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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史话：江湖“刀客” 【 作者：佚名 来源：春秋战国 点击数：4666 文章录入：扯淡网 】 那次在洛宁游览神灵寨，假如不是在山腰处歇脚时要了那山民一瓶可口可乐解渴，也许我会错过那卖茶水山民的一句关于刀客的话：“这神灵寨山深树密，国民党一个军进来，出去时只剩下一个连。那一个连还是因为用‘袁大头’贿赂刀客，才活命出了山寨。”
洛宁人所说的刀客，其实就是土匪。刀客叫起来，上口还雅致，似乎隐含着一层侠士的意味。后来，一个老家是洛宁的郑州人说起刀客：刀客厉害哩，高兴了，杀进城里，夺了县衙，当几天县太爷威风威风。又一高兴，拍屁股走人！
我的从洛宁山窝窝里出来的朋友，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个在神灵寨设摊做买卖的山民，看模样也不过是小五十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已与刀客历史无缘，但他们那好似亲历般的口吻和有些崇拜的神色，是哪里来的？是《水浒传》读多了，抑或是《罗宾汉》看呆了？
洛宁朋友的回答很自豪：老爸说的。我爸说，他也打过土匪。枪一响，土匪呼啦一声从山寨里冲将出来，七八十个初次上阵的民兵被那阵势吓蒙了，哗一下子全散了。后来民兵们经的场面多了，打得越来越好，一条长长的绳子一捆就是一串土匪。当时一个区长朱笔一挥，就可以把一群土匪拉出村外毙掉。我记得，老爸讲述自己的“革命史”时很有些得意。我问：你亲手杀死过土匪吗？老爸拨拉一下我的后脑勺说，那是镇压土匪。
人民政府彻底灭了土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匪患，而关于土匪的传说变得越来越离奇。对于绿林中人的传说，真实性似乎是次要的。老百姓宽容地对待刀客，只要他们是被逼上了“梁山”，曾经有过放粮济民的记录，又不太爱滥杀无辜，对待妇女还比较有人味的话，老百姓就会把他们视为好人，关于他们的事迹就会被添油加醋地“虚夸”起来。其实，即使是有侠气的土匪，也难免有凶残的一面。比如罗宾汉这位中世纪西方侠盗，在他的刀下身首分离的富人难道活该死去？武松“血溅鸳鸯楼”，连人家的丫环也一并做了，够狠吧？
我知道民变匪是“凶年饥岁”的逼迫，也知道深山老林曾是土匪频繁出没的地带，还知道在“土匪史”中，豫西、湘西的土匪是中国土匪中最具典型性的“标本”。我无力涉及深刻的历史哲学，也不想虚夸土匪或所谓刀客的传奇。我只想带大家到豫西洛宁去看看，那里至今残存的土寨子是土匪们劫掠历史的物证。
洛宁县郭村那土寨子，就在村民曲俊安的院门外，曲俊安对它既熟悉又陌生。每天曲俊安出了院门，只需略微抬头就能看到上辈人为躲避土匪而建起的寨子，寨内还有依塬（塬即水冲刷出来的平头高坡）上地势开掘的可供人临时居住的窑洞。啸聚而来的土匪一旦实施强攻，村民困守寨子的日子，可能是数天也可能是数周。根据经验，村民们一般会在寨内预备一些维持活命的必要物什，如水、粮食、厨具等。
郭村的寨子不是围着村子建的，而是在紧挨村子的塬上另建。刀客来了，村民就躲进寨子；刀客走了，大家再回村。过了塬，再往东便是荞麦山，过了荞麦山就山山相连了。郭村坐落于川上，川即狭窄的平地。郭村一带的地貌，是豫西“七山二塬一分川”的缩小版。洛宁山多树密，又地处豫西边远地区，正是个极适合土匪出没的地方。
５５岁的曲俊安没有亲历过土匪蜂起的时代，他喊来了耄耋之年的吴建林。吴老人遥指寨墙处一个颇似洞穴的地方说，那是寨门。因为风蚀雨淋，在我到过的洛宁村落已无完整的寨子。县城东北３０公里处的城村，因村寨如城而得名，它始建于捻军起义的年代，两丈多的寨墙把近百亩地的城村包裹得严严实实。村民说，匪没了，人多了，村要扩大，寨墙妨碍大家盖房子，所以几十年过去，寨墙就七零八落了。
城村原来有一个大地主张凤泉。村里人说，张家最兴盛时有田地４０００顷。从寨墙碑上知道，城村的寨墙是张家独资修建的，并曾多次被毁。那寨墙碑为光绪元年所立，记录了大地主张家几代人的功德，可惜文字中没提耗资的数目。城村村民张合龙说，刀客绑过城村的票，但大杆子（匪首）从城村村外过了几回，却都没有攻寨。
依刀客的脾气，甭说一个小小的城村，就是坚固的县城也不放在眼里。在洛宁历史上，就曾经发生几股大杆子合伙打进洛宁城、政府在当地一度丧失统治权的事。
刀客的掠夺方式，无外乎两种：攻城夺寨，绑票。洛宁的刀客，包括大杆子都很少有政治动机，可以框定为经济土匪。一个老奶奶曾告诉我：一个刀客抢到一条裤子，自己舍不得穿，送给了家人。刀客的产生，多半可归因于贫穷。我琢磨过洛宁有名有姓的著名刀客，他们清一色是苦大仇深的贫民，多半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刀客索取财富的方法很直接：先是以暴力要挟，主动拿粮送钱的，收刀绕村走人；不然，杀进村去血洗一场，连一只鸡都不放过。
余庄人李德龙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曾记录了东街寨子的“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东、西、北三道寨门，其中东寨门用青砖砌成，镶石刻三字：“余庄镇”；每隔八尺一个枪眼，连守寨的武器也备齐了。
李用最初的打算是东西两街合建一个大寨子。他跟西街的乡绅郭文锦商量，西街人可能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不划算，婉言回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独建。李用家有水旱地８００亩，棉花地百亩，在东街还开了６间门面的花行，生意做得不赖。李家被称为“花店人”，是村中大户。余庄人建寨，先按人口摊钱，继而按房子摊钱，再后以牲口摊钱，摊得一村人拮据无比。李用家人多、房多、牲口多，也因出资“过急过猛”元气大伤，今天村民还有“打起寨，花店败”的说法。
李用在筑寨之前是否就有不祥的预感已无从获知。当年他几乎倾家荡产建起了寨子，还固守着一套冬春打更的制度（因为农闲时，常常是刀客频频打劫的日子），但在寨子筑起６０年后，灾难还是降临到了余庄村。李用尽心打造的寨墙，未能阻止“老洋人”２０００刀客对其族人的血洗。刀客血洗余庄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余庄人不买刀客的账。
余庄人没有料到“老洋人”的人马会那么多。假如，余庄村的东街人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我猜想他们会如西街人一样，虚掩房门，带上干粮，或到洛河南岸躲避，或就近躲进北坡的西龙沟，等待刀客过去。
仅一路之隔的余庄西街人，在李用尚活着的清同治年间就不肯高筑墙，死守村。他们记得洛宁人那句谚语：“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余庄村东街乡绅李虎文是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２日守寨的“总指挥”。２１日那天，几个外乡耍蛇的声称从东边宜阳方向来了一股刀客。李虎文于是找到西街的乡绅郭百龙，协商东西街共同守寨。郭以西街人住在东街的寨子外面为由，回绝了东街人的“恳求”。于是，李虎文在关帝庙内召开了一次东街人的守村部署大会，动员村民们坚守寨子，李虎文把“指挥部”扎在寨墙西北角的炮台上。
当年余庄村东街有百户人家，５００多口人，实际能上寨打打杀杀的青壮年不过２００人。武器装备情况是：劈山炮７门，鸡娃子炮３门，生铁墩４０门，抬枪２０余支，自制长枪３支，还有滚木、礌石、大刀等冷兵器。
县城距余庄村５公里。县巡缉队闻讯来了３０号人，到余庄查看地形后，认为余庄寨子易守难攻，遂去了北头岭山寨增援。２１日黄昏，东街人早早闭了大门，枕戈待旦。是夜，星高月淡，北头岭方向传来的隆隆枪炮声一夜未歇。凌晨，西街人惊慌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上午９点左右，“老洋人”的人马久攻不下北头岭山寨，遂转而攻打余庄。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洛宁余庄村人站在寨墙上，发呆地瞪大眼睛看：寨东门外大石桥那片熟悉地带聚集的正是成群的刀客。一个老汉如此描述刀客：刀客们每人都有一个布袋，披在肩上或系在腰间。抢到银两、食物后，刀客就把这些东西装进布袋里。２０００个刀客聚集在东街东寨门前５００米处，那是何等阵势？
“老洋人”的杆子从宝丰来，一路掠城攻寨，席卷小半个河南，他们还没到有意珍惜“声誉”的档次，下山就是为了抢东西。刀客们攻进寨子后，抢劫和杀戮就同时开始了。在对抗中，平民并不总是失利的一方，刀客遭遇挫败的例子也有不少。西北角炮台上的铁钟撕破了死一样的沉闷，接着锣鼓声毫无节奏地响起。很快，刀客开始攻余庄村东寨门了，马队在前，徒步刀客在后，他们像军队一样列队前行，口中齐呼高叫……
第一波炮响后，马队散开了队形。土炮放一炮后，中间有一段间隔，利用这段间隔，后边的刀客扛着云梯猛冲。寨上第二波炮紧接着发出，刀客暂退。这能连发的“鸡娃子炮”，是在余庄村开铁匠铺的豫东人胡氏为余庄人特制的。第三次放炮，炮却哑了。村里的老人追忆说，为寻找原因，铁匠胡氏迅速将“鸡娃”（炮弹）退出。胡氏双手捧住“鸡娃”，正纳闷琢磨之际，“轰隆”一声，“鸡娃”响了，铁匠被炸得稀烂。
匪首张庆因为长相有点像洋人，所以人送绰号“老洋人”。“老洋人”攻城掠寨很有一套，他到余庄村东北的坡头高处瞭望了一番，心中已有了主意。最后，偷袭的刀客以西街稠密的空房为掩护登上了寨墙。寨破的时间大约是中午１２点钟，老人们说，杀戮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１６岁小炮手李水贵，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为了逃命，他从南寨墙跳到李怀发家后院的大麻地里。三个刀客瞄上了李水贵，非整死他不可。刀客们追到大麻地里，往李水贵身上连刺数刀。李水贵在地上翻滚ji 几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刀客的杀戮是报复性的，所以相当随意。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从寨墙上跑下来后，掖着铺里的账本逃命。他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刀客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就没趣地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又跑了一段，遇到一个刀客正在逮驴。刀客命令李致荣帮他逮驴，逮完驴子就放了他。后来，李致荣躲入井内，一个刀客向井内连开三枪，但都没有打中他。
张金祥夫妇和吴九具夫妇领着各自的孩子躲进了北寨墙的一个洞内，而刀客临时做饭的地方距张、吴两家的藏匿点只有几十步远。因躲藏时间过久，５岁的吴六水和张小环开始哭闹。惊慌之中，吴九具掐死了两个孩子。杀戮和抢劫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的搜刮之后，直到当日的下午四五点钟，“老洋人”的人马才“收刀”走人。余庄村东、西街的财物，都未能幸免。刀客们临走时还绑了四个孩子的票，直到一年之后，家人才把他们从宝丰赎回。
“老洋人”打下余庄村后，原本打算攻打洛宁城，他派人到洛宁城东关外打探：“城里的水鸭子（黑话指机关枪）多不多？”被问的乡民误以为真问鸭子哩，随口来了一句：“多得很。”“老洋人”就打消了攻城的念头，上五里坡北走，到陕县抢掠去了。
如果东街人不做抵抗，像西街人一样出去躲避，也许刀下喋血的人口数字会缩小许多。西街有３人死亡，而东街被杀１００人（其中４女）。抵抗和逃避，两种选择，结果迥然。那么，８１年前的余庄村东街人以命相搏进行抵抗，是否不明智、不划算？在财产与性命之间，其实东街人可以选择———李虎文在关帝庙开会时，选择守寨是全体族人的决定。但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了，刀客多达２０００人，村民中的青壮年只有２００人，以一抵十，余庄村东街人败得不丢人。
东街人没有怨恨那次生死选择。在三年后的６月２２日，即劫难三周年时，东街人在关帝庙正殿前设了９９个牌位（李继成家的小女遇难时仅三岁，因年幼没设牌位），进行了隆重的告慰亡灵仪式。６月２２日那天下了雨，半月后雨才停。戏唱过三天后接着又大唱，直到雨歇。
在洛宁刀客史里，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中旬。那一次，寨子村被攻陷后，３７０名村民被杀，寨首韦献臣被铡，身断三截。当时寨子村人拒绝了刀客的最后通牒，并且坚守了很长时间。刀客们攻打寨子村费了不少功夫，伤亡不少，所以打进寨子后大开杀戒。
民众对刀客的抵抗真的是得不偿失吗？“上了寨，死得快”又有多少根据？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统计，洛宁人关于刀客掠寨攻村的记录也相当零碎。不过从我读到的资料看，也有不少抵抗刀客获得成功的案例。比如崛山寨，“老洋人”攻打了一夜，但没有得手。
还有，在东街人遭遇杀戮的三个月后，临汝王老五的刀客队伍在磨头寨受挫。王老五的队伍在磨头寨下扎营，然后发出通牒：限三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找来村人商议，大伙儿举棋不定。后来主战派说：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最后磨头寨选择了坚守。
王老五那次运气不佳，攻打了两天也未曾拿下磨头寨，却死伤了二三十号人。第三天王老五表示愿意和谈，只要让他的队伍从寨外过去就行。磨头寨人怕刀客使诈，说了条件：一个个过，如有聚集就打。刀客们答应了这个条件。磨头寨中当时只有四五支枪，村民们用的大都是冷兵器，但硬是顶住了３００名刀客的两次进攻。
磨头寨硬拼刀客成功，很快在洛宁县扬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说：“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了撞死得快！”
绑票，是刀客比攻城掠寨更合算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手段，它风险小，成功率高。
郭村的老汉吴建林说，他小的时候，在村外亲眼见过刀客押票：一条长麻绳，把人捆成一大串，一二十个呢，全是男的。刀客看着好威风，明晃晃的大马刀，系着红缨子。刀客押着人质在村外歇了一会儿，就走了。吴建林至今也说不清楚他看到的刀客属于哪路土匪，那一二十个人质是哪里绑架来的，但他知道那就是绑票：“拿人换钱呗。”
吴老汉的追忆，至少让人明晰了一点，以人质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刀客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转移和关押期间的吃喝拉撒睡，都是刀客买单。以命换钱，价码一般由刀客一方核定。勒索的价码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视被绑架者的家庭状况而定。按刀客们的说法就是：绑彩票（富人），挣大钱；抓土票（穷人），“还换不了一百只鸡吃”。赵村乡大许村人孙攀脚，窜到洛阳西华街绑了一个姓潘的商人。过了月余，潘家托宜阳人来当说客，以２０００元现金、１２０支枪、１０００套衣服的“价格”，买回了潘姓商人的性命。此事，在豫西曾被传得沸沸扬扬。
在绑架案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丧失原则的事，刀客与人质之间“是非”界限相当模糊。
事情发生在前文提到的、被刀客铡死的富绅韦献臣身上。樊村人段升绑了韦献臣的生父韦圭恩，押到山中。段升慑于韦献臣的名气，没敢亏待韦圭恩。韦圭恩因为目睹了刀客“可怜”的一面，所以被赎回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这次刀客拉我上山，人家没亏待我。他们实在是困住了，没啥吃的，自己饿肚子还想着法子叫我吃饱吃好，他们绑票无非想弄几个钱，可咱家花几个钱算啥，以后遇到这些人，不能跟人家过不去。”
一次段升进城，正撞上时任县征稽处处长的韦献臣。于公于私韦献臣都该抓了这个刀客，可他没有。当时场面挺戏剧化的，韦献臣一把搂过段的肩膀，进了酒家吃肉喝酒去了，开口闭口江湖义气，一个发愿一个起誓……
１９２４年攻打韦献臣所在的寨子村那次，段升的队伍也参与了。当大匪首吉长升决意整死韦献臣时，段升本能地出面了：“不能杀，他是个大好人呀！”他以身相护，和韦献臣一起倒在血泊中……很烈很残很酷的情景吧？如果当年那一幕拍成电影，看过的人一准儿下结论：这刀客，够哥们儿！
我们常常模糊是非标准，尤其对刀客。在这一点上，连老外有时候也免不了。１９２２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在这次经历中，他竟然对中国土匪留下了诸多好印象。
中国土匪史上最出彩的一次绑架案，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东北土匪干的。土匪绑架了两个英国公民后开出了天价：波利女士的赎金是７０万大洋，科克伦先生是６０万大洋，外加１００支步枪、１２０把左轮手枪、２挺重机枪、数万发子弹、２００盎司上等烟土和戒指、手表等。
土匪还提出一个释放人质的条件：如果日本人一周内从东北滚出去，可以无条件释放人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日本人为了“不给英国人干涉东北事务找借口”，付了赎金。
洛宁土匪没有政治性，他们的绑票主要针对普通人家。亲属一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只要能够支付所列价格，还是肯妥协的。一般来说，赎金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期限也可以松动。有时候，一盒纸烟也可换回一个土票的性命。
还有一分钱不花就赎回人质的。城村村民张合龙说，他们村的二毛子（张云生的乳名）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冯兆祥绑到了赵堡。冯兆祥派人来传话说必须送一麻袋大洋去赎人，拖一日就割鼻子。当时张家有水旱田２５顷，算是个殷实人家。张家长工丁成志说：“我去宜阳领票。”他没带大洋，袖里藏把刀独自就去了。十多天后，二毛子回来了，一根毫毛没损，一个大洋没花。原来丁成志也是刀客，黑吃黑！张合龙说，丁成志十分厉害，他把刀架在冯兆祥的脖子上，最后把雇主的儿子救了出来。
长水乡后湾村的宁老七绑票时竟吃了窝边草，把他的干爹给绑了。宁老七在给干爹家的信中称：（我）意欲扩充实力，因钱财不足，干父深明大义，愿助一臂之力，望前来磋商。其干爹也附函一封，语气像是里应外合似的：困难再大也要筹措重金，望诸子、贤侄从速。
宁老七最后用干爹换了三布袋大洋。靠干爹的“资助”，宁老七一下子买了百十支长枪，队伍一下子比先前阔气了许多。
１８６２年（清同治元年）４月２０日，捻军张乐行部转战到豫西，他们一路浩浩荡荡，经过洛阳，攻陷宜阳，向永宁（今洛宁）杀来。捻军一路唱着队歌前进，那歌词大意是：“少做袜子，多做鞋，等候八月我再来。”
１８５７年４月捻军就曾到过洛宁，当时他们有２０００多人，是被清军追击而暂避于洛宁的七里坪。那次捻军只顾与官兵周旋，倒没过多扰民。１８６２年捻军重返洛宁，打进了王范镇。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男子横死街衢，妇女填井中皆满”。自此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病态化，洛宁土匪蜂起，匪患不断。
《匪徒》一书作者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匪徒的数字相当庞大。东北三省匪徒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０．５％～０．８％，而河南与山东的这个比例是１％，这还不包括中国境内的１５０万名士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或者干脆就是土匪。
一个洛宁人说：“当年有一点儿法，谁肯做匪？”捻军在洛宁数次“亮相”，没起好榜样。至今，洛宁人提起捻军，印象一般。被捻军打过的王范镇，也被太平军骚扰过一次。王范镇为求自保，用一个月时间突击筑寨，取名“云盘寨”。寨子筑成５８年后，被本土的杆子再次蹂躏，王范镇的经济数年翻不过来身。
“驱民为匪的最主要原因是饥饿。”我试图在洛宁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论点找到论据。
同治元年到三年，洛宁连续三年蝗灾；光绪三年，洛宁大旱；光绪四年，斗米价格涨至五千文。于是，洛宁出现了罕见的人间惨剧：“人相食，有父食其子，母食其女，夫食其妻，人死十之七八。”
在这种“人相食”的情况下，刀客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洛宁被抢光了，没吃的，刀客们就到宜阳、卢氏、嵩县、洛阳去抢。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民变匪的速度非常快，他们并不像《水浒传》中１０８个英雄人物那样，先有曲折的故事，再被迫上梁山。
除了为活命走上歧途的刀客外，也有些人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成为刀客的。
李其芳是洛宁最具影响力的刀客之一，他杀过富人也祸害过平民，他打过国民党，打过小日本，还拿下过洛宁城。他沦落为匪的直接原因，是突然杀人。事情发生于１９２３年春，当时李其芳与几个小伙伴在村后砍柴，路遇一个外乡人。那人骑着马，腰里别着手枪，肩上挎一长枪，沿着涧河边走。
李其芳和几个伙伴先是好奇地跟着那人，那人也不曾在意。到一拐弯处，李其芳突然抡起扁担，将那人打翻马下，接着抽出斧头，三五斧结束了一个生命。整个过程像一个职业刀客在例行杀人。突然的暴力吓跑了几个同去砍柴的伙伴。李其芳牵着马挎起枪，没事一般地回村了，那年他１９岁。无论在任何朝代，李的行径都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再来看看李其芳犯罪前的处境：李其芳读过三年私塾，能识字。１４岁时，父母双亡，李其芳遂到本族伯父家“扛长工”。伯父视其如子，家中大小事，都放心托付他掌管。李家虽是布衣之家，但衣食无虞，远远不到非做刀客才能活命的地步。李向伯父说了实话，善良的老人被吓得不得了：“你小小年纪胆敢杀人，你走吧！”
结果怎样？李其芳二话没说，就骑马挎枪投奔他的叔叔李相元去了。李相元是刀客头，收容了他。
李其芳由民变匪的理由充足吗？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恩怨，没有事先预谋，那个外乡人甚至连招惹他都没有。李杀人的原因可能是贪恋人家那套行头？要枪干吗？自用还是换钱？多种推想都无法完全让人信服。我有时干脆认为：李天生匪性。
有一种可能是，民国初年的匪徒猖獗给了李其芳一个外部刺激，这是外因。同时李其芳这个案例说明，一个人被迫还是自觉为匪，与其道德操守关系密切，这是内因。饥荒导致不稳定，但饥荒只是匪患的土壤。
尽管湘西有一个“土匪村”，尽管豫西被著名作家姚雪垠称之为“土匪世界”，尽管李其芳一大家子（叔叔及三个堂弟）都是杆子头，可说到底，想为匪和已经为匪的人还是少数，即使一些已经为匪的也时刻向往着招安。“血战所得”并不能使所谓的刀客生涯富得流油，多数刀客没有财富积累，更多的时候他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刀客们的生活和收入，并不比老实种地的农民好到哪里去。
李其芳打下洛宁城不久，就被招安了。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任命李其芳为团长。当上团长后，李其芳对部下管束得很严，谁吃喝嫖赌，他狠着整。后来，他率领所部开赴山东抗日前线。在战场上，李其芳这个昔日的刀客头杀敌亦凶狠，腰、腿两处都曾挂彩，伤愈。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８日，李其芳被自己人阴谋设计杀害。
李其芳１９岁杀人夺枪，成了一个杀人犯；后来他当上刀客头儿，还打下了县城；在抗日战场上，他又玩命打鬼子。这样一个人，该如何评价？也许他的复杂该归因于他所处的那个病态社会？
再来看李其芳堂弟李元周的“匪变官”案例。１９３１年，国民党洛宁县府认为杆子首领李元周可资利用，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李元周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国民党官员架势，张罗着收捐收税，出席各种仪式，还担任“剿匪队长”一职。不过此人后来还是反了———“官变匪”。
不妨看看李元周为官前的一次杀戮记录：１９２４年，刀客首领李相元被张村红枪会打死。翌年，李元周率部袭击张村，把５位村民抓到下高村。在李相元墓前，李元周命人砍下５个村民的人头，摆成“十”字形，祭奠李相元。
李元周滥杀无辜，却被国民政府“既往不咎”地委以官职。在任职期间，他还趁机做起烟土生意，大赚了一把。
宁老七的刀客生涯比较离奇，这种离奇一半是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赋予的。
宁老七１２岁时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中国土匪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无业者，而宁老七是一个典型的无业游民。从１３岁开始，宁老七就跟着一个刀客闯荡了。１７岁时，宁老七独自回洛宁自立山头。宁老七沦落为刀客，当为生计所逼。
１９２０年，宁老七１９岁，他想要个老婆。听说韩沟朱贵泉有个漂亮女儿，宁老七就率部把韩沟寨团团围住，命部下齐声高嚎：“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破了寨……”朱家人闻知，都哭翻在地。无奈，朱家人用绳索将女儿送至寨下，众匪得了压寨夫人，扬长而去。宁老七不仅自己要老婆，两年后，还抢了陕州（今三门峡）４０多位女人，给手下骨干每人配发一个。
１９２０年冬，陕州巡缉队会同豫西各县民团围剿宁老七。宁老七寡不敌众被俘，当时的报纸以《豫西余孽匪首宁老七被俘》为题，向公众发布了消息。不久陕州官府贴出告示，定于１１月１０日，处决宁志明（宁老七）。那天，将宁老七绑赴刑场时，他照例骂过了，唱过了，却没死成。有资料显示：午时三刻，刀斧手举刀过头，正欲砍下，忽快马急报：刀下留人！这细节，好像许多故事中都有，为什么每次都在“举刀待砍”的节骨眼，才传达上级命令？
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给了宁老七一次“自新”的机会，宁死里逃生后就跟了牛德，做了马弁。宁老七随着官兵打土匪，甚善战。两年后，宁以送母回老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宁老七重新为匪后，觉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风险大，收入也不稳定，干这个档次太低。宁老七的打算是像政府一样坐地收税———他给洛宁长水、罗岭一带的富户定下摊派款项，限期纳贡。对于不服从的，就抓来吊起来抽鞭子。时间不长，民团又来围剿，宁老七再次被抓。７天后，宁老七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后被释放。
政府如此“宽容”，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后来，宁老七又重操旧业时，县府以“有意放虎归山罪”为由，毙了保人宁京周，又是匪夷所思。
１９２６年，宁老七成了镇嵩军少将旅长。当年１０月２３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途经洛宁，宁老七率部伏击。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宁老七。７天后，宁老七毙命，时年２７岁。他的葬礼很隆重，到底有多隆重，看看数字就明白了：杀猪１００头；纸扎匠３０人为扎制祭奠用品昼夜忙碌，用了２０天才干完；送殡时，一辆马车拉着四麻袋铜钱，有人站在车上一路扔钱。宁老七坟头前立碑，上书：陆军少将旅长宁志明阵亡碑。
宁老七是洛宁刀客中有想法的人物，我指的是他试图以暴力威胁，建立盘剥富人的制度。现已无从详知宁老七收费制度的细节，比如抽税的比例是一成还是三成。《关东马贼》介绍过，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他们一般不抢劫不绑票，只是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卡“抽税”，一般都是按货物估价，抽一成至三成。宁老七也想“吃票”，他的制度一旦能够长期实施，他的刀客弟兄们就不必刀刀见血地担风险蛮干了。如果当时的形势容他发展、经营，或许，他会像南阳的匪头别廷芳一样，最后以乡村“改革者”的形象出现，让后人咀嚼不已。
宁老七揣摩秩序时，部属不过百十号人，他没实力完成自己人生的转轨。洛宁众多的刀客中，也没有成大器的。他们所做的动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攻下了家门口的洛宁城。
１９３３年，已经弃匪从商的贺贞“由许昌返家，经过（洛阳）龙门时，被国民党军武庭麟部查获，枪杀于洛阳东关大桥下”。１９９１年版的《洛宁县志》关于贺贞的死，就这么一句话。
贺贞那年５３岁，这位豫西最知名的女刀客之死，就这么轻而易举。时隔７０年后，贺贞的本名本姓洛宁人已记不得了，但张寡妇的绿林生涯在洛宁却是妇孺皆知。贺贞当刀客时的绰号叫张寡妇，在厚达６３２页的小说《刀客张大脚》中，她的名字是张大脚。贺贞的丈夫张有早逝，所以当了刀客后就有了张寡妇这个绰号。洛宁作家蒋留计说：“小说嘛，总该虚构些。清末民初时女人脚大有个性，我就给张寡妇取了张大脚这个名。”
蒋留计以贺贞为原型，把小说中的张大脚写成了大美女，她的背影勾得保安团一只大色狼歹念顿起……
蒋老师送了一本《刀客张大脚》给我。他说，７年前此书脱稿后出版社向他强调：有必要在最后开印前再添加些男女间的事，这样在市场上好卖。蒋老师依了，又加了些煽情的文字。
与蒋老师深谈后的第二天，我去了陈吴乡德里村。虚构和真实的女刀客故事，都要从这个村庄说起。
我和德里村的村干部满村找张黑娃，据说他出门打牌了。张黑娃已经７８岁了，他被人喊到我跟前时还不明我的来意。当我提到张寡妇那一刻，他好像警觉起来，只是嗯了几声并不回答问话。村干部想打消黑娃的顾虑，在一旁解释说，记者想写写张寡妇的事迹，是好事。张黑娃是张寡妇的侄子，他说，张寡妇走时，他才两三岁，后来他就一直在十多里外的舅家住，直到解放后才回德里村，张寡妇的事他不记得。
我没在张黑娃老人那里获得更多内情。其实一到德里村，我就预感到刀客这个话题会使气氛凝重起来。在我提出面见张黑娃时，村干部曾表现出有点为难。７６岁的村民张同年给我介绍了一些内幕：“上辈老人说，张家按成分定至少是地主，张寡妇是因小家庭相互残杀才出去当刀客的。黑娃他爷那辈一共弟兄仨，老大死后没儿子，老二老三就开始争老大的遗产。张寡妇是老二家的儿子张有的媳妇，张有弟兄四个，老四张营便是黑娃的爹。”关于张家的矛盾，张同年讲到这里便刹住了车，还叮咛：“张家内部的事，别写进去。”
关于张寡妇，张同年知道得也不太多：“张寡妇刚出去时，就在距村子东南四五公里的架子岭一带活动，后来才到远处去。她的杆子自称民军，老人说她救济穷人多些。”
张同年还说：“我爹活到了１００岁，张寡妇是跟我爹同年龄的人。那年她结婚时，我爹也去了。”关于张寡妇的所谓侠气一面，《刀客张大脚》和《张寡妇传奇》两本书都只是小说，毕竟不足为证。但是，时隔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村民的口头传说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新版《洛宁县志》涉及张寡妇的部分，也只有千字左右。
英国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匪徒》中说：“如果一名匪徒想长期干下去，在极尽杀戮与劫掠的能事之外，他必须还要表现出一副慈悲心肠。”一个女人能拉到１０００多人的队伍，她的能耐和特别之处是什么？她是靠什么建立自己的权威的？
慈悲或侠义，洛宁人似乎认定了张寡妇有这一特质。中国善良的老百姓经不得一丁点“侠义”事迹的感染，道听途说来的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张寡妇的“事迹”：拉杆子之初，张寡妇实力不足，不敢对大户公开行劫，采取秘密绑票的方式。她第一次动手绑了两个黄花闺女。未婚女子是“快票”，是“花票”（女人）中来钱比较快的一种，因为隔夜了，未来的婆家就不肯出钱了。张寡妇很有生意人的眼光，她抓“快票”，是因为“孩儿们”（她称部下的常用语）有急用。如有回赎不及时的，她也不许男丁入内，而是亲自守护，与“快票”家长里短地套近乎。县志中记载：某夜，张寡妇的一部下生了歹意，窜到“快票”的住房门前欲图不轨，被张果断击毙。
洛宁早期的刀客丁老八也是“得财不伤主”的刀客头，他还主张“兔子不吃窝边草”，即在他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贫富均不扰。手下刀客梁才奸淫一女，丁老八当即将其处死。于是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
张、丁二人都有一套做匪的规矩不假，有时他们为了内部纪律而“挥泪斩马谡”也不假，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他们首先都是罪犯。我们常常被一些局部的善意所迷惑，而丧失对大局的判断力。
几十年前“民与匪”之间的故事和今天的事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张寡妇的侠义心肠使她赢得了“信誉”。于是凡张寡妇所绑“快票”，娘家凑不足钱，婆家也愿意予以资助。洛宁刀客绑“快票”之风，从张寡妇开始盛行。张寡妇的杆子后来拥众上千，这上千刀客的生活所需大多依赖“快票”家庭的赎金。毫无疑问，张寡妇的大肆绑票的背后，是无数百姓的家败人亡。
张寡妇是个会算计的女人，鬼着哩。她的不滥用武力，不过是讨好民众的花招。《水浒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只见小喽啰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吗？’小喽啰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势头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
这便是晁盖的抢劫逻辑：多抢东西，少杀人。那群客人逃命的前提，是被“势头猛了”的暴力吓坏了，倘若不逃命，而是一根筋地守护着那满车的金银财物，不死几个才怪哩。张寡妇做绑票“生意”无须见血就能得到真金白银，又何须撕票？道理就是这般简单。
我无意揭露刀客的伪善。事实上，刀客的性格也是多面的。张寡妇两次杀人不眨眼，都是替儿子报仇，一次是为二儿子明升，另一次是为三儿子先升。官方的资料显示，张寡妇落草为寇的起因，是长子振升被仇杀（此前其公爹张洛山和丈夫张有曾被刀客绑票）。儿子的死，激怒了张寡妇。我记得张同年说：“在洛阳火车站，她血刃了仇家。”老人还说：“三儿子死后，张寡妇误杀了离俺村１０多公里的北村人。房子点完了，烧完了，人杀了好几十口，她才知前面的‘孩儿们’进错了村。”
后来，官方整理出的文字是这样叙述的：１９３２年，三儿子张先升被本村人所杀，张寡妇得知后，遂带人马星夜从宜阳赶回洛宁报仇。她的队伍前锋走到涧口乡陶峪北村时，误以为已经到了德里村（德里村当时也叫北村），“孩儿们”争功心切，便开始了“扫荡”。等张寡妇赶到，方知弄错了，下令停杀，但北村已有３３人无辜而亡。７年前，二儿子被陕县头峪街人设宴诱杀后，还是这个张寡妇率众大开杀戒。错杀北村人后第二天，张寡妇暂避于九女山，准备寻找机会杀入德里村。德里村一带的村落闻讯后，也都聚众备战。张寡妇不知是慑于村民的“阵势”，还是良心发现，她在南山上面向婆家的方向泣不成声，发誓“永不回德里村”。用张同年的话来表述就是：“她没到村里，穿山走的。”
德里村逃过了一次死亡之劫。后来张寡妇的队伍被招安了，“孩儿们”都去当兵吃粮了。张寡妇独自到临汝、郏县、许昌一带经商，贩卖枪支、毒品。
关于张寡妇的下场，德里村的人说，她那次在洛阳被抓住后并没有死，她用１０万铜钱贿赂了办案人员，找了个要饭的老太婆替她死了。这些都是她在军队做事的前部下给她安排的。张寡妇则悄悄地去了内蒙古，死在抗日战场。还有人说，张寡妇在洛阳死得很惨，是被人用“骑木驴”的酷刑弄死的。
１９３６年，洛宁大杆子头目郑福成的尸体被保安团拖到县城后绑于木架上，当年的陕州《崤日报》把这一场景拍了照，登到了报上。那次围剿郑福成，是陕州行署专员欧阳珍亲自部署兵力。郑福成死后，其弟郑福德隐居东山，不久又拉起了一支队伍。民国年间的匪患，成了当局挥之不去的头疼事。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镇压下，土匪很快灰飞烟灭。在切除这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毒瘤的过程中，无数先烈把热血洒在豫西的深山老林中。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上午，郑州人张民安告诉记者说：“昨天是我的舅舅王安仁牺牲５５周年纪念日，宜阳县有关部门给我来了电话，说他们到王安仁烈士墓前献了花篮。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我舅舅王安仁在豫西执行剿匪侦查任务时，被数名土匪乱刀砍得血肉模糊。我舅舅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随解放军部队从山西调到豫西参加剿匪的，牺牲时才２２岁。我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正是纪念他的。”
洛宁人所说的刀客，其实就是土匪。刀客叫起来，上口还雅致，似乎隐含着一层侠士的意味。后来，一个老家是洛宁的郑州人说起刀客：刀客厉害哩，高兴了，杀进城里，夺了县衙，当几天县太爷威风威风。又一高兴，拍屁股走人！
我的从洛宁山窝窝里出来的朋友，出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个在神灵寨设摊做买卖的山民，看模样也不过是小五十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已与刀客历史无缘，但他们那好似亲历般的口吻和有些崇拜的神色，是哪里来的？是《水浒传》读多了，抑或是《罗宾汉》看呆了？
洛宁朋友的回答很自豪：老爸说的。我爸说，他也打过土匪。枪一响，土匪呼啦一声从山寨里冲将出来，七八十个初次上阵的民兵被那阵势吓蒙了，哗一下子全散了。后来民兵们经的场面多了，打得越来越好，一条长长的绳子一捆就是一串土匪。当时一个区长朱笔一挥，就可以把一群土匪拉出村外毙掉。我记得，老爸讲述自己的“革命史”时很有些得意。我问：你亲手杀死过土匪吗？老爸拨拉一下我的后脑勺说，那是镇压土匪。
人民政府彻底灭了土匪。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匪患，而关于土匪的传说变得越来越离奇。对于绿林中人的传说，真实性似乎是次要的。老百姓宽容地对待刀客，只要他们是被逼上了“梁山”，曾经有过放粮济民的记录，又不太爱滥杀无辜，对待妇女还比较有人味的话，老百姓就会把他们视为好人，关于他们的事迹就会被添油加醋地“虚夸”起来。其实，即使是有侠气的土匪，也难免有凶残的一面。比如罗宾汉这位中世纪西方侠盗，在他的刀下身首分离的富人难道活该死去？武松“血溅鸳鸯楼”，连人家的丫环也一并做了，够狠吧？
我知道民变匪是“凶年饥岁”的逼迫，也知道深山老林曾是土匪频繁出没的地带，还知道在“土匪史”中，豫西、湘西的土匪是中国土匪中最具典型性的“标本”。我无力涉及深刻的历史哲学，也不想虚夸土匪或所谓刀客的传奇。我只想带大家到豫西洛宁去看看，那里至今残存的土寨子是土匪们劫掠历史的物证。
洛宁县郭村那土寨子，就在村民曲俊安的院门外，曲俊安对它既熟悉又陌生。每天曲俊安出了院门，只需略微抬头就能看到上辈人为躲避土匪而建起的寨子，寨内还有依塬（塬即水冲刷出来的平头高坡）上地势开掘的可供人临时居住的窑洞。啸聚而来的土匪一旦实施强攻，村民困守寨子的日子，可能是数天也可能是数周。根据经验，村民们一般会在寨内预备一些维持活命的必要物什，如水、粮食、厨具等。
郭村的寨子不是围着村子建的，而是在紧挨村子的塬上另建。刀客来了，村民就躲进寨子；刀客走了，大家再回村。过了塬，再往东便是荞麦山，过了荞麦山就山山相连了。郭村坐落于川上，川即狭窄的平地。郭村一带的地貌，是豫西“七山二塬一分川”的缩小版。洛宁山多树密，又地处豫西边远地区，正是个极适合土匪出没的地方。
５５岁的曲俊安没有亲历过土匪蜂起的时代，他喊来了耄耋之年的吴建林。吴老人遥指寨墙处一个颇似洞穴的地方说，那是寨门。因为风蚀雨淋，在我到过的洛宁村落已无完整的寨子。县城东北３０公里处的城村，因村寨如城而得名，它始建于捻军起义的年代，两丈多的寨墙把近百亩地的城村包裹得严严实实。村民说，匪没了，人多了，村要扩大，寨墙妨碍大家盖房子，所以几十年过去，寨墙就七零八落了。
城村原来有一个大地主张凤泉。村里人说，张家最兴盛时有田地４０００顷。从寨墙碑上知道，城村的寨墙是张家独资修建的，并曾多次被毁。那寨墙碑为光绪元年所立，记录了大地主张家几代人的功德，可惜文字中没提耗资的数目。城村村民张合龙说，刀客绑过城村的票，但大杆子（匪首）从城村村外过了几回，却都没有攻寨。
依刀客的脾气，甭说一个小小的城村，就是坚固的县城也不放在眼里。在洛宁历史上，就曾经发生几股大杆子合伙打进洛宁城、政府在当地一度丧失统治权的事。
刀客的掠夺方式，无外乎两种：攻城夺寨，绑票。洛宁的刀客，包括大杆子都很少有政治动机，可以框定为经济土匪。一个老奶奶曾告诉我：一个刀客抢到一条裤子，自己舍不得穿，送给了家人。刀客的产生，多半可归因于贫穷。我琢磨过洛宁有名有姓的著名刀客，他们清一色是苦大仇深的贫民，多半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刀客索取财富的方法很直接：先是以暴力要挟，主动拿粮送钱的，收刀绕村走人；不然，杀进村去血洗一场，连一只鸡都不放过。
余庄人李德龙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曾记录了东街寨子的“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东、西、北三道寨门，其中东寨门用青砖砌成，镶石刻三字：“余庄镇”；每隔八尺一个枪眼，连守寨的武器也备齐了。
李用最初的打算是东西两街合建一个大寨子。他跟西街的乡绅郭文锦商量，西街人可能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不划算，婉言回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独建。李用家有水旱地８００亩，棉花地百亩，在东街还开了６间门面的花行，生意做得不赖。李家被称为“花店人”，是村中大户。余庄人建寨，先按人口摊钱，继而按房子摊钱，再后以牲口摊钱，摊得一村人拮据无比。李用家人多、房多、牲口多，也因出资“过急过猛”元气大伤，今天村民还有“打起寨，花店败”的说法。
李用在筑寨之前是否就有不祥的预感已无从获知。当年他几乎倾家荡产建起了寨子，还固守着一套冬春打更的制度（因为农闲时，常常是刀客频频打劫的日子），但在寨子筑起６０年后，灾难还是降临到了余庄村。李用尽心打造的寨墙，未能阻止“老洋人”２０００刀客对其族人的血洗。刀客血洗余庄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余庄人不买刀客的账。
余庄人没有料到“老洋人”的人马会那么多。假如，余庄村的东街人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我猜想他们会如西街人一样，虚掩房门，带上干粮，或到洛河南岸躲避，或就近躲进北坡的西龙沟，等待刀客过去。
仅一路之隔的余庄西街人，在李用尚活着的清同治年间就不肯高筑墙，死守村。他们记得洛宁人那句谚语：“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余庄村东街乡绅李虎文是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２日守寨的“总指挥”。２１日那天，几个外乡耍蛇的声称从东边宜阳方向来了一股刀客。李虎文于是找到西街的乡绅郭百龙，协商东西街共同守寨。郭以西街人住在东街的寨子外面为由，回绝了东街人的“恳求”。于是，李虎文在关帝庙内召开了一次东街人的守村部署大会，动员村民们坚守寨子，李虎文把“指挥部”扎在寨墙西北角的炮台上。
当年余庄村东街有百户人家，５００多口人，实际能上寨打打杀杀的青壮年不过２００人。武器装备情况是：劈山炮７门，鸡娃子炮３门，生铁墩４０门，抬枪２０余支，自制长枪３支，还有滚木、礌石、大刀等冷兵器。
县城距余庄村５公里。县巡缉队闻讯来了３０号人，到余庄查看地形后，认为余庄寨子易守难攻，遂去了北头岭山寨增援。２１日黄昏，东街人早早闭了大门，枕戈待旦。是夜，星高月淡，北头岭方向传来的隆隆枪炮声一夜未歇。凌晨，西街人惊慌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上午９点左右，“老洋人”的人马久攻不下北头岭山寨，遂转而攻打余庄。那一刻，空气都凝固了。洛宁余庄村人站在寨墙上，发呆地瞪大眼睛看：寨东门外大石桥那片熟悉地带聚集的正是成群的刀客。一个老汉如此描述刀客：刀客们每人都有一个布袋，披在肩上或系在腰间。抢到银两、食物后，刀客就把这些东西装进布袋里。２０００个刀客聚集在东街东寨门前５００米处，那是何等阵势？
“老洋人”的杆子从宝丰来，一路掠城攻寨，席卷小半个河南，他们还没到有意珍惜“声誉”的档次，下山就是为了抢东西。刀客们攻进寨子后，抢劫和杀戮就同时开始了。在对抗中，平民并不总是失利的一方，刀客遭遇挫败的例子也有不少。西北角炮台上的铁钟撕破了死一样的沉闷，接着锣鼓声毫无节奏地响起。很快，刀客开始攻余庄村东寨门了，马队在前，徒步刀客在后，他们像军队一样列队前行，口中齐呼高叫……
第一波炮响后，马队散开了队形。土炮放一炮后，中间有一段间隔，利用这段间隔，后边的刀客扛着云梯猛冲。寨上第二波炮紧接着发出，刀客暂退。这能连发的“鸡娃子炮”，是在余庄村开铁匠铺的豫东人胡氏为余庄人特制的。第三次放炮，炮却哑了。村里的老人追忆说，为寻找原因，铁匠胡氏迅速将“鸡娃”（炮弹）退出。胡氏双手捧住“鸡娃”，正纳闷琢磨之际，“轰隆”一声，“鸡娃”响了，铁匠被炸得稀烂。
匪首张庆因为长相有点像洋人，所以人送绰号“老洋人”。“老洋人”攻城掠寨很有一套，他到余庄村东北的坡头高处瞭望了一番，心中已有了主意。最后，偷袭的刀客以西街稠密的空房为掩护登上了寨墙。寨破的时间大约是中午１２点钟，老人们说，杀戮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１６岁小炮手李水贵，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为了逃命，他从南寨墙跳到李怀发家后院的大麻地里。三个刀客瞄上了李水贵，非整死他不可。刀客们追到大麻地里，往李水贵身上连刺数刀。李水贵在地上翻滚ji 几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刀客的杀戮是报复性的，所以相当随意。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从寨墙上跑下来后，掖着铺里的账本逃命。他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刀客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就没趣地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又跑了一段，遇到一个刀客正在逮驴。刀客命令李致荣帮他逮驴，逮完驴子就放了他。后来，李致荣躲入井内，一个刀客向井内连开三枪，但都没有打中他。
张金祥夫妇和吴九具夫妇领着各自的孩子躲进了北寨墙的一个洞内，而刀客临时做饭的地方距张、吴两家的藏匿点只有几十步远。因躲藏时间过久，５岁的吴六水和张小环开始哭闹。惊慌之中，吴九具掐死了两个孩子。杀戮和抢劫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经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的搜刮之后，直到当日的下午四五点钟，“老洋人”的人马才“收刀”走人。余庄村东、西街的财物，都未能幸免。刀客们临走时还绑了四个孩子的票，直到一年之后，家人才把他们从宝丰赎回。
“老洋人”打下余庄村后，原本打算攻打洛宁城，他派人到洛宁城东关外打探：“城里的水鸭子（黑话指机关枪）多不多？”被问的乡民误以为真问鸭子哩，随口来了一句：“多得很。”“老洋人”就打消了攻城的念头，上五里坡北走，到陕县抢掠去了。
如果东街人不做抵抗，像西街人一样出去躲避，也许刀下喋血的人口数字会缩小许多。西街有３人死亡，而东街被杀１００人（其中４女）。抵抗和逃避，两种选择，结果迥然。那么，８１年前的余庄村东街人以命相搏进行抵抗，是否不明智、不划算？在财产与性命之间，其实东街人可以选择———李虎文在关帝庙开会时，选择守寨是全体族人的决定。但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了，刀客多达２０００人，村民中的青壮年只有２００人，以一抵十，余庄村东街人败得不丢人。
东街人没有怨恨那次生死选择。在三年后的６月２２日，即劫难三周年时，东街人在关帝庙正殿前设了９９个牌位（李继成家的小女遇难时仅三岁，因年幼没设牌位），进行了隆重的告慰亡灵仪式。６月２２日那天下了雨，半月后雨才停。戏唱过三天后接着又大唱，直到雨歇。
在洛宁刀客史里，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中旬。那一次，寨子村被攻陷后，３７０名村民被杀，寨首韦献臣被铡，身断三截。当时寨子村人拒绝了刀客的最后通牒，并且坚守了很长时间。刀客们攻打寨子村费了不少功夫，伤亡不少，所以打进寨子后大开杀戒。
民众对刀客的抵抗真的是得不偿失吗？“上了寨，死得快”又有多少根据？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统计，洛宁人关于刀客掠寨攻村的记录也相当零碎。不过从我读到的资料看，也有不少抵抗刀客获得成功的案例。比如崛山寨，“老洋人”攻打了一夜，但没有得手。
还有，在东街人遭遇杀戮的三个月后，临汝王老五的刀客队伍在磨头寨受挫。王老五的队伍在磨头寨下扎营，然后发出通牒：限三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找来村人商议，大伙儿举棋不定。后来主战派说：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最后磨头寨选择了坚守。
王老五那次运气不佳，攻打了两天也未曾拿下磨头寨，却死伤了二三十号人。第三天王老五表示愿意和谈，只要让他的队伍从寨外过去就行。磨头寨人怕刀客使诈，说了条件：一个个过，如有聚集就打。刀客们答应了这个条件。磨头寨中当时只有四五支枪，村民们用的大都是冷兵器，但硬是顶住了３００名刀客的两次进攻。
磨头寨硬拼刀客成功，很快在洛宁县扬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说：“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了撞死得快！”
绑票，是刀客比攻城掠寨更合算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手段，它风险小，成功率高。
郭村的老汉吴建林说，他小的时候，在村外亲眼见过刀客押票：一条长麻绳，把人捆成一大串，一二十个呢，全是男的。刀客看着好威风，明晃晃的大马刀，系着红缨子。刀客押着人质在村外歇了一会儿，就走了。吴建林至今也说不清楚他看到的刀客属于哪路土匪，那一二十个人质是哪里绑架来的，但他知道那就是绑票：“拿人换钱呗。”
吴老汉的追忆，至少让人明晰了一点，以人质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刀客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转移和关押期间的吃喝拉撒睡，都是刀客买单。以命换钱，价码一般由刀客一方核定。勒索的价码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视被绑架者的家庭状况而定。按刀客们的说法就是：绑彩票（富人），挣大钱；抓土票（穷人），“还换不了一百只鸡吃”。赵村乡大许村人孙攀脚，窜到洛阳西华街绑了一个姓潘的商人。过了月余，潘家托宜阳人来当说客，以２０００元现金、１２０支枪、１０００套衣服的“价格”，买回了潘姓商人的性命。此事，在豫西曾被传得沸沸扬扬。
在绑架案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丧失原则的事，刀客与人质之间“是非”界限相当模糊。
事情发生在前文提到的、被刀客铡死的富绅韦献臣身上。樊村人段升绑了韦献臣的生父韦圭恩，押到山中。段升慑于韦献臣的名气，没敢亏待韦圭恩。韦圭恩因为目睹了刀客“可怜”的一面，所以被赎回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这次刀客拉我上山，人家没亏待我。他们实在是困住了，没啥吃的，自己饿肚子还想着法子叫我吃饱吃好，他们绑票无非想弄几个钱，可咱家花几个钱算啥，以后遇到这些人，不能跟人家过不去。”
一次段升进城，正撞上时任县征稽处处长的韦献臣。于公于私韦献臣都该抓了这个刀客，可他没有。当时场面挺戏剧化的，韦献臣一把搂过段的肩膀，进了酒家吃肉喝酒去了，开口闭口江湖义气，一个发愿一个起誓……
１９２４年攻打韦献臣所在的寨子村那次，段升的队伍也参与了。当大匪首吉长升决意整死韦献臣时，段升本能地出面了：“不能杀，他是个大好人呀！”他以身相护，和韦献臣一起倒在血泊中……很烈很残很酷的情景吧？如果当年那一幕拍成电影，看过的人一准儿下结论：这刀客，够哥们儿！
我们常常模糊是非标准，尤其对刀客。在这一点上，连老外有时候也免不了。１９２２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在这次经历中，他竟然对中国土匪留下了诸多好印象。
中国土匪史上最出彩的一次绑架案，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东北土匪干的。土匪绑架了两个英国公民后开出了天价：波利女士的赎金是７０万大洋，科克伦先生是６０万大洋，外加１００支步枪、１２０把左轮手枪、２挺重机枪、数万发子弹、２００盎司上等烟土和戒指、手表等。
土匪还提出一个释放人质的条件：如果日本人一周内从东北滚出去，可以无条件释放人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日本人为了“不给英国人干涉东北事务找借口”，付了赎金。
洛宁土匪没有政治性，他们的绑票主要针对普通人家。亲属一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只要能够支付所列价格，还是肯妥协的。一般来说，赎金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期限也可以松动。有时候，一盒纸烟也可换回一个土票的性命。
还有一分钱不花就赎回人质的。城村村民张合龙说，他们村的二毛子（张云生的乳名）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冯兆祥绑到了赵堡。冯兆祥派人来传话说必须送一麻袋大洋去赎人，拖一日就割鼻子。当时张家有水旱田２５顷，算是个殷实人家。张家长工丁成志说：“我去宜阳领票。”他没带大洋，袖里藏把刀独自就去了。十多天后，二毛子回来了，一根毫毛没损，一个大洋没花。原来丁成志也是刀客，黑吃黑！张合龙说，丁成志十分厉害，他把刀架在冯兆祥的脖子上，最后把雇主的儿子救了出来。
长水乡后湾村的宁老七绑票时竟吃了窝边草，把他的干爹给绑了。宁老七在给干爹家的信中称：（我）意欲扩充实力，因钱财不足，干父深明大义，愿助一臂之力，望前来磋商。其干爹也附函一封，语气像是里应外合似的：困难再大也要筹措重金，望诸子、贤侄从速。
宁老七最后用干爹换了三布袋大洋。靠干爹的“资助”，宁老七一下子买了百十支长枪，队伍一下子比先前阔气了许多。
１８６２年（清同治元年）４月２０日，捻军张乐行部转战到豫西，他们一路浩浩荡荡，经过洛阳，攻陷宜阳，向永宁（今洛宁）杀来。捻军一路唱着队歌前进，那歌词大意是：“少做袜子，多做鞋，等候八月我再来。”
１８５７年４月捻军就曾到过洛宁，当时他们有２０００多人，是被清军追击而暂避于洛宁的七里坪。那次捻军只顾与官兵周旋，倒没过多扰民。１８６２年捻军重返洛宁，打进了王范镇。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男子横死街衢，妇女填井中皆满”。自此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病态化，洛宁土匪蜂起，匪患不断。
《匪徒》一书作者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匪徒的数字相当庞大。东北三省匪徒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０．５％～０．８％，而河南与山东的这个比例是１％，这还不包括中国境内的１５０万名士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或者干脆就是土匪。
一个洛宁人说：“当年有一点儿法，谁肯做匪？”捻军在洛宁数次“亮相”，没起好榜样。至今，洛宁人提起捻军，印象一般。被捻军打过的王范镇，也被太平军骚扰过一次。王范镇为求自保，用一个月时间突击筑寨，取名“云盘寨”。寨子筑成５８年后，被本土的杆子再次蹂躏，王范镇的经济数年翻不过来身。
“驱民为匪的最主要原因是饥饿。”我试图在洛宁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论点找到论据。
同治元年到三年，洛宁连续三年蝗灾；光绪三年，洛宁大旱；光绪四年，斗米价格涨至五千文。于是，洛宁出现了罕见的人间惨剧：“人相食，有父食其子，母食其女，夫食其妻，人死十之七八。”
在这种“人相食”的情况下，刀客就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洛宁被抢光了，没吃的，刀客们就到宜阳、卢氏、嵩县、洛阳去抢。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下，民变匪的速度非常快，他们并不像《水浒传》中１０８个英雄人物那样，先有曲折的故事，再被迫上梁山。
除了为活命走上歧途的刀客外，也有些人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成为刀客的。
李其芳是洛宁最具影响力的刀客之一，他杀过富人也祸害过平民，他打过国民党，打过小日本，还拿下过洛宁城。他沦落为匪的直接原因，是突然杀人。事情发生于１９２３年春，当时李其芳与几个小伙伴在村后砍柴，路遇一个外乡人。那人骑着马，腰里别着手枪，肩上挎一长枪，沿着涧河边走。
李其芳和几个伙伴先是好奇地跟着那人，那人也不曾在意。到一拐弯处，李其芳突然抡起扁担，将那人打翻马下，接着抽出斧头，三五斧结束了一个生命。整个过程像一个职业刀客在例行杀人。突然的暴力吓跑了几个同去砍柴的伙伴。李其芳牵着马挎起枪，没事一般地回村了，那年他１９岁。无论在任何朝代，李的行径都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再来看看李其芳犯罪前的处境：李其芳读过三年私塾，能识字。１４岁时，父母双亡，李其芳遂到本族伯父家“扛长工”。伯父视其如子，家中大小事，都放心托付他掌管。李家虽是布衣之家，但衣食无虞，远远不到非做刀客才能活命的地步。李向伯父说了实话，善良的老人被吓得不得了：“你小小年纪胆敢杀人，你走吧！”
结果怎样？李其芳二话没说，就骑马挎枪投奔他的叔叔李相元去了。李相元是刀客头，收容了他。
李其芳由民变匪的理由充足吗？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恩怨，没有事先预谋，那个外乡人甚至连招惹他都没有。李杀人的原因可能是贪恋人家那套行头？要枪干吗？自用还是换钱？多种推想都无法完全让人信服。我有时干脆认为：李天生匪性。
有一种可能是，民国初年的匪徒猖獗给了李其芳一个外部刺激，这是外因。同时李其芳这个案例说明，一个人被迫还是自觉为匪，与其道德操守关系密切，这是内因。饥荒导致不稳定，但饥荒只是匪患的土壤。
尽管湘西有一个“土匪村”，尽管豫西被著名作家姚雪垠称之为“土匪世界”，尽管李其芳一大家子（叔叔及三个堂弟）都是杆子头，可说到底，想为匪和已经为匪的人还是少数，即使一些已经为匪的也时刻向往着招安。“血战所得”并不能使所谓的刀客生涯富得流油，多数刀客没有财富积累，更多的时候他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刀客们的生活和收入，并不比老实种地的农民好到哪里去。
李其芳打下洛宁城不久，就被招安了。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任命李其芳为团长。当上团长后，李其芳对部下管束得很严，谁吃喝嫖赌，他狠着整。后来，他率领所部开赴山东抗日前线。在战场上，李其芳这个昔日的刀客头杀敌亦凶狠，腰、腿两处都曾挂彩，伤愈。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８日，李其芳被自己人阴谋设计杀害。
李其芳１９岁杀人夺枪，成了一个杀人犯；后来他当上刀客头儿，还打下了县城；在抗日战场上，他又玩命打鬼子。这样一个人，该如何评价？也许他的复杂该归因于他所处的那个病态社会？
再来看李其芳堂弟李元周的“匪变官”案例。１９３１年，国民党洛宁县府认为杆子首领李元周可资利用，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李元周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国民党官员架势，张罗着收捐收税，出席各种仪式，还担任“剿匪队长”一职。不过此人后来还是反了———“官变匪”。
不妨看看李元周为官前的一次杀戮记录：１９２４年，刀客首领李相元被张村红枪会打死。翌年，李元周率部袭击张村，把５位村民抓到下高村。在李相元墓前，李元周命人砍下５个村民的人头，摆成“十”字形，祭奠李相元。
李元周滥杀无辜，却被国民政府“既往不咎”地委以官职。在任职期间，他还趁机做起烟土生意，大赚了一把。
宁老七的刀客生涯比较离奇，这种离奇一半是政府使用法律的随意性赋予的。
宁老七１２岁时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中国土匪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无业者，而宁老七是一个典型的无业游民。从１３岁开始，宁老七就跟着一个刀客闯荡了。１７岁时，宁老七独自回洛宁自立山头。宁老七沦落为刀客，当为生计所逼。
１９２０年，宁老七１９岁，他想要个老婆。听说韩沟朱贵泉有个漂亮女儿，宁老七就率部把韩沟寨团团围住，命部下齐声高嚎：“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破了寨……”朱家人闻知，都哭翻在地。无奈，朱家人用绳索将女儿送至寨下，众匪得了压寨夫人，扬长而去。宁老七不仅自己要老婆，两年后，还抢了陕州（今三门峡）４０多位女人，给手下骨干每人配发一个。
１９２０年冬，陕州巡缉队会同豫西各县民团围剿宁老七。宁老七寡不敌众被俘，当时的报纸以《豫西余孽匪首宁老七被俘》为题，向公众发布了消息。不久陕州官府贴出告示，定于１１月１０日，处决宁志明（宁老七）。那天，将宁老七绑赴刑场时，他照例骂过了，唱过了，却没死成。有资料显示：午时三刻，刀斧手举刀过头，正欲砍下，忽快马急报：刀下留人！这细节，好像许多故事中都有，为什么每次都在“举刀待砍”的节骨眼，才传达上级命令？
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给了宁老七一次“自新”的机会，宁死里逃生后就跟了牛德，做了马弁。宁老七随着官兵打土匪，甚善战。两年后，宁以送母回老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宁老七重新为匪后，觉得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风险大，收入也不稳定，干这个档次太低。宁老七的打算是像政府一样坐地收税———他给洛宁长水、罗岭一带的富户定下摊派款项，限期纳贡。对于不服从的，就抓来吊起来抽鞭子。时间不长，民团又来围剿，宁老七再次被抓。７天后，宁老七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后被释放。
政府如此“宽容”，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后来，宁老七又重操旧业时，县府以“有意放虎归山罪”为由，毙了保人宁京周，又是匪夷所思。
１９２６年，宁老七成了镇嵩军少将旅长。当年１０月２３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途经洛宁，宁老七率部伏击。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宁老七。７天后，宁老七毙命，时年２７岁。他的葬礼很隆重，到底有多隆重，看看数字就明白了：杀猪１００头；纸扎匠３０人为扎制祭奠用品昼夜忙碌，用了２０天才干完；送殡时，一辆马车拉着四麻袋铜钱，有人站在车上一路扔钱。宁老七坟头前立碑，上书：陆军少将旅长宁志明阵亡碑。
宁老七是洛宁刀客中有想法的人物，我指的是他试图以暴力威胁，建立盘剥富人的制度。现已无从详知宁老七收费制度的细节，比如抽税的比例是一成还是三成。《关东马贼》介绍过，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他们一般不抢劫不绑票，只是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卡“抽税”，一般都是按货物估价，抽一成至三成。宁老七也想“吃票”，他的制度一旦能够长期实施，他的刀客弟兄们就不必刀刀见血地担风险蛮干了。如果当时的形势容他发展、经营，或许，他会像南阳的匪头别廷芳一样，最后以乡村“改革者”的形象出现，让后人咀嚼不已。
宁老七揣摩秩序时，部属不过百十号人，他没实力完成自己人生的转轨。洛宁众多的刀客中，也没有成大器的。他们所做的动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攻下了家门口的洛宁城。
１９３３年，已经弃匪从商的贺贞“由许昌返家，经过（洛阳）龙门时，被国民党军武庭麟部查获，枪杀于洛阳东关大桥下”。１９９１年版的《洛宁县志》关于贺贞的死，就这么一句话。
贺贞那年５３岁，这位豫西最知名的女刀客之死，就这么轻而易举。时隔７０年后，贺贞的本名本姓洛宁人已记不得了，但张寡妇的绿林生涯在洛宁却是妇孺皆知。贺贞当刀客时的绰号叫张寡妇，在厚达６３２页的小说《刀客张大脚》中，她的名字是张大脚。贺贞的丈夫张有早逝，所以当了刀客后就有了张寡妇这个绰号。洛宁作家蒋留计说：“小说嘛，总该虚构些。清末民初时女人脚大有个性，我就给张寡妇取了张大脚这个名。”
蒋留计以贺贞为原型，把小说中的张大脚写成了大美女，她的背影勾得保安团一只大色狼歹念顿起……
蒋老师送了一本《刀客张大脚》给我。他说，７年前此书脱稿后出版社向他强调：有必要在最后开印前再添加些男女间的事，这样在市场上好卖。蒋老师依了，又加了些煽情的文字。
与蒋老师深谈后的第二天，我去了陈吴乡德里村。虚构和真实的女刀客故事，都要从这个村庄说起。
我和德里村的村干部满村找张黑娃，据说他出门打牌了。张黑娃已经７８岁了，他被人喊到我跟前时还不明我的来意。当我提到张寡妇那一刻，他好像警觉起来，只是嗯了几声并不回答问话。村干部想打消黑娃的顾虑，在一旁解释说，记者想写写张寡妇的事迹，是好事。张黑娃是张寡妇的侄子，他说，张寡妇走时，他才两三岁，后来他就一直在十多里外的舅家住，直到解放后才回德里村，张寡妇的事他不记得。
我没在张黑娃老人那里获得更多内情。其实一到德里村，我就预感到刀客这个话题会使气氛凝重起来。在我提出面见张黑娃时，村干部曾表现出有点为难。７６岁的村民张同年给我介绍了一些内幕：“上辈老人说，张家按成分定至少是地主，张寡妇是因小家庭相互残杀才出去当刀客的。黑娃他爷那辈一共弟兄仨，老大死后没儿子，老二老三就开始争老大的遗产。张寡妇是老二家的儿子张有的媳妇，张有弟兄四个，老四张营便是黑娃的爹。”关于张家的矛盾，张同年讲到这里便刹住了车，还叮咛：“张家内部的事，别写进去。”
关于张寡妇，张同年知道得也不太多：“张寡妇刚出去时，就在距村子东南四五公里的架子岭一带活动，后来才到远处去。她的杆子自称民军，老人说她救济穷人多些。”
张同年还说：“我爹活到了１００岁，张寡妇是跟我爹同年龄的人。那年她结婚时，我爹也去了。”关于张寡妇的所谓侠气一面，《刀客张大脚》和《张寡妇传奇》两本书都只是小说，毕竟不足为证。但是，时隔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村民的口头传说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新版《洛宁县志》涉及张寡妇的部分，也只有千字左右。
英国人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匪徒》中说：“如果一名匪徒想长期干下去，在极尽杀戮与劫掠的能事之外，他必须还要表现出一副慈悲心肠。”一个女人能拉到１０００多人的队伍，她的能耐和特别之处是什么？她是靠什么建立自己的权威的？
慈悲或侠义，洛宁人似乎认定了张寡妇有这一特质。中国善良的老百姓经不得一丁点“侠义”事迹的感染，道听途说来的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张寡妇的“事迹”：拉杆子之初，张寡妇实力不足，不敢对大户公开行劫，采取秘密绑票的方式。她第一次动手绑了两个黄花闺女。未婚女子是“快票”，是“花票”（女人）中来钱比较快的一种，因为隔夜了，未来的婆家就不肯出钱了。张寡妇很有生意人的眼光，她抓“快票”，是因为“孩儿们”（她称部下的常用语）有急用。如有回赎不及时的，她也不许男丁入内，而是亲自守护，与“快票”家长里短地套近乎。县志中记载：某夜，张寡妇的一部下生了歹意，窜到“快票”的住房门前欲图不轨，被张果断击毙。
洛宁早期的刀客丁老八也是“得财不伤主”的刀客头，他还主张“兔子不吃窝边草”，即在他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贫富均不扰。手下刀客梁才奸淫一女，丁老八当即将其处死。于是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
张、丁二人都有一套做匪的规矩不假，有时他们为了内部纪律而“挥泪斩马谡”也不假，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他们首先都是罪犯。我们常常被一些局部的善意所迷惑，而丧失对大局的判断力。
几十年前“民与匪”之间的故事和今天的事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张寡妇的侠义心肠使她赢得了“信誉”。于是凡张寡妇所绑“快票”，娘家凑不足钱，婆家也愿意予以资助。洛宁刀客绑“快票”之风，从张寡妇开始盛行。张寡妇的杆子后来拥众上千，这上千刀客的生活所需大多依赖“快票”家庭的赎金。毫无疑问，张寡妇的大肆绑票的背后，是无数百姓的家败人亡。
张寡妇是个会算计的女人，鬼着哩。她的不滥用武力，不过是讨好民众的花招。《水浒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只见小喽啰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吗？’小喽啰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势头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
这便是晁盖的抢劫逻辑：多抢东西，少杀人。那群客人逃命的前提，是被“势头猛了”的暴力吓坏了，倘若不逃命，而是一根筋地守护着那满车的金银财物，不死几个才怪哩。张寡妇做绑票“生意”无须见血就能得到真金白银，又何须撕票？道理就是这般简单。
我无意揭露刀客的伪善。事实上，刀客的性格也是多面的。张寡妇两次杀人不眨眼，都是替儿子报仇，一次是为二儿子明升，另一次是为三儿子先升。官方的资料显示，张寡妇落草为寇的起因，是长子振升被仇杀（此前其公爹张洛山和丈夫张有曾被刀客绑票）。儿子的死，激怒了张寡妇。我记得张同年说：“在洛阳火车站，她血刃了仇家。”老人还说：“三儿子死后，张寡妇误杀了离俺村１０多公里的北村人。房子点完了，烧完了，人杀了好几十口，她才知前面的‘孩儿们’进错了村。”
后来，官方整理出的文字是这样叙述的：１９３２年，三儿子张先升被本村人所杀，张寡妇得知后，遂带人马星夜从宜阳赶回洛宁报仇。她的队伍前锋走到涧口乡陶峪北村时，误以为已经到了德里村（德里村当时也叫北村），“孩儿们”争功心切，便开始了“扫荡”。等张寡妇赶到，方知弄错了，下令停杀，但北村已有３３人无辜而亡。７年前，二儿子被陕县头峪街人设宴诱杀后，还是这个张寡妇率众大开杀戒。错杀北村人后第二天，张寡妇暂避于九女山，准备寻找机会杀入德里村。德里村一带的村落闻讯后，也都聚众备战。张寡妇不知是慑于村民的“阵势”，还是良心发现，她在南山上面向婆家的方向泣不成声，发誓“永不回德里村”。用张同年的话来表述就是：“她没到村里，穿山走的。”
德里村逃过了一次死亡之劫。后来张寡妇的队伍被招安了，“孩儿们”都去当兵吃粮了。张寡妇独自到临汝、郏县、许昌一带经商，贩卖枪支、毒品。
关于张寡妇的下场，德里村的人说，她那次在洛阳被抓住后并没有死，她用１０万铜钱贿赂了办案人员，找了个要饭的老太婆替她死了。这些都是她在军队做事的前部下给她安排的。张寡妇则悄悄地去了内蒙古，死在抗日战场。还有人说，张寡妇在洛阳死得很惨，是被人用“骑木驴”的酷刑弄死的。
１９３６年，洛宁大杆子头目郑福成的尸体被保安团拖到县城后绑于木架上，当年的陕州《崤日报》把这一场景拍了照，登到了报上。那次围剿郑福成，是陕州行署专员欧阳珍亲自部署兵力。郑福成死后，其弟郑福德隐居东山，不久又拉起了一支队伍。民国年间的匪患，成了当局挥之不去的头疼事。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镇压下，土匪很快灰飞烟灭。在切除这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毒瘤的过程中，无数先烈把热血洒在豫西的深山老林中。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上午，郑州人张民安告诉记者说：“昨天是我的舅舅王安仁牺牲５５周年纪念日，宜阳县有关部门给我来了电话，说他们到王安仁烈士墓前献了花篮。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我舅舅王安仁在豫西执行剿匪侦查任务时，被数名土匪乱刀砍得血肉模糊。我舅舅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随解放军部队从山西调到豫西参加剿匪的，牺牲时才２２岁。我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正是纪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