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寻找中国船票

　　2012

　　寻找中国“船票”

　　因为一部预言影片，2012年成为一个奇特的年度。预言说，世界将在这一年里毁灭，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救赎自身的方舟船票，逃脱劫运。

　　和以往众多末世预言一样，自然没有人对此信以为真。

　　然而，2011年，美国经济低迷，欧洲深陷债务泥潭，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此伏彼起，日本大地震，世界政治格局也在动荡之中摇摆？???不堪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思考：自我救赎的船票在何处？

　　2012年，这个世界会好吗？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新的一年，我们邀约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一起畅谈，所谓“船票”，何以当之？

　　他们找到的“船票”竟出人意料地有相同的内涵——

　　作家余华说：如果大家都在弄脏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人试图打扫干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唯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律师张思之说：惟有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来，戒除浮躁，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从每一个案件做起，扎扎实实、规规矩矩地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才能推动法治进步；

　　教育研究者杨东平说：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姚明则表达，希望新闻媒体在关注明星的同时，也能关注普通人，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也许不够大，但往往更令人感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这些关键词：宽容、理性、开放，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历史，尊重法律？

　　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有谁手握拯救世界的“船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也不可能仅靠某个组织或某个意志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想要抵达理想之境，没有捷径，惟有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惟有依靠社会中的每个微小进步。

　　找不到方舟船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寻找的人都没有；可怕的是刻舟求剑，迂腐保守；更可怕的是，大家盲从于一种到中流击水的虚妄豪情中而不知身处漩涡的危险。

　　“船票”在哪里？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回到内心寻找动力，回到常识坚守本分，以不懈的努力寻找出路。如此，2012，充满期待。

　　本刊编辑部

　　有困难 有办法 有希望

　　文/吴建民

　　新的一年开始了，今年的国际形势是去年的延续。我曾用六个字概括去年的国际形势：动荡、反思、合作。

　　2012年是选举年，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韩国、墨西哥等国的领导人都会出现变化；全球经济将继续在低谷徘徊，特别是欧、美、日情况不好；新兴大国将继续保持增长；中东北非地区会持续动荡。

　　全球关注的当然是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大国领导人的更迭是本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必定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和变化，影响全球局势。另一方面，在选举年大家都希望世界局势的平稳，不发生急剧动荡。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这种状况，会促使全球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加关注和重视。展望2012年的中国外交，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在增多。与此同时，机遇也在增多。对中国外交而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

　　2012年1月1日，中美建交已33年。时间虽不长，但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年初，习近平副主席将访问美国，这是对于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8月17至22日成功访华的回访。在美国的大选年进行如此高层的访问，这在两国建交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访问意义重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但面临的形势复杂。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访问取得成功。

　　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重返亚洲”的旗号下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总统出席这一会议还是第一次。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的一系列讲话，在本地区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从本质上看，美国并非是重返亚洲，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区。但是，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入，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这是确定无疑的。美国领导人发表的一些针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讲话，其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大选的需要，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是，双方都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损。中美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合作是主导方面，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相信，尽管2012年对中美关系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是，在双方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必然会总体保持稳定和发展，这是双方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回顾四十年的历程，中日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在四十年前邦交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四十周年是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是中日双方的共识。最近野田佳彦首相对中国的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

　　2011年10月我去日本访问时，会见了日本各界人士，他们强调，日中合作是亚洲进一步崛起的关键。我深切地感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了。中日关系在今年取得进一步发展，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希望看到的。

　　去年，围绕南海问题，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摩擦、矛盾增多。过去，国际社会长期不关注南海，但在去年，南海却成为国际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南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诚然，这个地区围绕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争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尽管存在争议，但中国同有关国家都坚定地希望通过和平磋商求得解决。第二，这个地区总体形势是和平、稳定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保持这一局面，是本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第三，我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包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

　　习近平副主席2011年底对越南和泰国的访问，戴秉国国务委员对缅甸的访问，都表明中国政府将坚定地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展同他们的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是不会改变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2月17日突然去世后，半岛形势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近一段时间来形势的发展和有关国家的态度进一步证明，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北非地区动荡，2012年会持续。出现动荡的根本原因，是该地区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的总爆发。一个个强人纷纷倒下去，标志着在这些国家旧的平衡被打破，现在正处在走向新平衡的过渡期。各种迹象表明，这个过渡期不会短。要实现新的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思潮将会进行反复较量。最近在埃及开罗再次爆发的动乱就证明了这一点。

　　展望今年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看到严峻的一面，又要看到推动全球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继续前进的动力依然强大，这股潮流是不会逆转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因为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全世界携手合作，才能妥善应对。因此，我对2012年形势总的看法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能够克服。该走什么路，中国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就这样走下去。从国民心态来说，我们要抛弃狭隘、偏激、极端逐步培养出成熟的心态，，做一个理性、包容、开放、自信的中国人。 ★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在增多。与此同时，机遇也在增多。我们要抛弃狭隘、偏激、极端，做一个理性、包容、开放、自信的中国人。

　　不完胜，亦动人

　　文/姚明

　　新的一年就在眼前了。借此机会，首先问候一下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关注我的各界朋友，大家新年好！

　　对于我来说，2011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不管是退役、上学，还是其他一些别的事情，对我都很重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2011，那就是“release”，可以理解为放松，也可以理解为放下。也许我之所以感到放松，是因为放下了一些东西，而放下了之后，又可以再拿起别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自己想要的。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事前要考虑清楚，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说是自己认同的。如果是，就应该去做，如果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好处，而永远给自己背上一个包袱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做。

　　我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这不仅仅针对自己，也针对中国篮球、中国体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期待中国篮球联赛在新的一年有长足的发展。以前我们的联赛比较封闭，现在越来越开放了，正在进行的2011-2012年CBA联赛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许多NBA的球员到中国来打球。此前也有一些NBA球员来中国打球，只是今年来的人多，形成了一种现象。这不仅仅带来收视率、关注度和球队成绩的提升，也是对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促进。我想，这也许就是体育的作用吧。既然是文化的交流，就难免产生碰撞，这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十分正常的，碰撞之后，自然是相互理解和彼此融合。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种交流当中，我们的联赛能够尽快与国际接轨，为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打造更加广阔的平台。

　　2012年是奥运年，我期待着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虽然我已经不能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但每每想到奥运就要到来，心里总是充满期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们拿了金牌第一，在竞技体育这个领域考量，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应当看到，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四年一次的综合性运动会，更是一个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开展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各国运动员展现自己风采的舞台。在这个大前提下，运动场上的竞争就只是一种手段了，而体育比赛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许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期待中国运动员多拿金牌的同时，更希望他们通过自己优异的赛场表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广泛热爱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懈追求。这就需要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比赛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只关注结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喜欢大胜、险胜，但一旦惜败，就等同于败。我最近看了部片子叫《铁甲钢拳》，主角到最后是输掉的，而且只是输一分，但是体会到了中间一系列跌宕起伏的过程之后，你就会发现从励志的角度考量，输一分的结局也许比大获全胜更具有震撼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奥运会的关注往往只局限在中国运动员完成了什么，是否得到金牌，如果得了金牌，再去关心他们此前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得到金牌，就很快被遗忘，或者伴随着一些反思、质疑，甚至是攻击和谩骂。我们应该跳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每个体育竞赛项目中，“第一”只有一个，影响“夺金”的因素很多，夺得金牌固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展现体育的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热爱的话，坦然接受失败，学会欣赏惜败，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

　　我同样期待着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在2012年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我们的社会也会相应地取得更大的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作为公众人物，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履行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只不过有大有小，有些人有机会感觉，有的人没机会感觉而已。我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在默默无闻地履行着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上海男篮比赛前或者比赛后都要工作到深夜的志愿服务人员，姚基金资助的欠发达地区希望小学的教师们，以及那些出于对体育的热爱，每天都在不懈努力的青年队运动员、教练员们……我希望新闻媒体在关注我们的同时，也能关注一些普通人，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也许不够大，但往往更令人感动。

　　对于我个人而言，2012年有几件事情同样值得期待。

　　退役之后，我多了许多头衔。比如，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等，这些工作首先是我希望做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期待着在与各位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的交流当中，逐步提升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并为家乡的社会发展、对外交流多做些工作。

　　作为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的出资人，我期待着上海男篮在用成绩去激励我们的球迷的同时，能够走进社区，发挥篮球运动更全面的功能，与更广泛的上海市民产生一种共鸣，以此回馈广大球迷和市民的支持。

　　我期待着7所计划当中的“姚基金希望小学”在2012年落成。

　　我同样期待着自己下学期新课程的开启，享受更多学习的乐趣。 ★

　　夺得金牌固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展现体育的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热爱的话，坦然接受失败，学会欣赏惜败，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

　　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口述/余华 本刊记者/易小荷(整理)

　　2012年，不会是世界末日，但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选，朝鲜面临关键的一年，叙利亚局势的动荡，伊朗和西方的冲突……经济上，欧元区债务危机还将持续，中国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务违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备感压力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的压力，回过头看，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那时没有网络，没有现在的信息量，那时如果哪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就会很受人尊重。不过，那时讨论的许多问题，当时觉得很勇敢，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

　　与80年代相比，如今对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全民话题，只是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力稍微大一些而已。但也并不绝对。比如最近的“乌坎事件”，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够进去，会比所有人都要强大。

　　然而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也基本团结一致，虽然在理念上有些分歧，中间也出现一些波折，有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卖身投靠，但都只是少数。

　　80年代，也是艰难的时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来覆去，每当终于有篇小说要在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杂志会突然因为“清污”或者“反资”撤稿，这种打击对于一个还没有名气的作者是致命的。

　　压力不只来自政治，还有艺术观念。当时的先锋文学出现之前，经历了文革，中国的文学形式都退化得过于简单，很多作家像写作文一样在写小说，我们这一代希望追求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当这种需求表现出来时，一些中老年作家和批评家，还有一些掌握文学权力的人，都持拒绝态度。王蒙是我们的支持者，但他是少数。这不只出现在文学领域。崔健的摇滚，刚出来的时候也不允许，只能地下演出；也出现了很多非主流的电影，比如张艺谋有三部电影都被禁，包括《活着》。

　　但这种压力的后果是，80年代产生了一批文学艺术新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压力之下，会爆发出一群新人。

　　90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平稳的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负作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等，只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充分体现。平稳的表面使90年代的人会突然发现没有政治了，一切都“经济”了。

　　经过整个90年代经济发展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像分化成了两类，一类是受到重用的，比如有些成了官员；一类则被排除在利益之外。前一类大多是精英的表情和语气，自我感觉很好；后一类脾气不好，牢骚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了独立性和批判性。

　　回到今天，现在的名人基本还成名于上个世纪。新出现的文学先锋则很难判断。郭敬明，完全走商业路线，而韩寒的杂文则完全是写给中国人读的，应对压力的晦涩，外国人可能完全看不懂。但这样的压力如果持续下去，我相信，十年之后，中国的文学会出现另一拨重要的作家——他们应该都是90后。

　　当然，这也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体制。

　　中国的文化体制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变化最少的领域，这种文化体制是畸形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这样。金融危机之后，房价都在跌，只有中国在涨，最后要靠政府出台限购令这种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强制手段来控制。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仍然缺少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功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我去美国，问我的编辑，美国一年出多少种书，他说两万种。我吓了一跳。以前中国每年出12万种书的时候，他们大概出10万种。中国现在每年要出30多万种书，但他们只有2万。由于金融危机，大量书店倒闭，出版社也以缩小规模来渡过危机，但中国不管是不是处于危机时期，都会大规模出版。

　　但另一方面，一种书只要在中国卖到两万册就算畅销书，可是哈金告诉我，他在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书，卖了7万多册，仍然不算畅销。全美一年只出两万种书，其中30%是文学类的，卖到两万册非常容易。而中国出版的书太多，最后就相互抵消了。

　　一个成熟而能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最终还要建立在全社会的公信力上。

　　我个人对中国的文学奖项完全不关心。因为中国的评选从机制上就不能够保证公正。比如，美国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终审评委只有三个人，但他们一辈子只能当一次这个奖项的评委，每年都要换人，就是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性。而作家也只要关心作品就好了，不必关心出版后是否受欢迎，也不用关心是否能获奖。

　　这样的公信反映在方方面面。

　　2003年去美国出版《活着》时，我的出版编辑特地嘱咐我，不要接受《纽约时报》国际部的采访。事后我才知道，因为这位编辑的先生就在这个部门任职，她担心如果我接受了采访，反腐败部门会怀疑她利用丈夫的职位来推广这本书。

　　那年美国新闻出版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抄袭事件。这件事后来导致主编副主编全部辞职——如果失信，这就是代价。

　　前些天我到纽约，《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我常给他写稿——告诉我，我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版出版后，美国的《新共和》杂志曾想约他写书评，但得知他和我本人很熟悉后，就放弃了。理由是，他们需要独立的书评。

　　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之间建立了长期的信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一篇书评可以带动几千册的销售量，媒体为了对得起读者的信任，就必须做负责任的推介，而读者反过来也信任媒体的推荐。但在中国，书评不可能对书的销售起到实质影响。报纸上的书评大多不是和友谊有关，就是和金钱有关；很多销售排行榜也是假的，是可以花钱买的。

　　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公信的社会，但信誉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所以，不应该单一地责备中国的文学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无法做干净的事情，或者说大家都在弄脏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人试图打扫干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惟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

　　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文/赖声川

　　近几年大陆各地都在将古人留下来的一切产业化，不管是房子还是园区，都要变成一个产业。但是忽略了文化的再创性和创意，如何创意、再创是认识本身的事情，不是创意来了就来了。我的行业是剧场，我们每天晚上的演出，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是呼吸同一个空气，就算有DVD可以回家看，但无法复制看戏的经验本身。我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如何准确猜测市场？

　　可是，在创意事业中去研究市场，还不如研究自己心中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这句话是针对创作者、创意的人来讲。每天研究市场的趋势，最多是跟风。怎么创造一个市场，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最可贵之处。

　　《宝岛一村》是2008年底演出的戏，那是全世界经济最惨的时候，居然有这么一出戏票房非常好，三年后还是场场爆满。那时候一些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说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有少数几个先知知道市场怎么样。我看了觉得很好笑，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在哪儿？其实我们做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想市场在哪里，去追那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它是很虚的东西，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是来自创作者本身的内心，那个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对导演来说，你在关注什么，你的作品就反映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舞台的灯光、布景、设计，反而是看你懂不懂人，懂不懂各式各样的人。对人心的理解是导演最重要的功课。

　　乔布斯说过一句名言：消费者不需要事先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是针对iPad要上市时记者问的问题——这么成功的产品你做了什么调研？他说什么调研都没有做，是我们的工作是来指导他们要什么。我也一样，你来看我的戏也没有说事先要知道你看什么，是我给你看什么。

　　1985年，在台北，我的剧团第一个作品、我的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非常实验性的作品，探讨相声在台湾的死亡。评论家说，这是用相声来说相声的祭文，是实验性的做法。想不到它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市场成功，大到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后来磁带出了以后，卖了100多万套，200多万卷，台湾只有2000万人，这还不算盗版的数量，他们说盗版是5倍，我都不敢相信。它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作品突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第二年我们压力更大，我们拿出的作品是《暗恋桃花源》，这个作品一直演到今天。如果25年前你跟我说，你来做一个作品，让它25年后还在演出，打死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暗恋桃花源》25年以后还会演出，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们只能在那个时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分析告诉你说《暗恋桃花源》可以演25年吗？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出自我们的创作愿望，演出之后能走多少场戏没有人知道。最厉害的好莱坞导演也不能告诉你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票房。慢慢地在行业里做久了才能有个大概的预测。

　　前一阵在一个论坛中有机会碰到“文化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先生，聊天中，他跟我透露，“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是他当年为他在伦敦的电影公司向英国政府申请一笔赞助款时“发明”的一个名词。他说，为什么用“产业”这个似乎与“文化”和“创意”不搭调的名词，是因为用“艺术”“文化”这一类的词，说破嘴说了多少年也没人理会。有了“产业”，政府才可能会重视，而英国政府果然注意了，给了赞助。

　　于是霍金斯先生创造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一个名词，现在这个名词正在世界各国带动上千亿的投资，是新时代经济最时髦的名词。

　　大部分人对“文化创意产业”这六个字中只重视最末两字，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和理解都在这两字。只要是产业就能赚钱，只要能赚钱，不明白好像也没关系。

　　然而，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必须是来自文化和创意。好创意、好戏，不是钱可以直接买的。这是了解文化创意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坚信人类必须吃饱肚子才有闲情去搞文化艺术。这其实是暴发户的思维，因为文化人类学早已观察在人类最早的活动中，艺术本来就是必要的一环。

　　现在，文化被重视了之后，在各个方面机会真的是来了，而我们有没有创意的能量来创造市场，怎么发明一些东西让市场来到我们这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一直强调创意是发现，是一关一关地揭露或许原来存在的东西。我认为寻找灵感的过程必须是内在的途径，而非外在。

　　可是我们从小被教给不同的方式，被贴了标签，这些足够造成每一个屏障阻挡创意的产生。

　　现代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于方法，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没有放在智慧方面。如果这两者必须兼具才能成功的话，显然我们漏掉了两个领域中的一个。这个时代已经跟智慧脱节了。在今天，我们过度重视了方法，智慧被遗忘，社会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所有的教育都跑到了周围，中心空了，一切都在学方法，可是没有人在乎给它营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文化创意必须从中心出发，我们必须建立起那个中心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今天也没有答案，只是提出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在全世界共同的缺憾。

　　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我对2012年充满期待，但也抱有担心。因为这两年，话剧变得蓬勃、时髦，许多人于是把它视为可操作的商品，我非常担心过度的商业化会影响大陆话剧的发展。话剧本来和商业就有交集，但话剧终究是文化，看似蓬勃的话剧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创意、好戏来支撑，也无法持续发展；另外，大陆的场地费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不仅把很多观众挡在剧场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话剧的生存十分困难。 ★

　　让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

　　文/叶小纲

　　在玛雅人或其他古老文明记载中，2012年是著名的。它将毁灭，或重生。相对于万千宇宙，人类确实如此渺小，但茫茫世界自有归途，我仍不太相信世界会在2012年走至尽头。

　　鲜花开五叶，世事皆婆娑。婆娑就是遗憾，谁殊胜遥远？所谓2012年的船票，本无心去寻觅，就不操那份心了。凝神自己2012年的创作，像莽无樵路的苍山，绵延无际，难觅倏臾明朗之时。对于灵性修持者而言，音乐确是一剂良药，罂粟般神魂迷醉，又如天上飘来的经卷，犹似飞倏来往于灵魂与体魄、瞬间与永恒之间最优秀的使者，能将撕裂的心胸抚平，缝合滴淌赤血的创伤，把人世间的悲催稀释，为绝望的灵魂重塑信心，并教会我们淡然、仁慈、甚至宽容。

　　与永恒的人生命题开掘深邃对话，发出独立、高质、有担当、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声音，是作曲家最艰深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当下善良如惊弓之鸟，邪恶似魔鬼噬人，想把最难的事情做到，笑傲人生之途，那需要对环境之险象的全然不顾，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飞蛾扑火般的决心，全身心践行艺术终极目标，否则，音乐是做不成的。

　　2012年我将与老同学刘索拉合作，完成交响仪式剧《喜马拉雅之光》。为此，我曾飞到西藏和尼泊尔这样的恒古悠远之地，在遗迹沓然的释迦牟尼故址，双眸弥望尘土飞扬但安详的蓝庇尼天空。天光璀璨中，灵气氤氲的喜马拉雅神山就在身旁，可以感受到天地物我神秘的灵智自苍穹翩然而下。我也曾在西藏流光溢彩的物化精神圣殿中，在睿智与洞察万物的神秘微笑下感悟人类的信仰。藏民族善良的心地，如玛瑙一般透明，他们的沉默无语，是思索未来的象征；他们爽朗飘逸的笑语，与拉萨红山上金碧辉煌的大殿里隆隆不绝的诵经一样，向世界显示了灵慧闪烁、清定旷远的精神寄存空间。我理解乔布斯为什么去印度，因他有不可遏制的精神审美追求，直觉和体验影响了他一生。

　　在雄伟静寂的地球之巅，人类精神价值的高扬，通过内心的跋山涉水，真正会有所领悟。恒古尼泊尔的灵幻色彩，高峨西藏的雄浑大气，是大自然最高级的心灵上师，也使《喜马拉雅之光》的创作改变了自己一些认识世界的方式。我坚持艺术价值高于一切，与现世嗔妄疏离，一腔潸然心境，最终落下芬芳。我衷心期望与女中清流刘索拉的合作成功。

　　同样在2012年，我将和国家大剧院合作，创作歌剧《牡丹亭》。中国古典戏剧之美妙，存于儿时记忆。幼年我在上海，曾见证过南方戏曲的繁荣，那时江浙沪一带戏曲很多，有昆剧、甬剧、锡剧、苏剧、扬剧……有周围的采茶戏、黄梅戏、梨园戏……还当然有苏州评弹、宁波滩簧、枣梆子和四平调！南方戏曲的拉弦打板，斑斓的戏衣，剧情之精彩，音乐之生动，表演之清远迤俪，似一派吴越江南的秋光。所有的风姿灿然与潇洒，均化为一个夙愿：做一出推陈出新的戏，而且是一部歌剧！今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牡丹亭》端丽的文字气象，缜密的社会场景构思，完全是汤显祖情感之所寄。他入木三分的人间百态刻绘，给了歌剧版本最大的创作空间。几百年来各戏剧门派对《牡丹亭》的不同演绎，构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我相信歌剧《牡丹亭》一定能形成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掬清凉。歌剧《牡丹亭》是大工程，工作量不输于瓦格纳的歌剧，但完全是中国式音乐戏剧，需要艰难的求索与研习，完成她最需要的是信仰！音乐不会是绝境哀鸣，而是迤逦写来，南方的灿烂千阳，北国的雄浑苍茫，青年才子的矫情与微吟刻绘，垂暮老者沧桑进取的悠悠之心，百姓的人间喧哗与阎罗鬼王的争闹，都是音乐表达的镜像。世事悱恻，创造可以移步平飞，创作是最好的心灵修复和催进剂。歌剧《牡丹亭》让我有机会表达人生的痛感与沉郁，亦可展示一种不屈不饶的精神！我将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追溯灵魂的旷远与寂静。

　　2011年，我曾应杭州爱乐乐团作《临安七部》。白居易、陆游、苏轼、王昌龄、欧阳修、孟浩然、杨万里、林则徐等人的诗词，是《临安七部》最坚实的文学基础。这些诗词随着演员的演唱，字幕打在音乐厅舞台，引起的观众共鸣，无法用语言形容。中国的古典文化从未离开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重要基础。

　　一百年前的民国以降，众声喧哗，社稷兴旺，匹夫有责。章太炎斗袁世凯，梁启超噪君主立宪，孙中山举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共产党，蔡元培倡学术自由，胡适扬民主理念，梁漱溟挺乡村建设，萧友梅建音乐教育？???那个时代涌现的雄才大略与精英，撰写了20世纪中国惊心动魄的文化史。在2012年来临时，我恍惚常遇见这些遥想的先贤，他们的思辨之花依然绽放，他们的英姿仍凛然高悬于中华文化的天空。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充满荆棘，在卑鄙、萎缩及贪婪依然甚嚣尘上的今天，深谙这块土地历史切肤之痛，音乐应呈峭壁凌空，简重严深之势。遥看历史，悲情所寄，光写几阕哀飒的长调，显然是不够的，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的关注，不应将人类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不管怎么说，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不安，能让挤迫的心胸变的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和信心；音乐教会了我们在面对一个几乎很难改变的社会时，意识到仁慈与宽容是人性最宝贵的光辉，是俯仰天命的必然，也是对自己、对他人最有效、最长久的方式。 ★

　　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的关注，不应将人类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不管怎么说，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不安，能让挤迫的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和信心。

　　教育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文/杨东平

　　2011年8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放了一部我担任总顾问的6集专题片《教育能改变吗》。这部原本应在一年前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际播放的片子，一年之后才得以播出。但这一提问并没有过时，它持续地徘徊于每一个人心中，起伏于希望和失望之间，印证着“社会焦虑”这个年度主题词。令人纠结不已的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且将会继续发酵升温，成为今后的教育焦点。

　　如果说国家关注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国家竞争力，是“钱学森之问”，那么城市家长担心的则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沉重的学业负担、炽烈的择校竞争、高昂的择校费这类基本民生。不仅如此，2011年初，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使得“中国虎妈”风靡世界。年末，又有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登场，演绎着一个“如狼似虎”的家庭教育环境。

　　学校的情况也不妙。佩戴“五道杠”的湖北小学生黄艺博成为“官模官样”学生的标本。各地频频爆出的给差生戴“绿领巾”、给后进学生穿红校服、让学生按不同成绩使用不同颜色作业本等等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足以印证扭曲畸形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新时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养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数人的教育。望子成龙、出人头地之类的陈腐价值，在独生子女时代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鼓噪下被前所未有地“洗白”了，从而将众多儿童逼入“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悲惨人生，甚至过早地累倒在“起跑线”上。

　　一些农村儿童则直接殒命在上学路上。一个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群体——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交通安全、营养、健康等基本保障，以及教育机会。“校车”成为一个令人惊骇的词汇，从此，我们将日复一日像担心矿难那样忐忑不安。它所呈现的是农村地区持续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恶果，而且不止于校车，还包括辍学率上升、大班额、寄宿制学校等众多问题。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学校被从农村“连根拔起”。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危机，正在浮出水面，亟待认知和破解。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事态，启示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局。

　　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 高考弃考人数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以20%的速率增长，高中出境学习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洋大学”在快速登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

　　这显示，由于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正处于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因此，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提问，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毫无疑问，根本解决问题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单纯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样是不是把自己降低为旁观者，从而消解了公民的责任？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这一洞见非常新颖而深刻，也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实践，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基层学校的变革，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一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模式。

　　新时代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学在民间，教育因你而改变！ ★

　　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这是一个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新的时代，由无数微变革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科学不需要“知足常乐”

　　文/施一公

　　2010年岁末，我发表了博文《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不觉一年过去，最近有人问我：你是否还有2010年的底气，这样大声地“呼朋唤友”？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不？”说实在的，过去两年国内科技界的风风雨雨，我很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海外的朋友们对中国望而却步。

　　我从2006年开始回清华大学建立实验室，2008年初全职回国。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回国讲学、开会时间短暂，收到的几乎全部是善意与礼遇，感受到的是发展的魅力，内心一片乐观。回国之后，因为理念和行事风格的差异，我开始感受到矛盾和冲突，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期间，有过瞬间的迷茫，甚至有过暂时的挫败感，也常常感觉力不从心，但，我从来没有过后悔！相反，我在尽情享受在清华工作带给我的踏实和满足，享受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和主人翁的自豪！

　　在《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一文中，我是这样写的：

　　回国过渡的过程中，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最重要？我一次次问自己，一次次说服自己：是为了内心最深处的安宁与满足！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还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儿女和一个温馨和睦的家。但我的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答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最让人自豪的成就感！

　　80年代中后期，我在清华园读书，最让我们清华学子受激励的一句话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那时，我们豪情满怀，憧憬未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郑重相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任重道远，行胜于言！

　　2001年，我和王晓东在赶赴北京开会的飞机上长谈，他讲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平平淡淡地说出，却让我心情很难平静。清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仍在耳旁萦绕。是啊！我们的小家富足了，可我们的同族同胞呢？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呢？！

　　这一段并非心血来潮写下。今日再读，依旧让我心潮澎湃。只是今年，“千人计划联谊会”成立以来，我接触到多位各研究领域的专家，眼观耳闻，惊怵之余，忧患意识骤然增强了不少。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这样的科技水平和现状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说心里话，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该如何改进甚至改革科技体制？如何让创新的科研文化主导中国的未来？

　　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发展和地位太不相称了！与小国不同，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他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而这种硬实力不是靠空泛的宣传，而是完完全全凭借科学和技术的真实水平。

　　以史为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10年里，中华民族蒙受羞辱、被动挨打。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我们努力得不够！其实，1861年前后，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清政府在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推动下，就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师夷自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拥有包括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械制造局等在内的一批现代工厂，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尽管如此，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海军的交战中全军覆没，也终结了洋务运动。

　　现在是居安思危的时候了！如果久远的历史不能唤醒一些盲目乐观的朋友，过去15年的世界状况足以敲响警钟了吧。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2001年海南岛附近中美撞机，到现在的南海、东海局势，缅甸、越南外交和中东北非局势，我们又有什么值得庆幸乐观的呢？

　　我们的文化强调知足常乐。而在尖端科技领域，知足常乐往往是致命的。且不说世界上的发达大国，即便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只有800万人口、两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又有多少科技成就领先于我们！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时隔一年，我对海外的同学和朋友们想说的依旧是：归来吧！趁你还年轻！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中国也正在努力为每一个回国的海外人才想尽办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些条件足以让每一个立志创业的人才能够大展鸿图！”

　　2011年夏天和冬天，最早加入我实验室的两届研究生相继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看着他们站在讲台上把自己过去4～5年间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娓娓道来，我很欣慰、也很满足。他们已经长大，足以媲美国外任何一个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今后会亮剑于国际学术界，也期望他们将来报效祖国。

　　2012，又是让我充满期待的一年！ ★

　　电影作为我的职业，我将力求自己继续直面现实，为现实的进步和改变行微薄之力。而为思考和创作自由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和新的一年一起到来。

　　文/王小帅

　　这个全世界都会敏感的2012年，全人类都会期待。

　　新的黎明会让我们迎来崭新的未来。我相信2012年会是一个宗教年，让我们用爱的信仰一起祈祷，每个人内心对爱和美好的期盼会让我们度过任何黑暗。电影作为我的职业，我将力求自己继续直面现实，为现实的进步和改变行微薄之力。而为思考和创作自由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和新的一年一起到来。

　　但作为一个电影人，恐怕无法和别的行业一样，用每年的开始和每年的终结来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但又不知何时是个头。

　　2011年的开始实际是和2010年的事情粘在一起的。2010年5月刚刚结束纳电影节和6月的上海电影节，转头又开始筹备新片《我11》。有时，我会觉得上一部片子《日照重庆》刚刚上映，而我们就已经在新的片场了。这让我想起那年为《青红》做宣传时，九天要跑15个城市，最后的结果是，你下午还在某地，晚上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以至于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但是，2011年就这么过来了。

　　按照传说，世界末日应该是2012年12月21日，没几天了，但看这架势，除几个独裁者应了这末日说，我们百姓还是可以一如既往吧。比如，对我来说，2012年3月是《我11》的法国发行日，到那时才能准备和中国观众见面。因为如果这边做早了，盗版会影响到欧洲的中国观众。这是让人可笑的偷盗，全世界都知道。

　　《我11》是一部我想拍已多年的电影，不是因为它会有多好，只是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出生在1966年。那年大部分人知道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大字报，红卫兵，打砸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同年有一个事件，却是直到我拍《青红》之前几乎无人提及，那就是开发“大三线”，也就是人们说的支内。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似乎四面楚歌。政府为了战备，主要是为了防止设想的苏联轰炸，提出把中国沿海重工业，先进城市的大型军工厂向中国大西南山区转移的策略，由此引发了举世瞩目的三线开发大移民。

　　1966年，我出生，由外婆抱着，从上海来到了贵州。

　　对于我们这些60年代的孩子来说，童年是快乐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我11》就是带上了我11岁那年的些许记忆和故事，不为别的，只为那已然将被覆盖的记忆。

　　但是，要做这个事情，很难！

　　没有人愿意投资。没有人再去关心。好在我的剧本几年前就申请了与我们关系不大的法国南方基金，并获得11万欧元的后期补贴。同时2010年7月，中法经过十年谈判终于签署了两国间官方合拍合约，我的这个剧本就成了第一部合拍协议下的中法合拍片。在这个情况下，我拿出了我仅有的积蓄，推上了这个项目。

　　最难的就是选址。60年代为三线而建的工厂、职工楼，因多年停产或转制，早已废弃。十几年停止的光阴使这些地方杂草丛生。如果地球上人类活动彻底停止，那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会在五百年内彻底消失，回归蛮荒。

　　经过半年的看景，最后落定在现重庆市郊区万盛区的晋林机械场。那里还散落着几户人家，给原本荒芜的一切带来了些许人气，而就是这一点点人气，让我依稀偷窥到那久远过去的灵魂。

　　大部分的资金几乎都投入到搭景改造废弃建筑上来了。其中有一个花了最大力气弄的大食堂，直到影片最后竟一个脸都没露。

　　用了60天时间完成拍摄。

　　法方剪接师娜里来到北京，她是法国很厉害的剪接师。我们更多人知道的出自她手的作品是那部《新桥恋人》。她不愿住在工作室。于是我们给她租了一套公寓，走路大概15分钟。这样她每天走路来回。在北京工作的两个月，娜里有16个周末休息日，故宫、长城、颐和园等等她都“走”过了。

　　3月份我就去往巴黎，开始其他的后期工作。这也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全套法式工作流程，一开始很不习惯。一些对于细节的精心追求让我几乎崩溃。但最后的成果会让你知道这一切细心和职业都是值得的。

　　从巴黎回来已经快6月了。三个月后，我于9、10月份又将去往多伦多电影节和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是这两个电影节促成了《我11》的法国发行，北美发行、澳洲发行等等。

　　这就是我的又一年，用自己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就是那么简单。

　　至于2012年，风继续吹，它还是免费的，让我们尽情呼吸吧。 ★

　　不做低碳生活旁观者

　　我们的政府往往抓大事，忽略小事，这样有时令大事也难以做成。因此，个人与非政府机构应当从小事做起，就能集腋成裘。作为非政府机构，仅有指责、批评是不够的，更多地应提供解决方案。在环保科技领域，细致、实效、专业、理智和法制，是个体和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基础。

　　文/潘家华

　　2011年12月10日结束的联合国德班气候会议最终达成协议，所有国家均要参与全球减排承诺的谈判，而且最晚要在2015年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定。

　　在碳排放总量上，中国排名“第一”的地位在不断强化：人均排放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的50%，城市人均排放也远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上海的人均碳排放是伦敦、东京的一倍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建设“低碳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但是，快速城市化的压力、经济高速增长的冲动、城市民生保障的挑战，使得环保低碳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靠边站”。在一个政府十分强势的社会里，政府的导向与作为决定了低碳的实质内涵。在国内，一些地方政府打着低碳的旗号，大规模重复建设能耗和污染均高的太阳能单晶硅生产线，推动当地城市扩张和地方生产总值的增加，对当地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促进，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城市注重形象工程，花巨资搞太阳能路灯照明工程，由于太阳能电池的寿命和成本等原因，太阳能路灯实际上并不划算，这样的“低碳面子工程”反而丢了面子。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政府总是热衷于追逐表象。很多城市都在与东南亚、中东国家城市比楼的高度。然而，高楼要有电梯，要有额外的强度，要增加维护的难度，并拉长交通距离。高楼做到了节地，但节能吗？欧美国家的很多城市，没有星级公厕；没有6车道、8车道、10车道的“二环”“三环”，而是纵横交错；我们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都喜欢采用玻璃幕墙，外表光鲜，但失去的却是节能和舒适度；我们的大学等机构，动辄圈地数千亩，画地为牢，与外界隔离。

　　“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是在强力高压下推行的，即便如此，我们最终也未能完成“十一五”定下的“单位GDP节能20%”的目标。2012年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在“十一五”的基础上仍需加速。然而，在上述种种观念和现象面前，“十二五”节能减排的进程，不免令人忧心。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难度要大于“十一五”，总体上，节能减排，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核心均与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相关。我们不能指望2012年完成相应指标，但2012年所打下的基础，对“十二五”后三年的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广泛而深度的参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产、消费和管理的主体，如果每个人都有节能减排的自觉意识与行动，低碳管理、低碳消费与低碳产业也就自然形成了。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公民和非政府机构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还较为有限。这是因为，单个公民的信息和作为渠道较为有限，非政府机构在组织管理、经费筹措等方面尚存在诸多困难，不仅如此，多数强势的政府也不鼓励，甚至反对个人和非政府机构在节能环保方面参与或干预政府行为。

　　浩浩大河是由涓涓细流汇集的，2012年，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个体在节能环保中的主体地位必将进一步加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将大气细颗粒物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很大程度上正是与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的环保呼声有关。

　　我们的政府往往抓大事，忽略小事，这样有时令大事也难以做成。因此，我主张，个人与非政府机构应当从小事做起。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小事做好，就能集腋成裘。事实上，作为非政府机构，仅有指责、批评是不够的，更多地应提供解决方案。在环保科技领域，细致、实效、专业、理智和法制，是个体和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基础。

　　我作为一名从事低碳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绝不会只将节能减排停留在口头上。就我个人来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仍会从点滴做起，夏天不开空调，两公里以内的距离，如无紧急情况，绝对步行。锻炼身体选择户外环境，而不在健身房。粗茶淡饭，穿着简洁，绝不追求所谓的名牌。我相信，节能环保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包含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中。 ★

　　重拾对市场的敬意

　　文/叶檀

　　我们度过了艰难的2011年，将迎来更加艰难的2012年。

　　经济改革无捷径可走，诗意的浪漫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难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面临双重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而国内需求短期内无法大幅提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拉动投资，进而拉动GDP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债务高企、通胀上升的天花板。

　　2008次贷危机，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红利已经耗尽，维持低价出口、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能。2009年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保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谁都清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明智的，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而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动力日益微弱，2012年到了认真审视经济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候。

　　2012年，注定只能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

　　预计2012年CPI将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而GDP的增速将维持在8%。表面上看，这是个漂亮的、可以接受的数据，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将带来庞大的失业人口，考虑到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煎熬，沿海企业倒闭风潮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民保存财富，这样的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欣喜。

　　经济在夹缝中生存有两层含义：第一，政策的腾挪空间很小，稍不小心就有堕入地狱或者遭遇玻璃天花板；第二，所有的行业、企业日子都不太好过，以往寄生在制造企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甚至包括充当资金掮客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恢复镀金时代的风光。

　　中国改革，再次闯大关。

　　改革从来没有现成药方，三十年前，中国财政面临破产境地，倒逼出包产到户、苏南乡镇经济，与以温州为代表的草根市场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面临技术破产，倒逼出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注资、上市、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词；2011年，出口红利消失，倒逼出以破产重组、提振内需、房地产调控为抓手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是改革的关键年份，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摆脱权力的狂妄，对市场的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中国面对的实体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提升了数百倍，在做大永远比做强重要的环境下，企业的规模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铁券。但对于市场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区分的只有管理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只有资产收益率高的好企业与资产收益率低的坏企业。这是市场常识，但在对规模的无度追求中，我们已然忘记了常识，现在必须重提常识。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遭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2012年，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

　　2011年1-9月，浙江省倒闭企业数2.5万家，比去年略增加5%，反观2008年，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近六年最高。截至2011年9月，浙江企业消失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企业倒闭的数量。

　　小微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是草根市场经济在经济衰退期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小微企业大面积复苏，“野火烧不尽”的特性显露无遗。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浙江省新设登记企业数仍远大于吊(注)销企业数。今年1～9月，浙江省新增企业数10.5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0.35%，新增企业数增速大于消失企业数增速。

　　上述数据并不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生存瓶颈，恰恰相反，民营企业纷纷推出项目公司规避风险，为可能到来的债务链条崩溃预做打算，显示了民营企业的真正危机：他们无法向上游转移，无法介入政府低效的投资公司的管理，而投入的所谓高科技如光伏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

　　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如果垄断性行业继续寄生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以避税为赢利秘诀，而政府则以大规模的税费保持高于GDP的财政收支，2012年中国经济将不容乐观。

　　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有太多的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改革者的决心，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因此，2012年，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极不确定的一年。

　　以实体经济正常经营的基础制度税收制度而论，2012年，税收改革步入深水区。

　　在2011年圣诞节当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释放结构性减税的信号，给实体企业主送上一份圣诞大礼。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谢旭人阐释了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税收改革关系大局，需要宏伟的构想，更需要利益分配的大变革。要改革税收，需要改革政府低效而激进的投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实现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让财政收支接受人大与公众舆论监督，需要让年轻人从公务员崇拜中解脱出来。

　　这是个异常艰巨的工程。

　　考虑到改革的漫长与痛苦，2012年奢谈经济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奢谈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牛市是不理智的，希望通过房价上涨解决政府财政困境与内需不振，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所有捷径被封堵之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断定，2012年是回到市场基础建设的一年。

　　2012年，没有牛市，最好的结果是，为未来的牛市打下第一步的基础。我们要确保的不是2012年的繁荣，而是通过2012年的艰难，为未来的繁荣、信心打下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