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团买东西如何付款:提升素质 科学发展——解放思想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特征。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论》）这里所说的是：“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二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在“四人帮”曾经篡夺一个时期的宣传大权、把理论问题搞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 规律”，胡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它，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它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328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离不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有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291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1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208页）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该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225页）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绝对“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他们作出的一切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只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能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所以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142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考验。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和“四人帮” 为了篡党夺权，胡绉什么“一句等于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至今，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都还存在着亟待冲破的“四人帮”设置的一些“禁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蒙昧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方面还是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须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本文选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坚决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解放思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什么要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利于活跃思想、启迪思路、推进工作的。

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倡导和积极推动

从党的十七大筹备、召开直至贯彻落实的各个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从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顺应人民群众新的期待，破解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完成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崇高使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样的战略高度，反复强调继续解放思想问题。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向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阐述党的十七大主题时指出：党的十七大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们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2007年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工作说明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保持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增强党和国家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2007年10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时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跟上时代进步潮流、适应事业发展新要求、满足各族人民新期待，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求真务实精神，贴近社会实践，集中人民智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思想的不断解放推进事业的不断发展。”

此后，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2月3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时的讲话、2008年1月15日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月22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2月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2月27日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都反复强调和一再重申了这一问题，明确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着眼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解放思想引向深入，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此突出地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如此明确地指出继续解放思想要落实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这既是有深刻含义的，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还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因此，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也不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就更透彻、更直白地阐明了：由于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继续解放思想，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前两个15年同第三个15年的连接点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个10年的后半程同第二个10年的连接点上提出和进行的，因此，这既是着眼于承前继往的，更是着眼于启后开来的，其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活力，使我们党和国家生机长存、活力长在，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万古长青。对继续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正应当这样去理解和把握。

解放思想的本质，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必须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使我们的思想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符合，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破除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夜郎自大，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实现人民群众新期待的繁重任务，使我们全党同志自觉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勇于直面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把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生机勃勃地继续全面推向前进。

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各项战略部署来进行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推动的历次思想解放，都同完成党在特定阶段的紧迫任务相联系，因此，新时期以来每个发展阶段上的思想解放，也只有紧紧围绕党的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保证思想解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有序推进、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是紧紧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来进行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是紧紧围绕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来进行的，世纪之交，在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时刻，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是紧紧围绕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进行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国范围的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来进行。

应当看到，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既指明了继续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也明确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总体要求。

比如，党的十七大深刻阐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同我们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紧密相关的树立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的问题。现在，人们虽然对党的十七大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已耳熟能详，但恐怕并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清楚，这里所说的“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指“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应当看到，精神状态问题历来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问题。大力弘扬十七大所倡导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于我们党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是至关重要的。

又比如，党的十七大还深刻阐明了继续解放思想同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求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这样说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的这个主题，在继续解放思想之前有三句话，在继续解放思想之后有四句话；前三句话实际上指明了继续解放思想要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后四句话则阐明了继续解放思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求。

我们说党的十七大主题在继续解放思想前的三句话指明了新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同所谓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两个凡是”的煽惑划清界线。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倡导的思想解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启动时期，体现拨乱反正要求的思想解放；二是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这样体现与时俱进精神的思想解放。

体现拨乱反正要求的思想解放，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和失误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通过拨乱反正来纠正失误、正本清源。即便是这样的思想解放，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式的抛弃，而是辩证分析式的扬弃。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体现与时俱进精神的思想解放，则是把保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增强党和国家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的过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继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这些创新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实现的思想理论上了不起的伟大觉醒。第一个方面的伟大觉醒，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第二个方面的伟大觉醒，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明确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第三个方面的伟大觉醒，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和发展方式。新时期以来党在这三方面的伟大觉醒，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境界；党在新时期以来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推动的历次思想解放，则是要求全党同志从理论到实践同步达到这样的新境界。

我们说十七大主题在继续解放思想后的四句话阐明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目标要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联系到十七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要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取得更大成绩，以及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的重要论述，我们就可以明白，继续解放思想同坚持改革开放都是服务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继续解放思想，是要为实现这个目标扫除思想障碍；坚持改革开放，则是要为实现这个目标扫除体制障碍。或者也可以说，新时期伊始，我们党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杀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路来；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则是要闯出一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路和新路。

说到闯出一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路、新路，就不能不提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向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阐述党的十七大精神时明确指出：“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持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胡锦涛总书记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我国发展的总道路。党的十七大在论述各项工作时，提出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要求。这些具体道路，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发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我国发展的总道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大以后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已经对这些具体道路作了新的重要发展，以实际行动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体现了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路、新路。

还应当看到，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落实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上来，表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全党继续解放思想，是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是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是把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和果断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为解放思想的中心和主题的；江泽民同志在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时，是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作为推动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心和主题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时，是把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心和主题的。可见，党在新时期一以贯之地坚持把解放生产力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去理解和把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至于发生离题万里、言不及义的偏差。这个“题”，就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这个“义”，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来进行

改革开放同思想解放既密不可分，又相辅相成。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推动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同启动和推进改革、加快和深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也是如此。或者也可以说，新起点上的继续解放思想，既要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要推动深化改革、完善改革。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衡量，用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来衡量，用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制度来衡量，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七大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要部署。十七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重阐发了如何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阐发了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着重阐发了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着重阐发了如何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同深化改革开放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

比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等等，这就体现了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上新的思想解放。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党的十七大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等，这就体现了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上新的思想解放。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这就体现了党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上新的思想解放。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等，这就体现了党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上的继续解放思想。

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十七大以后中央一系列战略部署，用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关键是要把握三条：

一是要全面领会、自觉运用党的十七大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时的讲话中，对这些宝贵经验作了深入阐发。他强调，这些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完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就启迪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把坚持改革开放同完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各项改革决策既有兴国强国的大计又有惠民富民的方略；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改革进一步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开放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二是要按照我们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思想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我国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司法制度、决策机制、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不少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我国政治体制，一方面要求全党同志立足于党的十七大所拓展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空间和实践空间，继续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思想，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坚持我们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思想，就是要始终牢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始终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要始终牢记，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就是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决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既坚定不移又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是要继续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的领导结合起来。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始终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作过深刻论述，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正因为这样，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活力勃发、充满创新和创造。

这里，举一个近几年发生的很生动的事例。如同三十年前，发端于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解决了我国18亿亩可耕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开拓了一片造福我国几亿农民的“希望的田野”一样，在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许多地方和部门只是在18亿亩耕地上做文章，对如何破解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这一难题感到求索无解的时候，发端于福建省洪田村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举解决了数倍于18亿亩耕地的集体林业用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又开拓出一片给广大农民带来新的福祉的“希望的山林”。这个村的农民群众从1999年起，就在村党支部书记邓文山同志带领下，自发搞起了分林到户的改革，把集体林地的经营权承包到农户，并允许对农民拥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进行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这项由农民群众自己创造并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改革，在很短时间里就由洪田村扩展到整个福建省，又由福建省扩展到其他几个试点省，现在又扩展到全国十几个省。实行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广大农民专注于山林经营，加大对林业的投入；他们还学科技、搞经营、跑市场，有效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促进了农民就业和增收致富。林权制度改革还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态建设和保护。

这一生动事例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同尊重人民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开拓出一个使各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崭新局面，就一定能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本文选自2008年《时事报告》第5期）

邓小平与中国思想解放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持,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根本，领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学习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以新的思想解放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哪个地方思想僵化了,哪个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世界的大变动,中国的新发展,党情的新变化,尤其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30年解放思想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历史。只有突出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才能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当前,尤其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围绕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要注重实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努力做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为此,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别人、别地、别国那里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要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抛弃一切错误或过时的东西,不要把已有的经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要注重转变作风,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八股套话中解放出来。

(三)解放思想要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实践标准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认识标准。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不要动不动就拿本本来,不要动不动就外国如何,不要动不动就“想当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坚持,不管有什么非议,不管有什么干扰；反之,就改正,“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历史标准。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进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原则,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则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坚持；反之,就抛弃。人民满意标准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就反对，就抛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就有正确方向，解放思想的灿烂之花就会结成丰硕的物质成果。（本文选自2008年11月4日《光明日报》）

新中国60年解放思想的若干历史经验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在中国革命时期，主要是为了解决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主要是为了解决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在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根本上统一思想，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解放思想要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要有政治勇气、实践勇气和创新勇气，要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社会环境。

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化和与时俱进，才能实事求是地正确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才能有效推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蓬勃发展。一句话，如胡锦涛同志所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加深理解什么是解放思想、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怎样解放思想、怎样才能解放思想，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毛泽东说：“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即必须从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6·25”重要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苏联经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如何对待实际工作中的困难等等问题上，都主张要解放思想，可以说，6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同这种精神状态和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一）解放思想的道路并不平坦。

解放思想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个是对解放思想的滥用，一个是对解放思想的压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们党内，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主观主义逐步滋长起来，解放思想的口号在许多情况下被滥用，常常成为主观蛮干的代名词。例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极端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批“条件论”，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主观主义的口号，醉心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主义空想，有时“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8页），结果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对解放思想的一种严重干扰，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还有一种干扰，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以至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这两种干扰的教训，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忘记。

（二）新时期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

“文革”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广泛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进而实现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道路、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深刻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把解放思想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第143页）针对一些人对解放思想的误解和曲解，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谈话中，深刻揭示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上，第279、364页）就是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个观点，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是对我国解放思想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一个科学总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结起来，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谓精髓，就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又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二、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事关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

解放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在中国革命时期，主要是为了解决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只有着力探索和回答重大基本问题，才能在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才能从根本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6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四个重大基本问题。

（一）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个指导思想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在中国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革”结束之后，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坚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问题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我们的理解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误解和曲解，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深刻揭示了中国国情，制定和实施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从而开辟了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引领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其所以正确，就在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的活生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三）创造性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这集中体现了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稳定、发展和进步，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毛泽东提出，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续推进这一伟大工程，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必须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强调党的建设必须突出解决时代提出的两大历史课题，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解放思想，使我们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四）创造性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即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协调的而非失衡的，持续的而非一时的，以人为本的而非与人无关的甚至危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理论上的创造性运用，是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创立是解放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的贯彻落实又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改变那些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努力破除那些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解决那些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

坚持真理观上的实践标准、历史观上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上的人民利益标准，是破除种种思想障碍、不断促进思想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又一条历史经验。

（一）坚持实践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这一观点强调这一标准的唯一性，即只有这个标准，此外再无其他标准。这就为解放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种理论、一种观点、一条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都只能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而后决定取舍。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相信、就坚持、就拥护；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不信、就改正、就反对，而不管它出自什么书本、来自什么人之口。这就叫解放思想。以此作标准，我们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破除了对西方思潮和制度的盲目崇拜，也破除了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和做法，使我们获得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针对改革开放中一些人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热衷于概念之争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不要搞抽象争论，“要由实践作结论”，“让事实来说话”。就是说，既要靠实践去解放思想，又要靠实践去统一思想，因为“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这是对实践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在实践标准问题上，我们这些年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既不把别人的本本和经验当作教条，也不把自己以往的认识和做法当作桎梏，自觉地以实践作标准检验一切主观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视和发展生产力却被指为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而被批判，其影响所及，在改革开放中使一些同志往往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去抽象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把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反对；把许多束缚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坚持，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针对这种思想僵化状态，我们党重申生产力标准，指出：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去剪裁社会生活、判断姓“社”姓“资”，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窒息社会主义活力。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历程表明：坚持生产力标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长期加以坚持。

（三）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前，第1096页）这是由我们党的世界观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离开了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奋斗和理想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变得毫无意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归根到底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要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它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我们必须以此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凡是符合这一根本标准的就坚持、就拥护；凡是违背这一标准的就改正，就反对，这样，解放思想才能有正确的方向。

四、要有政治勇气、实践勇气和创新勇气

解放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但需要进行艰苦的研究，而且需要冲破种种的阻力，甚至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解放思想的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坚定不移地推进思想解放。

（一）增强政治勇气。

在国际共运中，苏联模式曾经被神圣化，认为坚持那一套东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违背那一套东西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就叫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就要批判、干预、直至出兵镇压，所以，突破苏联模式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在我国，冲破“两个凡是”也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一篇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ABC的“真理标准”的文章竟好像犯了弥天大罪，被指为“砍旗”、“丢刀子”、“方向性错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很大的政治阻力，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举办乡镇企业，到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都曾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这种争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因为解放思想不仅是个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观、价值观问题。尤其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着力探索和回答的问题都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基本问题，事关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理论体系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因而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勇敢面对。毛泽东强调“五不怕”，邓小平强调“敢摸老虎屁股”，讲的都是政治勇气。这种政治勇气，来源于我们对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信念，如邓小平所说：“凡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二）增强实践勇气。

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事情，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到；外国人没有干过，我们的先人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在干中学习。这就需要敢试敢闯，敢冒风险，“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同前，第372页）在试验和探索中，出现失误、犯了错误怎么办？邓小平主张，第一，不要怕，“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既然是新事物，难免犯错误”，“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同前，第367页，174页，263页，203页）。第二，注意随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同前，第372页，371页）。有了这两条，我们就会逐步走出一条新路，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改正。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开拓出来的，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三）增强创新勇气。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创新，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推进思想解放，必须增强创新的勇气，既要勇于超越书本，又要勇于超越他人，还要勇于超越自己。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只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五、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社会环境

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但决定于每一位社会成员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和勇气，而且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大环境。60年思想解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思想解放，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社会环境。

（一）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民主法制环境。

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这是对我国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一个深刻总结。像“文革”中那样设置禁区、堵塞言路、滥施淫威、以言定罪，只能窒息人们的思想。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采取压制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推进思想解放，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以职务高低论是非，职务可以给人以权力，但是不能保证给人以智慧，无论何人，职务高低也好，权力大小也好，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都是平等的，不能以权势压人。在文化科学问题上，必须坚持“双百”方针，不能把阶级斗争当作标签到处张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必须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鼓励人们为追求真理而大胆探索，即使犯了错误也只能帮助教育，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以法治保障民主。保障人们不断地思想解放。国内外的长期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就不可能有思想上的科学化。

（二）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体制机制环境。

思想是否解放，不但同政治环境有关，而且同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体制有关。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最大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几个人、特别是集中于第一把手。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一些人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个人依附现象。这哪里还会有什么思想解放？因此，解放思想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体制，也包括对于干部的选举、任免、聘用、考核、监督、弹劾等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上，第33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改革需要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依赖于体制改革，二者是统一互动的关系。

（三）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思想文化环境。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两个凡是”——凡是皇帝讲的话都是真理，凡是圣人写的书都是真理，叫唯上、唯书、不唯实。一个时期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做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我们批判了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错误做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可见，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是同批判唯上、唯书、不唯实的错误思想路线分不开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清除“两个凡是”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们要坚持以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两个尊重”，不断地去克服唯上、唯书的“两个凡是”，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获得新的解放，使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本文选自2009年10月12日《北京日报》）

继续思想解放

——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部中国开放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描述成一部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就大的思想解放来说，主要有四次: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97年，“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2005—2007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破立统一、上下互动、义利统一，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规律。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等方面。解放思想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解放思想，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依据。解放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质属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法宝，而且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继续解放思想，应着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实践的发展，着力冲破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观念束缚和机制体制障碍。同时，领导干部要在解放思想中率先垂范，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要勇于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努力形成继续解放思想的强大合力。

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伟大历程

展开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卷轴，可以发现思想解放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项崭新事业的开创中，思想解放的作用更为突出。一部中国开放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描述成一部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根据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的思想解放大体上有四次。这四次思想解放都带来思想的更新，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重点有所不同。

（一）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第一次思想解放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为标志。

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文革”结束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严重禁锢，导致党和国家的工作持续徘徊，引发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迅速席卷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1978年1月9日和3月26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风与认识路线》、《标准只有一个》，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这两篇文章由于篇幅不大、发表位置不突出，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从中可以反映出理论界已把研究的视角直接切入真理标准这一主题了。1977年下半年，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投寄《光明日报》。1978年4月上旬，《光明日报》理论部拟定将此文发表在《哲学》专刊第77期。新到任的杨西光总编辑看完文章大样后认为此文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决定对文章作进一步的修改后在报纸的显要位置发表。当他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便约请胡福明、孙长江和《光明日报》理论部的马沛文、王强华一起讨论修改意见。文章经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修改后，又送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再作修改，最后经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阅，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即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等省市报纸转载，接着各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理论文章的发表在领导层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具有更加特殊而广泛的政治意义和深远影响。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解脱出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场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的历史转折，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阔步迈向历史新时期作了充分思想准备；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长远来看，这场讨论，还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推进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年前，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的这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总之，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

（二）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到了1990年、1991年的时候，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重要时刻。当时距离苏联、东欧剧变不久，有人认为苏联、东欧事件因改革开放而起，反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大有可能成为中心工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姓社姓资”的争论剧烈，严重束缚人们头脑。不少人认为引进外资、民营经济都是资本主义。而此时中国的经济正急剧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加之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思维模式如同精神枷锁，使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挣脱“姓资姓社”的思想羁绊，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继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成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内在要求。

面对“姓社姓资”的诘难，面对改革开放该走向何方的尖锐问题，《解放日报》1991年“皇甫平”四篇评论文章开了第一腔，以小平同志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简称“南方谈话”）为标志，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强调：“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许多开创性的思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也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从此，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相对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来说，1992年的这次思想大解放，已经从哲学层面转向对经济体制的哲学思考，即突破了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打破了计划经济崇拜，树立了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

（三）1997年，“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以江泽民的“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的。

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社会面前。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甚至十分尖锐的声音。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来自“左”和右的责难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这样，江泽民的“5·29”讲话才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上的新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结果，冲破了所有制崇拜，进一步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的权威。

（四）2005—2007年，关于“改革”的争论。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以胡锦涛的“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为标志。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社会上却产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质疑。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认定：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有人则认为，“当前是我们改革的根本方向出了问题。不是什么执政能力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借机批判改革，否定改革。大规模的争论发生在 2005年，争论的问题也很集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争论非常激烈，社会各界非常关注，中央也非常关心。

2006 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温家宝总理也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2007年6月25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七大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对过去30年以来实践的充分肯定，也是对100多年来革命历史的血泪总结，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更顺应了新时期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这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真正确立“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崭新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解放思想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经验

（一）解放思想的内在规律。

——解放思想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思想认识的逻辑过程是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相统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方法，也是贯穿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历程的主旋律。新时期解放思想作为主体精神状态、思想认识所发生变革和转换的过程，是我们坚持和发展实践标准，逐渐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是主体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解放，从破除外层思想障碍到摈弃深层的思想束缚，按其内在逻辑发生“内化”的过程。这一“思想进程”是和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全国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相统一的。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从一轮轮的改革攻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构成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连续过程。

——解放思想是破立统一的过程。解放思想是破旧与立新的统一，破旧是立新的前提，立新是破旧的目的。在邓小平看来：“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31年来解放思想的历程，正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既讲“破”又讲“立”，应“破”即破，应“立”即立，“破”“立”统一的过程。从破除“两个凡是”的崇拜到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破除计划经济和所有制的崇拜到树立生产力标准、科学发展的标准，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解放思想的“破”与“立”所坚持的原则即实事求是，一切依主体实践活动的需要和思想态势变化为转移；而实事求是的“破”与“立”，又是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去伪存真为前提的。二者都是建立在实践标准的同一基础上的。

——解放思想是上下互动的过程。解放思想作为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进而促进对客观世界改造的自觉活动，是群众和领袖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领袖与群众上下互动的过程。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他们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生产斗争中，提出了许多需要作出理论回答的重大问题。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这一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经济特区同样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由此开启了对外的重大行动；乡镇企业也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由此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除了农民的创造、工人的创造外，也包括知识分子的创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都是理论工作者首先提出来的。解放思想的一个个创举表明，人民群众始终站在解放思想运动的最前列，是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主体和根本动力。群众的思想解放又总是由领袖支持与推动、引导与领导、总结与升华的。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体察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意愿和要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正确判断是非曲直，为思想解放运动端正航向；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善于将群众思想解放的创举与典型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使思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

——解放思想是义利统一的过程。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源于主体的利益需求，解放思想的过程也就是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正是利益驱动着主体不断解放思想。这里的“义”是指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和取向。社会主义的“利”决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利”。解放思想作为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认识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既取决于认识判断即对真理的追求，又取决于价值判断即对利益的需求。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一般来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进步还是落后，是趋于解放，还是趋于保守，终究是由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关系决定的：当主体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主体就不会愿意接受新措施、新办法，不愿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而宁愿墨守成规，囿于传统；与此相反，当新措施和新办法能够给主体带来物质利益时，他就会乐于接受，乐于改弦易辙，解放思想。我们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党倡导解放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正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义利观，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身的利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团结起来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共同奋斗。正因为我们党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是一致的，是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基础的，所以才成为我们党自我解放的强大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个统一”是解放思想的规律性在不同侧面的体现，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视角来看，解放思想“四个统一”的过程，又是思想方式变革与生产方式变革相统一的过程。

（二）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的，两者是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践为基础，二者统一于实践，并且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解放思想不应当也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胡思乱想，总要以客观实践的发展为依据，用实践来检验已有结论的对错。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表面上看，它要比“大跃进”中的解放思想“保守”得多，然而它是一种大胆的思想解放，因为它是真正以实事求是为根据和目的的思想解放。诚如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龚育之所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承认落后，逐步改变落后的理论，是要求人们认识改变落后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求人们在这方面应该有自觉性和坚韧性的理论，而不是安于落后的理论。”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如果解放思想不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和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这样一个目的，解放思想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正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即“一个实际”和“三个解放出来”的统一。“一个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个解放”：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不能用压服的办法，推进解放思想，必须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就要说新话，就要对现有的理论观点和制度、机制、办法有所评论，甚至否定。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人们才能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真正弄清是非，寻找突破口，实现思想的解放。只有这样，人们才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有用的话，才愿意深刻地思考问题，打破思想僵化，形成新的认识。所以，31年前邓小平讲的那句话“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直至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总是不断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在排除干扰的时候，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能够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我们党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展开斗争；另一方面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情况，比如对于可能会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错误观点，采取“不争论”的方法，让实践来做出裁决。党中央在领导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包括：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要正确区分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要坚持科研无禁区，宣传守纪律；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团结最大多数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最终达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解放思想的依据

（一）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质属性。

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变和飞跃，无不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事物的创新就到什么程度。

——解放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这是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方法而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一些具体论述可能不再适用，而实践又会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打破主观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就是哲学上所讲的认识路线，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作指导的问题。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求不能墨守成规、本本主义，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积极探索，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总结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对解放思想的新定位，从党的思想路线本质要求的高度把握解放思想对于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二）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诸多困扰我们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思想解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通过科学发展的实绩来检验。今天的解放思想，与31年前的解放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但两者又有不同的阶段性内容、任务和特点。当前，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上来。实践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经过31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凸显出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还有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出现，亟待解决，必然触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的关系更加复杂。一般而言，这场历史性的改革，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向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进一步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以往大得多。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大解放，不但必要，而且及时。

（三）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自我超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开创这条道路，依靠的是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和强大动力。今天要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同样离不开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和强大动力。只有强调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破除对外国经验和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才能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无坚不摧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前人没有做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许多问题在经典著作中也不可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起点不但发展的起点高，对发展的要求也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体制障碍、结构束缚、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把解放思想作为思想保证，才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运用解放思想这个锐利思想武器，才能科学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科学应对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科学分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新的行动纲领和新的大政方针，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新起点上继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对外开放经历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形成了大改革大开放的局面。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空前活跃，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进发了出来。农村、科技、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也都取得重要进展。现在，我们在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体制机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新起点不但发展的起点高，对发展的要求也高。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体制障碍、结构束缚、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四）解放思想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这不仅是因为一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还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即使是过去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观念和经验也同样需要变革。“真理是相对的”，人们的思想必须跟得上实践的发展。我国改革发展变化之大，不要说31年，就是10年前的形势也和今天大不相同。10年前改革发展的经验放在今天，恐怕大部分已经不合时宜了。如片面地理解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可能会盲目强调发展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发展而轻环境，重速度而轻效率，重增长而轻节约。又如误解市场经济，一切都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就可能导致政府逃避责任，忽视在市场经济中关注民生的重要性等等。总之，过去的新观念同样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样需要在思想解放中变革。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解放思想

（一）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和使命。

——着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实践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走科学发展之路，为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巨大的舞台。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开拓新的发展思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继续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在改革开放中迈出新步伐。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努力。

——着力冲破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观念束缚。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的过程，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虽然表现在工作上、作风上、体制上，但根源还在于思想解放上有差距。当前束缚人们的思想观念主要有四种：一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唯上唯书不唯实，不敢作为，不能创新，只会“等”、“靠”、“要”，重审批轻服务，管得过死过多过细，使资源配置市场化形成无谓障碍，行政作为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失措；二是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理念，“见物不见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采用简单的GDP指标，相对忽视教育、文化、卫生、环保、人的幸福指数等方面的考量，在“做大做强”时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忽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忽视资源环境代价和社会成本；三是封建意识残余，由于我国封建历史长达两千余年，这种影响既根深蒂固又潜移默化，服从真理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不浓，班子内、干部队伍中论资排辈思想还比较严重，一事当前，总是察言观色，考虑辈份级别，生怕冒犯权威，有时甚至附和不合理的错误方案和结论，牺牲国家、社会和群众利益，曲意逢迎长官意志；四是落后的小农意识，安常守固，骄傲自满，小富则安，小进即满，畏首畏尾，不思进取，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因此，要完成新阶段的各项目标任务，更需要在解放思想上登临新境界，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思想决定行动，是个管总的东西。“总阀门”不打开，讨论问题难免就事论事。思想上搞通了，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着力冲破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解放思想必须着眼于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这方面的障碍也主要有四类：一是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越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仍然存在，致使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发生扭曲；同时，政府职能“缺位”现象亦普遍存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挥不全，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社会分配不公和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广泛存在，一些民生问题长期难以统筹解决。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管理链条过长，冗员虚职较多，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科学机制不强，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一些单位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或独断专行“一言堂”，或议而不决甚至久拖不决，致使工作推进不力，政府效率下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三是现代企业制度与微观经济机制仍不健全，经营管理比较粗放，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自我约束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与世界著名企业相比还不强。四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远未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下经济自由的诸多障碍尚未清除，一些领域资源浪费、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现象大量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远未形成。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对国内别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没有碰到、难以推动或改而未果的领域及其相关的深层次矛盾和影响面大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大胆改革和攻坚。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和要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和深化财税、金融等各项改革，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二）形成继续解放思想的强大合力。

——解放思想需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思想水平改造提高的过程。领导干部能不能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直接影响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发展走向和改革创新的力度。要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培养造就一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善于推进科学发展的干部队伍。领导干部是解放思想的主角，应自觉联系个人实际和本单位实际，认真查找制约科学发展的问题和根源，在解放思想上走在前面。领导干部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带头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当前，首要的就是围绕科学发展，扎实搞好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创新实干的能力，使调查研究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法，成为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其次，就是要敢于突破惯例，敢于超越自己，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勇于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30年前，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就是一批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意识，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无论是作为经济改革发端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无不包含着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探索。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我们既面临繁重的任务，又具备理论创新的良好条件，广大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要继续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新贡献。（本文选自《2009年秋形势与政策》）