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加拿大流浪汉:近代以来的资本家

看看近代中国的“大资本家”，摘自《南方周末》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628/wh/ydws/200706280047.asp


我们现在认识到，商业上“诚信”原则的重要。由于缺乏诚信，中国经济上的交易成本很高，走了一些弯路。于是，有些人就把“诚信”原则，作为传统的儒商原则，用现代的经济伦理觉悟，去倒推历史。其实，真正继承传统伦理而来的是近代商人，他们的伦理是对社会承担责任，而不是为自己积累财富。诚信原则，对于他们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第一位的原则。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张謇：“如是乃合共和之民”
　　张謇是上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的创办人，典型的“儒商”。听听他的创业目的和财富走向：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指甲午中日战争)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以个人私利而贬，庶原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须知张謇若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又须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一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謇全集》第3卷，第116－117页)
　　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垦牧手牒”，《张謇全集》第3卷，第474页)
　　张謇创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这就与资本家划清了界线。他没有为自己发财，如果为自己发财，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不符合一向保持的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操守(适违素守)。张謇经商发的财，都捐献到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上了。他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兴办了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等教育机构，还创办了医院、残废院、栖流所等慈善事业，创办了气象台、博物苑等公益事业。20余年，张謇为了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用去250余万银元，为了这些事业，个人负债60余万银元。他把南通建设成了一个现代的城市。他做到了“原可达而守不丧”，也就达到了为国家社会的目的，而又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他作为企业经理人，对于只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人来说，他为他们获得利润，只是为他们作“牛马”。
　　
　　范旭东：“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集团永久黄集团的创办人，是近代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他为企业制订了信条：
　　本团体信条：(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在“信条”制订之后，在范旭东创办的杂志《海王》上，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发展工业之最低限度的努力”一文中解释说：
　　在别的国家办工业，也许有利可图，而独在今日的中国办工业，只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个人的利益，似乎还谈不到，即令要谈，也应该放在次而又次的地位。因为不如此，便办不通，而且也不是目前中国的需要，所谓“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就在这点。(《海王》，1935年1月10日)
　　永久黄集团骨干李烛尘也对此解释说：
　　本团体素以服务社会为信条，吾人应使本团体一切事业皆社会化，换言之，即事业为大众谋福利，为大众所共有，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此为本团体将来应走之路线。(《海王》，1948年10月30日)
　　范旭东在一生中，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科技的事业，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获得了成功。著名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侯德榜制碱法，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然而，他本人终生是一个穷书生，依靠微薄的工资度日，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去世。侯德榜在纪念范旭东的会上说：
　　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范先生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79—180页)
　　
　　卢作孚：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他的股份只有公司股份的两千分之一。民生公司是什么性质的企业？请听他在1933年所说：
　　现在有一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请大家绝对不要误解，就是说恐怕民生公司将来不免沦为资本主义事业一途。……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图资本家发财的，他的经济立场，可以说是站在整个的社会上面的，纯全是一桩社会事业。现在本公司投资最多的股东，也不过五万元，像这五万元的数目，在四川，在中国，又岂少矣哉！尤其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事业当中去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了，然则民生公司之不能走入资本主义事业途上去，已昭然若揭矣。(“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卢作孚文集》第256—257页)
　　再听听他的经济体制主张：
　　私人资本应被鼓励集中在产业上，但依照国父节制资本的遗教，应防止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上。若干产业随国家的要求不断地发展，私人资本亦将随着不断地发展，其结果终会造成若干资本家。此则应从加重财产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上予以限制，或奖励其以财产捐作教育事业、科学研究事业或社会救济事业之用，以减低其财产的累积，不能从投资上予以限制。如果私人利益始终与国家利益要求相反，国家的利益就是他的损失，纵令私人资本已受限制，只要其尚存在，终将为国家害。不如改变私人的企图，使他不为个人而为公众，使他贡献个人所有于所努力的事业上。贡献事业于国家的需要上，他即以资金贡献于国家，此亦全靠国家有经济建设的计划。(《论中国战后建设》(1946年2月15日)，《卢作孚文集》第603—625页)
　　他作为中国最有才华的企业家，把重庆郊区的北碚，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了全国闻名的现代城镇，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科学研究和大学的内迁基地。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击败了外商公司的竞争，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主要运输公司，支持了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工业向内地的大转移。他同样一生清贫。有人评价他：“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转引自凌耀伦：“卢作孚文集·前言”第15页)
　　
　　陈嘉庚：“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
　　陈嘉庚是近代中国一位华侨大资本家，在他的鼎盛时期，拥有相当于现在数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他是南洋的橡胶大王。但他把经商得来的财富，用来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那些投资都是不求回报的捐款。他在1934年写的“畏惧失败才是可耻”一文中说：
　　余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厦大周刊》第十三卷第十九期第7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全力恢复集美学校，他说：
　　余自创办厦大后，社会顾爱诸君，有奖余为毁家兴学者。其时余颇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许多资产，不图今日竟成事实。余住宅被日寇焚炸，仅存颓垣残壁而已。集美校舍被炮击轰炸，损失惨重。复员于今三年余，费款于集美学校共三十余万，修理与学费各半。至倒塌数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明是非辨真伪———在福建会馆与怡和轩欢送会演讲”，1949年4月28日，《陈嘉庚言论集》第75—77页)
　　他经商得来的资产，没有作为遗产留给子孙，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
　　以上被我们的许多著作称为“大资本家“的人，他们是大资本家吗？他们是在民间经营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人！

恒言——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一九二０年十一月)
鄙人之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者，其原因有二：(一)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二)南洋实业，日益发达，其进步之速，实有一日千里之概，而土地又大，未开垦之地颇多，各国人侨居于斯数，首推中国。则中国欲发达实业，南洋实为重要之地。乃反视在南洋之华侨，广帮余不知，不敢言；请谓闽帮，余乃抱悲观。每多许多华侨，多不愿回国者，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专从事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之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故余谓长此以往，华侨财愈富，具有害于中国尤深，因之乃每欲设法援救之。援救之方法无他，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至于现在尚在初办，究竟对于前途，为“功”为“罪”不得而知，盖事或成功，则无论矣。假使失败，则定绝其他华侨后来之路，则非但无功可言，且将有害于祖国。是以对于前途，觉得非常可怕。故惟有谨慎从事，努力前进，以冀成功，以免有害于中国，此则甚望各省教育家之指教也。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今就中国而论，据鄙人所知而言，鄙人家住福建同安，同安教育自废科举以来，办学二十年，而今毕业者仅二班。观此岂非愈趋于退化之境。同安如此，即就福建全省论，每年师范毕业生，不过千人。平均计之，每县每年仅得教员三人。查福建人口有三千余万，平均每县有三十四万，则得学龄儿童，至少有十万，每年当有毕业生六千人。今欲以三教员教人，如何能办?故平均计之，福建人之受教育，每百人中不过一二人耳。福建如此，他省当亦如此，则中国尚有强盛之日乎?虽然，鄙人前二月在福建，遇教育厅长，将此番意见为之呈说，乃得答话云：“省之师范学校之毕业生，尚无处安插位置，”岂非奇之又奇?鄙人于未见福建教育厅长之前，以为身为教育厅长，其见解之高，对于教育计划之周，必有高于人者。乃既见之下，实毫无见解之人耳。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三千万人民，岂不可哀?其所以致此者，不外“私”与“不认真”二事耳。福建省如此矣，除江苏外，其他各省，不知如何?江苏教育，可谓发达矣，然平均而论百人中至多亦不过十数人受教育，即多至百之二三十。若与欧美较，则仍远甚。然如何而救济之，则惟望于各大教育家耳。一国之强，必先受一种之痛苦，此为过渡时代，必须经过。但鄙人对中国前途甚抱乐观?何也?因中华共和国纪念日为十月十日，此四字合成，则含有“朝”字，则中国之前途，犹如“朝气”蓬蓬勃勃之现象。我人既生于此时，可不努力前进，以达此蓬蓬勃勃之地位乎?
　　（原载《新国民日报》1920年11月30日。选摘自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1980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1919年7月)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致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我厦中人士其可不猛省乎？且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认捐十分之二三或十分之三四，则亦无损于富。
　　鄙人深愧绵力，负担有限，惟具无限诚意。希望内地诸君及海外侨胞，负国民之责任，同舟共济，见义勇为，则数千万元之基金，不难立集。
　　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国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尤莫我闽若也。试观吾闽左臂，二十年前固已断送。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生；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勿自馁其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须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诸海内外同胞也。再讲两个嘉庚先生的几个故事

其一。办学资金不足时，先生的家人劝先生量力而为，先生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米，即能度日，不必为此担心。”

其二。这个故事是集美校友会告诉我的。当时有送菜的汽车过来，嘉庚先生都是让汽车停在校门口，然后用板车把菜拉进校园。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老师学生的上课、休息。


还有一个，从中可以看出先生的为人处事之道，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呀。

先生少时从新加坡回乡一段时间，再回新加坡时，发现父亲的米店已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并欠下20万元债务。依照南洋华人商界惯例，父债不必子还。但是先生随后即召集债务人，告诉他们这些钱一定归还。历经数年辛苦打拼，先生终于将20万元债务还清。这件事在南洋商界传开，先生良好的口碑也因此树立，人人都愿意和先生做生意，先生的商业规模因此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