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执业药师协会之家:[转载]“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近代分离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4/29 19: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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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近代分离——《易》与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

林桂榛

[摘　要] 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乃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大规模分离。而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实现，《易》作为儒家主要经籍以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宏大叙事与终极关怀，影响了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导致他们将绝大数精力投入到了以史学为主的“人事”中而非自然事物的研究对象与形而下的研究路径。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或无何可比性：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只有在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自我历史进程与历史体系才能得到解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亦复如此。至于将中国科学落后的原由单一性地归结《易》或儒家经学，这未必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

[关键词] 《易》；形而上；形而下；宏大叙事；终极关怀；经学时代；近代科学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九月初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北京）”上发表了《〈易经〉与中华文化》的演讲[1]。其中杨先生关于《易》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说法，被大众媒体予以了广泛报道，并引起了强烈反响[2]，相关的电子论坛上（BBS）更是叫好者和指责者各成一片，争执不休。对杨先生该演讲中有关《易》经与中国近代科学之关系的观点，本人有些赞成但又不完全赞成。《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内核之一，它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演变有影响那是无疑的，问题是影响究竟有多大？该影响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杨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本人以为：与其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莫若说《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学术兴趣”。

一、学问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离。笔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之所以在欧洲地区，在思想学术这个原由或层面上（来看），在于欧洲成功地实现了学问、学术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离；这种分离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的说法大约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即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走出“中世纪”的时期。恩格斯说早期的科学是“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3]的，此一如欧洲近代的大学大多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衍变而来的一样；而学问、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离，也恰恰就是西洋“形而上”性质的“宗教神学”与“形而下”性质的“理性科学”的分离。“文艺复兴”时期，尤“文艺复兴”之后，关于世界整体的认知体系与关于世界物具体认识的学科门类，从此逐步分离开来并逐渐获得了展开：一个干脆还原给了宗教或神学，一个则给予了近现代科学，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之观与物理之识、情感与理性、模糊与清晰、神秘与实证，从中世纪走了出来……恩格斯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相互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4]——中西方思想学术的“剪刀差”，亦从此展开来了（当然16世纪中西展开的“剪刀差”是多方面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对象化、具体化，是学问“深入”的必由之路。当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学术，一种思想，还依恋与停留在“天人不分”的模糊性或模态性的于宇宙、世界之认知上，还停留在“天人不分”的于宇宙、世界的综括性的认识兴趣与叙述体式上，那么，它就没有走出古典文明的时代，没有走出古典学术的时代，也即没有走上近现代的学术之路。——追求对宇宙、世界包罗性或综括性的整体认识（形上），或是古典文明、古典学术的最大特征与古典时代的思想家的最高追求；当认知的起点与终点尚未从整体宇宙观、世界观里分离出来而付诸于具体或具象或具识时（从具体“物事”出发来现象观测与理论演绎，而不从整体“世界”出发来思想观照和理论演绎），那么，近现代实证式的分门别类之“科学”是一定不会产生的。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学术不断将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又将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不再执迷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5]（中国并没有神学，而科学则一直服从于易道哲学）。所以，恩格斯明确指出：“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6]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7]近代科学的形下性与实证性是近代科学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8]的培根（1561-1626）的看法里，体现得就最为明显或系统。因为在培根看来，只有出于感觉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感觉与经验这可实证的东西才是一切知识的泉源。恩格斯说：“按照他的学说……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9]也就是说，近代的科学都是以经验、实验、实证为基础，观察与实验的实证法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乃至近代以来的所谓“哲学”其实也是靠可推理或可实证的自然哲学来发展的，恩格斯评价培根时谓之：“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10]“哲学”尚且如此（科学化），近代所谓“科学”的形而下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亚·沃尔夫谓之“在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近代科学先驱者们的数学和实验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分化成精密科学即实验验证的科学和纯思辩的哲学”[11]。然而，恰恰是中华学术、学问，15、16世纪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离（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严重的“科学化”，近代之前的中国科学则是严重的“哲学化”，如天文学和医药学等），16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都还一直徘徊在古典文明的时代，乃至明末以来经史方面朴学的实证精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与传承。

二、《易》的“形上性”与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新闻媒体报道杨先生演讲时居然使用《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之类的标题，我实不敢相信杨先生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启蒙”？什么是“科学”？“科学”这玩意儿并不是16世纪以来才有，“科学”早就存在，只是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与状态而已。在我看来，相比较于欧洲的基督教宇宙观或基督教哲学，《易》所建立的“天、地、人”的形上宇宙观或太极哲学（三才：天道，地道，人道；天德，地德，人德），本身就是古典时代的人类的一种最伟大的“科学”，一种最伟大的“启蒙”。套用恩格斯《自然辨证法·导言》开篇第一句话中的词，《易》经关于宇宙、世界的形而上论是“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12]；然遗憾的是，中国思想家大多停留在对宇宙的一种“形上”把握就快意了，就满足了，就终止了，而没有象欧洲的近代科学一样：“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13]

庄子说“七窍凿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和“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在人的认识尤语言叙述中，“形上”和“形下”常常是背反的：一形上就不形下了，一抽象就不具体了；一形下就难形上，一具体就难抽象——所以神学与科学的分离乃至哲学的自然科学化，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正是《易》那种天才“自然哲学”的形而上性，严重影响了经学时代我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中国学术自汉代“独尊儒术”而由“子学时代”进入了“经学时代”以来，以《易》为首的儒家群经在官方力量的干预下，一直是学子主要的学习内容，其他学问不被重视乃情理之中。第二，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易》的思想理论的形上性及对世界本相的切近，决定了大多学子日后的言语方式、思想体系与研究方向，也决定了后代学者的学问大抵都是以《易》建立的宇宙观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或理论背景（宇宙论、世界论），并且也在这种“形上”倾向下追求一种庞大的“叙事”：忽略对具体问题或事物的一种实证的探求，乃至视具体的学问或技艺为“奇技淫巧”。第三，《易》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观导引的哲思主要是宏大“叙事”下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故而本身就是宏大“叙事”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方有它特定的地位而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与最高成就，其核心又是历史学——“从近代最初开始，人们注意起大自然的确凿的事实，并重视经验尤其是实验”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态度基本上是世俗的、注重事实的”的这种自然主义精神下的具体学术状况[14]，在中国却因为学者群一直被淹没在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下的“人事”中而无法实际催生，故自然科学支撑起来的近代科学无法在中国萌发也就情理中的了（那时我们还忙于比试经史文学的“科举”呢）。

正是因为易道的世界性以及《易》奠定了中华文化对宇宙（存在）的庞大观念、认识，或于“世界”的庞大追求（形而上观）以及浓厚的“人文”倾向，所以古典文明时代的我中华学问特点就是追求“宏大叙事”尤其是“人事”的“庞大叙事”。“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子夏》）《易》奠定的以人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与“形上”哲思，对后人的学术路径与学术倾向的影响是深远的。故杨先生与其说《易》有“归纳法”但无“推演法”而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易》实也有“推演法”），进而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莫若说天才“自然哲学”的《易》它那“形而上”的宇宙论或世界观以及该宇宙论、世界观中所渗透的终极关怀与宏大叙事，影响了经学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兴趣，进而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笔者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那就是如中国人“仁爱反被仁爱误”一样（没血性，仁而无勇；血性至血腥则勇而无仁），中国人在哲学思想上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易》的宇宙论或世界观是太“聪明”了而不是太“愚蠢”了，掌握它这种哲思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古典学术时代就够用了（欧洲神学与哲学的冲突以及相关的分离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也不可能出现），而且思想家也恰恰大多停留在这样一种“形上”观照与把握上就快意了，就满足了（易道哲学本身就切近世界的本相）……

三、怀疑：“李约瑟难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15] 虽然人们讨论问题时都追求叙述的简洁，但问题本身往往并没有那么简单。窃以为，近代科学——是“近代科学”而不是笼统的“科学”——不在我中华文化覆盖的大东亚地区产生而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首先产生，原因是很多很多的。在我看来，“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与其说这是西方文化其内在理路演绎的必然结果，莫若说更是14、15世纪以来地中海地区大规模海航远征与工商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与社会经济相伴随的摧毁“独尊神学”之思想学术革命成功实现的必然结果（“文艺复兴”），也是近代国家雏形的佛罗伦萨等城市国之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大规模的经贸远航（物质利益的推动），没有“经学时代（神学时代）”的终结与“子学时代”的复归（学术自由的前提；学术与官职不分的“选举”或“科举”，对中国古代的学术自由影响极大），以及其他政治、文化上丰富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

因而，自然科学来主导的近代科学之所以在近代欧洲产生和发展起来，是有它自己的历史必然性的。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在欧洲出现，是近代欧洲自己历史体系内继往开来的一种必然——它有它自己的历史“逻辑”，我们只有将它置于它所发生的历史体系内，我们才能理解它发生的真实原由。同样的道理，近代中国即15、16世纪以来的近代中国没有自我产生出近代科学，也是有它自己的历史必然性的——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的历史体系内，我们才能理解它这种必然或历史“逻辑”。故而，把两个孕育近代科学与否的彼此独立之历史体系横向加以比较而得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在本人看来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各自的历史“逻辑”或历史必然性只有在各自的历史体系、历史进程中才能呈现；以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的丰富原由强加于中国历史而探求为什么近代科学未曾在中国产生，这本身就是“以己律人”地强人所难，更是对自己一去不复返之历史的执意责难（不同的历史进程有时是无任何可比性的）。

进而，近代科学在中西的近代史上产生与否，与其说值得我们从中西思想文化上去追究根底，毋宁说值得我们从中西各自的历史体系和体系内的丰富历史构成去追究根底。如此，则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否，显然更多的是一个历史（进程）问题而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文化（原由）问题。当然，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历史条件或因素恰恰在近代欧洲出现，也未必尽是必然，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置之于更为广大的历史链条中来看，它往往显得是偶然的，一如一段弧线在更大的参照系看来它不是弧线而是一小段直线乃至一个点一样。故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来说，近代科学首先在欧洲产生与其说是一种必然，莫若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一如彼“猿猴”演变成“人”而此“猿猴”还继续为猿猴乃是地球生命史中的某种偶然一样。若“李约瑟难题”在这个意义是个伪问题的话，那么讨论它或无甚意义，一如彼猿猴要过上人的舒服日子就得想办法利用人类现有的财富和智慧而不是老想怎么去实现猿猴到人的历史演变一样，当下要做的是尽快直接汲取和继承西方的科学成就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与技术。老想着我们中国怎么才可能“演绎”欧洲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重新出现），这既没有必要也绝无可能。

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及现代中国还远远落后于欧美现有的科学成就，它的因由是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与广阔的历史画面，并非容我们几句话、几条原则就可以完全概括。杨振宁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关于《易》的演讲，也只是在揣摩《易》是否是“影响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一是“近代科学”，其二是“原因之一”，这是非常谨慎和科学的讨论，绝非外界所谓的“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或妄论“《易经》妨碍中国科学”。值得我们高度警醒的是：讨论中华思想文化与中国科学、经济、政治等落后于欧美的因果关系（往往伪命题），我们往往陷入“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线性思维，乃至滑向五四时期激烈否定传统的“子债父还”、“子罪父担”式之责任声讨——把“不好”或“过得不好”追溯于历史尤其是历史中的思想文化，这未必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祖先以及祖先的思想精神未必对我们现在的窘困担负责任，只是我们自己是不肖子孙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16]对于那些歪曲杨振宁先生演讲旨意而云“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并继而借重之以声讨中国科学落后之经学原因或儒学原因者，或者说将中国科学之落后一概归罪于经学或儒学者，建议重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1878）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中的两个著名论断：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7]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8]

参考文献：

[1] 杨振宁：《〈易经〉与中华文化》（演讲原稿），搜狐文化频道，2004年09月06日，http://culture.news.sohu.com/20040906/n221901236.shtml.

[2] 杨猛：《易经专家反驳杨振宁〈易经〉阻碍科学启蒙？》，《北京科技报》2004年09月21日A3版。

[3][4][5][12][13][1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第11页，第8页，第11页，第6页，第16页，第27页。

[6][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220页，第228页。

[7]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第5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63页。

[9][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8页。

[11][14] 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第1页，第7-8页。

[15] 江晓原、袁幼鸣：《“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第20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