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也是:【强国论坛】理性的爱国主义两则

        爱国主义，似乎永远都是“政治正确”的。但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国”，或者说祖国，指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爱国?等等。

　　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说我们的爱国热情不是盲目的，就不能避免滑向歧途的危险。

　　纵观整个20世纪，我们往往缺的不是激情，而是理性。

　　我们需要爱国，但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理智的爱国主义。

　　一、爱国的界限

　　世界上并没有神。也没有什么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神圣诫条”。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道德诫条都是有限度的。过犹不及。不诚实固为不道德，诚实过分，如告诉绝症病人“真相”，也是越过了道德的界限。不忠于职守，固为不道德，“奉献”过头，不顾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家人，或者社会的不负责任。

　　所以，爱国也是有界限的。

　　理性是它的第一个界限。

　　爱国往往表现为一种激情，但若没有理性的羁绊，终将成疯狂的野马，它不仅不是国家民族之福，而是祸。义和团的“爱国”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洋人，杀“二毛子”(即教民，实际是自己的同胞)，有时仅仅因为一些同胞身上带了铅笔、“洋纸”这些“洋玩意”就滥杀无辜。

　　纳粹统治下的多数德国民众的“爱国”也是一例。

　　现在某些为偏狭情感所左右的人，动不动就向不同意见的人打出汉奸、洋奴、卖国贼的棍子，其言行实类似于义和团和纳粹“爱国者”。

　　爱国的实质是爱人民，不是爱皇帝或“老佛爷”。在今天，是顺应世界民主的大势，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是迷于某些现代皇帝或“老佛爷”的蛊惑，螳臂挡车，甚至助纣为虐。

　　这应是现代人与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古人爱国的一个本质区别。

　　道德是它的另一个界限。

　　爱国，是各种道德诫条所织成网络中的一根经线或纬线，虽然重要，但绝非可以此来否定其它的一切价值。任何人无权以“爱国”的名义“否定”其他人的生命，强迫他人与自己一起“尽忠”。南宋“忠臣”陆秀夫自己跳海是可以的，但背着一个不能反抗的孩子(南宋末代皇帝)去“成仁”，就是不道德的。

　　安史之乱期间，唐将张巡、许远为了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先后吃掉包括张的小妾在内的城中老人妇女小孩两三万人。这就更是令人发指的禽兽行径了。

　　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个人甚至也不必为了所谓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而“否定”自己的生命。比如年幼的孩子没有义务冒着危险“与坏人坏事坚决斗争”，士兵在丧失抵抗能力，于战斗大局无补的场合下可以放下武器。

　　“大爱”也没有必要以牺牲“小爱”来衬托。爱祖国与爱家人、爱自己并不矛盾，现代人应该有理性能力将这些协调起来。对于那些喋喋不休地教育我们“存天理，灭人欲”， “为‘大我’牺牲‘小我’”、“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人，我们倒是需要问问：“天理”、“大我”、集体、国家这些玩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这样鼓吹的动机又是什么?

　　爱自己的母亲，不需要以仇恨邻人来衬托。爱自己的祖国，也不需要以盲目排外、仇外来表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爱国并不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各国友好相矛盾。如果我们的爱国总是要靠指责外国来彰显，如果我们每次都是“手握真理的少数人”，甚至孤家寡人，那么就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这种爱国是否健康，是否在价值观上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

　　道理很明显：如果某甲整天骂东家骂西家骂南家骂北家，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邻居确实曾伤害过他，但绝大多数场合，这人是需要进精神病院检查，看看是否得了被害妄想症的。

　　爱国，更不能抛弃爱、善、公平、正义、珍爱生命这些基本价值。对别国的灾难，如“9-11”、日本地震兴高采烈，“热烈庆祝”，则已远远地迈出正常的道德界限，在行为特征上与纳粹党徒和拉登分子不远了。

　　二、何谓真正的爱国主义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国度和国家作一辨析。

　　国度是一种地理存在，主要包括国土和生活在这一片国土上的人民。国家则是一种政治存在，它实质上是一种各阶级、阶层利益划分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产生过，现在仍存在着三类国家，即“家族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帮派国家”(一党制或者军人专制国家)和“全民国家”(宪政民主国家)。

　　国度是本质，国家是现象。现象反映本质，国家代表国度。国度不被他国吞并或自身分裂(现代国际法禁止用武力吞并一个国家)，它就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存在，而国家，尤其是“家族国家”和“帮派国家”则是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如我们中国，虽五千年来历经战争、分裂和外族征服，但作为一个国度始终存在着，而历代王朝，则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兴衰荣辱的悲喜剧。

　　国度体现为我们生活在其上的这一片国土，其人格化象征是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全体人民，正如家的人格化象征是母亲一样。在“家族国家”、“帮派国家”和“全民国家”三种类型中，其人格化象征是不同的：在“家族国家”，朕即国家，国家的象征是皇帝;在“帮派国家”，如纳粹德国，是纳粹党，实质是党魁希特勒等少数人在决定一切，所以可看作其人格化象征;在“全民国家”，民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其人格化象征是全体人民。

　　由此，只有在“全民国家”中，国家和国度才是统一的。无论“家族国家”还是“帮派国家”，本质上都与国度不一致。当然，前两类国家建立的早期，当权者集团若能励精图志，它们与国度的冲突就相对缓和一些，然而，随着当权者集团必然的日益腐化堕落趋势，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就日趋尖锐，国家与国度也就日益处于对立状态，直到这个国家覆亡。

　　在现代社会，消除国家与国度对立状态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实现“家族国家”或“帮派国家”向“全民国家”转型。

　　国度才是人们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国家不是。否则，你很难解释王朝兴替之时人们的祖国认同——除非外族入侵，没有人认为自己的祖国灭亡了，又换了一个新的祖国。

　　打个比方，国度是生养我们的母亲，国家只是保姆。保姆就是保姆，不是母亲，这两者的区别是不能含糊的。保姆再尽职尽责，也不能成为她向主人索取过分的爱和回报的理由;反之，如果她偷懒耍滑，尽不到一个保姆的职责，立马就要卷铺盖走人。

　　对于国度，我们确实需要无条件地忠于和热爱，其实质是爱人民，因为正是这片土地和人民养育了我们。这种爱与对母亲的爱机制是一样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可称之为原发性的爱国主义。背叛国度，违背人民意愿(在现代社会，是经现代政治技术，如全民公决、自由选举、民意测验检验出来的，而不是某些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炮制出来的所谓“人民意愿”)，就是秦桧、慈禧、袁世凯、汪精卫那样的卖国贼。这也是卖国的本来含义。

　　以国家为对象的爱国主义是派生性的爱国主义。严格来说，它只有与原发性的爱国主义一致起来，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像对待保姆，这种爱国主义是有条件的——国家是以权利与义务的均等交换，即公正，来换取公民对她的忠诚和热爱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曾说：“我们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也就是说，这种“爱国主义”就不只是国家单纯地向公民索取热爱、奉献和牺牲，它首先要面临公民的拷问：作为国家，您是否公正，民众是否当家作主，是否享有普遍的权利，能否获得广泛的经济福利?这是国家与其公民的双向责任和承诺，它的实质，就是洛克等人所谓的“社会契约”。

　　由于只有实行宪政民主的“全民国家”才与国度相一致，因此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权利要求人民群众无限忠于它，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持久地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当遇到危亡时而自觉地起来保卫自己。其它类型的国家，像“家族国家”和“帮派国家”，由于是为一小撮人利益服务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是与国度高度对立的，因而无权要求普通民众无限忠于它、热爱它。对待这样的国家的态度，与爱国、卖国无关。如果硬要扯上联系，那么就会得出历代农民起义，甚至孙中山都曾“叛国”、“卖国”这样荒唐的结论来，也无法解释峡对岸的台湾同胞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这一事实。

　　在民主化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家族国家”和“帮派国家”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当这样的国家，如今天卡扎菲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到人民普遍唾弃之际，还爱它，为它效忠，做卡扎菲之流镇压人民的帮凶，这就不仅不是爱国，还是违背人民意愿，实际就是卖国、叛国。因为爱国的真义是爱国度，或者说是忠于这个国度的全体人民，而不是爱哪个家族、哪个组织或帮派。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抨击这样的国家不能叫做“干涉内政”，武力攻击萨达姆、卡扎菲这样天怨人怒的“国家”(实际上已成为人民唾弃的非法政权)不能叫侵略。这倒并不因为“人权高于主权”，而是因为正是萨达姆、卡扎菲之流阻碍他们国家的人民“自主地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一味像某些庸俗实用主义者所宣扬的“不干涉内政”，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武装到牙齿的萨达姆、卡扎菲之流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开杀戒，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