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科技馆新馆: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九大”开幕式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台湾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由于参加活动较多，接触面广，特别是各省、各大军区参加大会的秘书中，有些还是笔者多年旧交，不免交流一些彼此关心的信息，因而，对这次大会的所见所闻，至今也难以忘怀。50年代，笔者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评价迥异的会议
参加“九大”的代表共1512人。住北京饭店的中南大组，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区和广州军区代表团组成，召集人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4月1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然后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14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是毛泽东主持。先是大会发言，安排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和纪登奎等9人。各人发言前后，毛泽东不时插话或提问，会场气氛活跃。大会发言后，举手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月24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2l时37分。
毛泽东对“九大”给予很高评价，寄予很大期望，说“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希望“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然而，“九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大出毛泽东的预料。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文革”中，砸保密室、抢档案和向社会抛档案借以打击对手，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在一大批“造反派”进入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之后，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保密观念和保密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是，这次对“九大”的保密，却出现了奇迹。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于是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但多次讲到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时32分，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中，有担任地区以上革委会领导的军队干部8人，县以上地方干部8人，其余42人除个别厂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所谓知识分子代表（1名技术员、1名县医院医生）外，全部来自工矿、农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而上海代表团一位“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