目的、必然与偶然等等关系的辩证法。当作品反映出马步芳、马步青等野蛮的军阀与极左路线在迫害蒙难的西路军女战士这一点上有超越时空的一致性的时候，作者对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的批判也就达到了一般作品很难达到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了。”王愿坚指出：“作者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和责任感，真诚地写，写了真诚。”“这种历史感特别客观，特别准确，特别强烈。”

（6）文学方面的意义。评论家谢昌余则指出，《蒙难记》“在同类体材上的突破和创新，首先表现在它对历史真实的把握和对历史内容的思考上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和独到的思考”。“它填补了过去作品所缺少的某一方面，把真实的历史内容还给了历史。”其次，“是对人的描写上，打破了过去的限定和框框，把同情和关注投向不幸者、命运悲惨者和平常的普通人”。“不幸的是，我们以往的历史和文学”，“似乎很少这样做，或者竟至没有这样做”。“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由于那种超革命的、反人道的、左的理论影响，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亲痛仇快、令人无法理解难以容忍的荒唐之举。”第三。“表现了作家追求现实拥抱生活的审美意向”，“充溢着现代感和现代意识”。“这是从自己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现代感和现代意识，而不是从他乡外域舶来的现代意识。”“尽管它所处理的是一个五十多年前的历史题材，但却无处不跳动着现实生活的脉搏；尽管那已是一段久被尘封掩埋的历史故事，但却被现实生活呼唤出来，重新散出了光彩。”王愿坚认为：“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群像。”“作者不加雕饰地或者用非常粗糙的手法，在一块花岗岩石上雕凿了一群女战士的群像，我不鄙薄董汉河同志的这种白描的手法，即客视地把历史端给你的手法，这种手法有它的好处，它有一种征服力。它在艺术上使你信服，使你感到一种群体雕塑感，其中包含着共产党人在失败情况下的正气。”

 “它将引发其他作家进一步开掘西路军这一重大悲剧题材。我相信，当历史的研究可以更开放的态度进行的时候，当人们普遍地意识到战败并不意味着屈服，革命和革命者的人生庄严和神圣的性质，在战败环境下的表现有格外动人的感召力量的时候，当人们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真正认识到恰恰是革命过程中无数艰难困苦、挫折失败，无以计量的牺牲者的血泪、屈辱和牺牲，才构成耸立云天的革命丰碑的深厚基石的时候，当这一切与作家穷究历史的底蕴的热情和广阔深遂的表现生活的才能相结合的时候，西路军兵败祁连山这一深埋地下而由于董汉河的劳绩才得以初露端倪的题材，一定会转化为诗史的源泉！”（冯立三：《评论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出处同上）

（7）将推动党史的开放性研究。冯立三说：“1937年3月，西路军悲壮惨烈地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这段历史，过去一向讳莫如深，知之者甚少。感谢董汉河同志，因其创作《蒙难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淹没的危险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部作品必会产生如下的连锁反应：首先，它将推动党史、军史对西路军的开放性研究，并将其郑重写进党史、军史。过去，视有若无或以三言两语敷衍之，可以理解，今后再如是，将为世人所耻笑。”⑨

作为《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作者，我至今未曾与冯立三、魏巍等评论家、作家有过任何联系。他们单凭阅读拙作，就看出了作者充溢在作品中的灵魂和情感：对革命先辈之深入骨髓的崇敬、热爱和同情。这令我十分感动和佩服！歌颂英雄，表现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使他们生活得更美好，使他们浇灌过热血的革命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这正是我的灵魂和精神动力所在。我出生在鲁中山区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三岁时父亲就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在感受着部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温暖的同时，也体验着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同时也耳濡目染，听到许多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的崇高革命事迹，立志要表现他们，歌颂他们，让他们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这便是我从小的梦想，是我的灵魂，是我终生不渝的生命原动力。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未能再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但在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中，这仍然是我生命的原动力。

（四）《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影响

第一，在社会舆论方面，普遍改变了过去那些对西路军不正确的负面看法，取而代之以积极正面的看法。除了拙作被两次再版和多种报刊转载之外，又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如《西部悲歌》《碧血黄沙》《将帅落难记》《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沉浮录》等，相关影视作品除之前的《祁连山的回声》之外，又拍摄发行了《姐姐》《洪流》《营救》《碧血黄沙——七十年前的西路军魂》《西征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等。再也无人把西路军女战士和所有幸存将士看作“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了，而代之以深切的同情和充分的尊敬，称他们为“老红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认为他（她）们在战争年代和西路军中的浴血奋战“功不可没”，肯定她（他）们终生不变的革命气节和立场，请他们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上电视、上报纸，把她（他）们看作弥足珍贵的有生命的“革命文物”，把她（他）们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看是作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可以说，《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发表，就是民间对西路军老战士们从精神上平反的开始，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体现。

第二，西路军将士政治待遇大有改善。

一批西路军烈士陵园在西宁、临泽、安西、肃南、永昌、古浪、哈密等地相继建成。虽然不能说这些全是由于《蒙难记》的影响，但她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正面的促进作用。例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发表时，西宁南川的西路军烈士陵园将要落成，但如何定位和宣传，地方政府是有顾忌的。时任西宁党史办主任的陈庆春同志到兰州购回一百本《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相关部门和领导看后，打消了原来的许多顾虑，由省委出面，从北京、兰州、西宁等地邀请了包括西路军女战士地内的许多西路军幸存将士，参加隆重的西路军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新华社为此播发了通讯稿，影响很大很好。

与此同时，由政府民政部门正式给流落民间的西路军将士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西路军幸存将士对此都十分珍视，遇有拜访者总是郑重地拿出来展示，外出参加相关活动，也总是珍重在带在身上，视此如生命和灵魂。

第三，流落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相关文件，他们的生活补贴从最初的每月几十元，逐渐提高到现今的一千元左右；医药费可以实销实报；在地方政府的关照下，一些西路军老战士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原任干部的军藉都从参军的时间算起，有的同志的工资和住房按地厅级干部对待。青海省组织西路军老战士到北京参观。一些地方政府还用有限的财力，补贴西路军老战士回故乡探亲。最令我欣慰的是，由于《蒙难记》，个别西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得到了证明和确认。

第四，对基层干部的积极影响。以往由于对革命历史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有些基层干部对西路军及其流落民间的老红军是冷漠的。我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蒙难记》发表之后，他们几乎全都改变了态度，对流落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变得尊重和关心了。西路军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激发了他们为老百姓办好事的热情。大约在2002年前后的一天晚上，甘肃省岷县秦许乡乡长和党委书记哭着给我打了约一个小时的电话，说他们阅读了《蒙难记》后，联想起当年秦许乡参加红军后而沓无音信的三百多父老乡亲，心情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要为父老乡亲们多办好事，有机会要到兰州来看我。我查阅甘肃省党史资料，的确，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八九月间曾在岷县秦许乡建立过地方苏维埃政权，有数百名当地群众参加了红军，他们可能在西路军中牺牲了。时值战争年代，又几乎是全军覆没无法通知烈士的亲人，自然沓无音信。这说明，西路军的革命事迹是很有感染力的乡土革命教材。

（五）《蒙难记》的口述史价值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是报告文学，这一定位是准确的，因为它符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又有作者对当下的观照、描写与思考，这二者相互穿插映照，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深刻性和穿透力。1988年6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有的作家评论家曾指出并肯定过《蒙难记》史料价值。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说，“这是一段很悲壮的历史，即便以史料价值来讲，它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我自己当时对此并未重视。近年来留览过一些国内外口述史的著作之后，才认识到《蒙难记》确有口述史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拙作在谈到西路军历史时，所引档案材料和采访对象的口述，全都是秉笔直书，如实记述，没有任何的编造和矫饰，都是西路军历史的真实血肉，有着正史所无法比拟的直观性、真实性，而且，更为具体、生动、形象。就真实性而言，它与学术论文本质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拙作未能象学术论文那样一一注明材料来源。后来，我主要依据《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材料，加注材料出处，写成学术论文《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⑩，就是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明。当然，口述史由于受时代及口述者视野、经历、文化背景的局限，也有缺憾、秕漏，甚至错讹，须慎重地与相关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核对，方可作为正史对待。

关于西路军题材的创作，我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其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路军战俘记实》和甘肃人民出版社会性1995年出版的《西路军沉浮录》，实际上是《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续篇。我分别担任第一编剧和第二编剧的电影《红流》、电视剧《营救》，先后获敦煌文艺奖和全国短篇电视剧金鹰奖。我费时近两年写的24集电视剧，虽然得到甘肃省委宣传部和广电局的支持，但终因题材重大，须最高领导层同意才能拍摄，至今束之高阁。我每每看到厚厚的剧本，便深感痛惜！

二、西路军研究：限难的推进和突破性的进展

（一）        西路军研究的三个阶段

我对西路军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过一个初步探索，逐渐推进和成熟，到全面突破的过程。

第一阶段，1979年至于1989年，主要是调查采访，搜集资料，对西路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1980年首次的考察报告中提出，中央是知道西路军西进的，并非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调西路军渡河西进，并在《西路军大事记》中，用中央的电报证明了这一点。重点对西路军妇女团、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作了研究。发表的论文有西路军考察报告三篇（发表于〈社会科学〉（甘）1980），《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西路军大事记》（《社会科学》（甘）1985年     ）《西路军妇女团考略》（《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等。

第二阶段，1989年至1999年，对西路军研究有多方面的拓展和推进。主要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否定了“张国焘路线”说，总结归纳了西路军失败的三条主要原因，批驳了“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对西路军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西路军与抗日的关系作了分析论证；否定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全面考察分析了西路军战俘人数、原因等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一个突破世俗的观点：“被俘不等于背叛，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对周恩来、陈昌浩与西路军的关系作过较全而后分析；对张国焘对西路军应负的一定责任，也作过简要和大体妥当的概括。

主要发表的论文有《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兰州学刊》1992年第2期）、《西路军与西安事变》（《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西路军与抗日》（《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1995年第5期）、《西路军战俘为何如此之多？》（《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西路军被俘将士斗争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5期）、《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西路军将士在全国解放后处境的变化》（《甘肃理论学刊》1992年第2期）、《周恩来与西路军》（《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陈昌浩与西路军》（《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张国焘应对西路军负哪些责任》（《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等。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主要对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作了全而后考察分析论证及理论提升，对陈云对西路军和西路军问题的贡献作了专题论证，对彭德怀为打通国际路线所作的积极稳妥的努力以及对西路军危险处境的清醒认识，作了初步探讨，研究了西路军回忆录及相关采访调查著作的价值、局限性及克服办法，初步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72万字），着手编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资料长编》。这一阶段至少还将延续三年。

已经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待发表的论文有《西路军回忆录及采访调查著作的价值及局限性》《彭德怀为打通国际路线的努力和对西路军的清醒认识》等。

（二）        代表性论文和主要学术观点简介及党史专家的看法。

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以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它以详实的文献资料证明，西路军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有历史的机缘：首先是苏联预防德、日法西斯侵略的需要。1934年，斯大林为壮大中国抗日力量，拖住日本帝国主义，指令苏联相关部门调查选定了支援中国红军的两条道路：经外蒙到绥远和经新疆到哈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于9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其次是中国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曾决定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打通国际路线”。1936年2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是为打通国际路线的第一次直接努力。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西征战役计划》第三个目标，就是相机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11月3日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决定目前不采取外蒙帮助方法”，“正研究从新疆帮助方法“。经多方磋商后，中央决定已西渡黄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西征河西，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历史的合力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第一，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贻误了西进时机，消耗了西路军实力；第二，建立河西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兼顾的任务，徒耗了时间和兵力；第三，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苏联当局和共产国际因误判西安事变有亲日派背景，中途停止了对西路军的援应，使西路军进退维谷，守以待毙。第四，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是内线作战，有增无减，而西路军是外线作战，孤悬河西，缺弹乏衣少食，有耗无补，无法坚持；第五，军事指挥和布署方面的轻敌分兵，是失败的主观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1、消灭了马家军2·5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2、策应了河东红军、友军和西安事变；3、播撒了革命火种；4、保存了部分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西路军精神，特别是其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及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的革命信念，是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该文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登在《党史研究参考》2007年第14期，供政治局参阅，并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石仲泉，称此文“资料翔实，记述清楚，是篇力作”。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认为此文“写得很好，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很有新意，我完全同意你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历史的合力和机缘又导致了它的失败’的观点”。（均见《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载《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通过对“张国焘路线”论和非张国焘路线论的比较分析，认为“张国焘路线”论站不住脚。事实充分证明，后来被命名为西路军的“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党的战略计划改变的结果，是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可综合概括为七条，但最主要的只有三条：一、全局战略的要求，使西路军滞留河西走廊地区，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二、河西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的失误。第一、二条原因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第三条原因，，则使西路军未能及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未能保存下更多的革命力量。有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毛泽东有意造成的。此论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基本上站不住脚。持此论者有两条理由：一是令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却又变来变去，忽东忽西，致使西路军失败；二是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未失败，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中称“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未败而言败，是否是毛泽东的愿望？回答是否定的！有几份电报证明，在西路军被命名前后和西进河西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曾担心西路军西进有困难，分别电询张国焘、朱德以及徐向前、陈昌浩：“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徐、陈复电称：“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朱、张亦复电称：“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是西路军“独立可能完成的”。加之共产国际称“接济正准备中”，毛泽东、周恩来才于11月15日同意西路军“向凉州进”。关于第二条根据，作者通过调查认为：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时，恰遇西路军失败，毛泽东未顾及时间上的矛盾，在5月份的油印稿上加进了那句不切实际的话。该文被《新华文摘》作为重点文章于1995年第5期全文转载。至今无人提出反对意见。

 3、《西路军与抗日》（载《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西路军与抗日的关系。第一，中共中央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西渡黄河之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目的是从新疆方向接受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武装中国红军，壮大抗日力量，打击和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并预防其对苏联的进攻。第二，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先是在永昌地区奉命东返，后又在临泽地区停留待命，是为了策应西安事变，促使形势向有利于全国一致抗日的方向转化。第三，西路军的失败使八路军少编了一个师。西路军共2·18万人，约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中，中共代表先是要求红军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为军长之一，所部以西路军为主；因不被同意，又要求改编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所部仍以西路军为主。因西路军失败，红军不得不缩编八路军为三个师，徐向前只得屈居129师副师长。第四，经过党的营救、群众的掩护和西路军幸存将士百折不挠的历险奋斗，回到陕北根据地者约五千人。他们经过短期休整，绝大多数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的骨干。最典型的是李先念。他被派往中原敌后，创建新四军第五师，独当一面，为抗日战争和新四军的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徐向前先是转战晋东南、冀南，后又奉命成立八路军一纵队，并任司令员，独当一面，转战齐鲁，1943年春任抗大校长，在各条战线为抗日做出了贡献。该文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

4、张国焘对西路军应负的责任。《张国焘应对西路军应负哪些责任》（发表到《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34页）一文认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河西走廊负有责任，对西路军的失败没有直接责任。对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张国焘负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流产负有责任。为攻取宁夏，红军必须首先击退南面追敌胡宗南部。为此，中央军委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组织海打战役的部署。该部署让红四方面军之31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之干盐池地域，4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张国焘却命令31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4军撤致贺家集、兴仁堡，致使海打战役未能实现，南敌北进。这是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致使已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面临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第二，张国焘力主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1936年11月5日以后，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几份电报可以作为证据。为什么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没有直接责任？因为张国焘没有直接指挥西路军西进和战斗。1936年11月17日之后，再未发现“朱德、张国焘”署名发西路军的电报；张国焘单独签名发西路军的电报只有1937年3月4日一封。这封电报主要是批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要他们发展自我批评，“坚决拥护中央”，团结战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2008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