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新加坡到中国:“文革”红卫兵外出搞“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7:06:45

“文革”红卫兵外出搞“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赵妍

2011年12月14日15:43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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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文革”中的会议现场

 

                                                    

 宣传串联的绘画(资料图)

   

 

 

    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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